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度政治化的中国大陆，每一个政治人物塑像的出现都是一个敏感的政治符号。柯庆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上海王”、一个中共党史上很有争议的“毛左”，在离世58年后其雕像突然在上海落成，基座上刻着“诚实”两个大字。

4月9日，上海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及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等一众中共官员参加了揭幕仪式，还召开了“柯庆施同志与上海”专题研讨会。有分析认为，此事应是习近平向“左”转的一大信号。在江派的老巢做此事，必得到习近平授意或认可。

柯庆施（1902年10月10日～1965年4月9日），原名柯尚惠，又名思敬、怪君，号立本， 安徽歙县人，1920年加入“共青团”，1922年转为中共党员。他与中共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是老乡，且来往密切。

1922年1月，20岁的柯庆施与张国焘等人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受到列宁接见。张国焘脱离中共后，柯庆施成为中共党内唯一见过列宁的人，这也成了他一大政治资本。

柯庆施曾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延安女子大学副校长。1947年，成为中共从国民党手中夺取的第一个华北大城市石门市（现石家庄市）市长。1949年冬，就任南京市市长。1954年9月，柯庆施接替陈毅出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成为主政上海十来年的“上海王”。

在中共党史上，“盖棺未定论”的柯庆施是一个充满争议的矛盾人物。他曾官至中央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他在毛时代时刻保持和“伟大领袖”高度一致，深得毛泽东的器重。坊间盛传，毛曾有过“以柯代周”，让柯庆施当总理的想法。

柯庆施紧跟毛泽东推行极左路线，被称为“毛主席的好学生”。他被视为对毛搞“个人崇拜”的始作俑者。

1958年，柯庆施就看出了毛的风向。他让张春桥为他作笔的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得到毛泽东极力赞赏。毛认为“乘风破浪”有气势，符合他要“乘东风压倒西风”赶英超美的“大跃进”构想。

柯庆施虽然早在文革开始的前一年就已离世，但有观点认为毛后来发动的“文革”与他不无关系。他与后来成为“四人帮”成员的张春桥和姚文元都有密切关系，据说张春桥在当时就是他的头号智囊。1965年初，江青到上海策划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柯庆施、张春桥向她推荐了姚文元。同年11月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被视为“文革”的导火线。

文革后，邓小平时期中共八老之一的陈云曾两次讲话，暗示柯庆施对毛的历史过错负有相当大的责任。中共前改革派总书记胡耀邦曾就柯的问题专门请示过邓小平，邓回复说先审查康生、谢富治的问题，柯庆施的问题以后再解决。柯庆施是中共“八大”20名政治局委员中唯一没有出版传记的中共领导人。

自相矛盾的柯怪

柯庆施有个绰号叫“柯怪”，源于他早年为自己取的笔名“怪君”。此外，他个子高，鼻子大，有点驼背，长相也有点怪。女作家丁玲写的《我所认识的瞿秋白》一文中曾写及“柯怪”，说他是一个谈不出什么理论和趣事的，不受女生欢迎的“烂板凳”。

曾做过柯庆施秘书的原《文汇报》总编辑马达回忆说，柯庆施平日神情严肃，每天一大早就到办公室看报，成天就是在开会和找干部谈话。当时《解放日报》的正副总编辑都不敢走近他的办公室和家门，怕被他给抓去谈话，上阶级斗争的紧箍咒。

据说，柯庆施把跳交谊舞视为“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多次指示市委机关禁止舞会。但毛泽东到上海时，柯却连忙吩咐组织舞会，派车接戏剧学校、芭蕾舞校等文艺单位的女性来做舞伴陪毛泽东跳舞，连他自己也违背禁令走进舞池扭起来。

柯的办公桌玻璃板下压着毛泽东语录，床头放的是毛泽东著作。他虽然追随毛的极“左”路线，但也会为自己盲目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而感到不自在。有前上海市委办公厅的人回忆说，1958年，柯庆施看到原上海县（1992年撤销）的一个生产队放了一颗早稻亩产2000斤的高产卫星，认为不可信，连夜让人通知上海的党报《解放日报》以及《文汇报》等不得见报。“大跃进”期间，上海损失相对较小，也许和柯还保留了一点理智有关。

“诚实”的忠诚

在柯庆施死后的墓碑及新竖的雕像基座上都刻有“诚实”两个字。但是柯庆施对中共并不诚实，唯有对毛的诚实是真实不虚的。

据柯庆施的老同事陈丕显在回忆录中陈述，1933年，柯庆施受中共指派，携带大量经费从上海赴满洲执行任务。因敌情紧张他不敢去，待在天津把经费都花了。柯在向上级述职时，先谎称火车不通满洲，后来又改口说已去过满洲回来了。柯的欺骗行为，直至1935年中共满洲省委向中央汇报工作时才被戳穿。柯庆施在延安整风期间因此受到审查，结论是“犯有在危险时刻动摇并欺骗组织的错误”。

但柯庆施始终看毛的眼色行事。1958年3月，柯在中共的“成都会议”上，留下了一句他吹捧毛的经典“名言”：“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成都会议两个月之后，经毛泽东提议，柯庆施被增选进入中共政治局。据说，柯庆施这句“名言”源自大汉奸周佛海在抗战前吹捧汪精卫时说的“相信主义要做到迷信的程度，服从领袖要做到盲从的程度” 。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柯庆施本来准备谈“纠左”的问题，但当他看到毛泽东拿出彭德怀的信，预感苗头不对时，就连夜派人下山找来新的报告材料，转为“批右”。

研究过柯庆施的中国知名传记作家叶永烈曾在文中提过，柯庆施特别留意学习毛的言论，特别是毛在各种会议上讲的，没有见诸报端的“最新指示”，他总是不断往本子上记，揣测着毛泽东思想中新的波浪。这很契合党媒大力推广学习习近平思想的“学习小组”运动。

原江派大员李鸿忠曾以一句“忠诚不绝对，绝对不忠诚”肉麻地向习近平表忠。在毛时代绝对忠于领袖的柯庆施，无疑是现在中共官员效忠当前领袖的最佳样板。

习近平的方向标

中共领导人在内部斗争中巩固自己的权威每次都是通过政治整风实现的，毫不例外，习近平上台后的“打虎”反贪运动同样想通过党内整风稳固权力。在中共的整风历史中，柯庆施是一个知道如何标清风向、忠于“领袖”的人。

习近平近些年放弃邓小平“韬光养晦”的策略，大力宣传“东升西降”的大国战略，这和柯庆施追随的毛式“东风”方向一致。

独立撰稿人诸葛明阳认为，“近年来习近平的作法都是在往毛时代的路线政策转，他要求中共内部对他绝对忠诚，而柯庆施则是一个忠诚领袖的典范。此次给柯庆施立像，无疑是习发出的一个强烈政治信号。”

他表示，上海是个很特殊的地方，它是中国的经济金融中心，又是江派的老巢，而现在习近平重用的人——王沪宁、李强也都与上海有着密切联系。

——《时事人物》制作组

(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3/5/22/n1400187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