在中共两会期间，中国民盟（民主同盟）的一份提案显示，据农业农村部抽样调查，截至2019年上半年中国村级债务总额已高达9,000亿元人民币（约1293.1亿美元）。对于全中国70万个行政村，村级组织平均负债达130万（约18.7万美元）。

而在2020至2022年疫情持续的三年中，全国70万个自然村新增加的花费有多少？是否由上级拨款？有没有新增债务？目前都看不到确切数据。

中国民盟在提案中说，村街组织通过金融机构和其它单位及个人的借款形成的债务，都需要支付利息，即使不增加新的债务，利息也使债务总额不断增长。仅湖南一省，2020年的负债村就占全省农村总数72.49%，村均负债108万元（约15.5万美元）。

提案把村级债务额呈现持续上升趋势主要归结为，村级组织自身财力不足，却又普遍举新债来实施项目所致。因为债务存量较大，增量成因复杂，其风险也越来越大。

近年来中共国家乡村振兴局大搞“建设新农村”，在县政府承诺提供补助或按比例出资的前提下，许多农村都盲目搞起了“美丽乡村”“养老院”“移民新村”等项目建设。因县政府自身也捉襟见肘，其承诺也就变成空头支票。

今年国务院提请两会审议的机构改革方案中，将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单设的副部级“国家乡村振兴局”，划入农业农村部辖下。乡村振兴局在此次中共人大会后已不复存在。

目前，在中国被广泛推动的农村项目之一是旅游业。中共政府做了一系列宣传，部署通过吸引外地人观光旅游来提振经济。事实上，目前在中国同一个文化区域、同一种山川河流地貌、同质化建造的小商品商铺＋农家乐餐馆＋酒店的旅游模式，中国大陆本地游客都乏人问津，也没有吸引到外地游客。在中国，大部分村集体几乎是举债维持运营，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小村大债”成了中国农村的普遍现象。

另外，据记者了解，在中国，村级组织债务分布并不均衡。像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山东等较为富裕的省市，很多行政村的经济发展能力也比较强，村集体、村控股的产业相对比较多，具备一定偿债能力。

据调查发现，中西部绝大部分的农村乡镇，基本上没有什么产业，这些农村所欠的债务远超130万元（约18.7万美元）这个均值。目前，这些地区的县级政府甚至都处在等待省市一级政府财政预拨付款项的状态。这些农村偿债相当困难。

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村集体债务逐渐私人化，债务人是村集体，债权人则是与村官关系亲密的利益群体。政绩工程下的利益合谋是村级债务形成的内在动机。工程就是村官的一块“肥肉”，各种利益主体参与到这些项目的建设中，上级政府要政绩，村集体要面子，村官要利益。

湖北的农民2021年曾披露一个在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现象：“承包村里工程的两个工程队，都是书记的亲戚朋友。上面的钱下来了，自己（村书记）先捞一点，工程队的先欠着，成为村集体债务。”

中国问题专家、时事评论人士石山3月12日对大纪元表示，“不管村集体欠债多少，与各级官员都没什么关系，卸任后拍屁股走人。倒楣的是普通农民。按中共统计局说法，中国城镇化率为65%，农村常住人口就是4.9亿人。简单计算，每个农民平均负债1.84万元（约2,644美元）。中国农民没有低保，现在又莫名其妙背负了债务。这些债务将给他们带来经济压力，甚至会影响到其正常的生活。”

(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3/3/16/n1395186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