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全球经济陷入凄风苦雨，分配不均和脱贫还是大课题，而如何让经济永续发展或成长更是大哉问，经济学能否扮演角色受到关切。 不可否认的是，工业革命之后许多地方的经济成长有着辉煌成就，自二次大战结束以来，“现代经济成长”就成为一门显学。先是探讨“经济如何起飞？”接着探索“如何持续成长？”而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好几次颁给经济发展学者和经济成长学者。

经济成长是脱贫动力

在经济起飞的研究上，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路易斯（A. Lewis,1915~91）认为一国的平均储蓄倾向必须高达12%以上，才能到达经济起飞的程度，而已故的蒋硕杰院士更以严谨的数理分析得到经济起飞的条件，亦即一国的平均储蓄倾向（储蓄占总所得比例）必须大于（资本占总所得比例）和人口成长率的乘积，他也以实际资料得到台湾的经济起飞是在1963年。经济一旦通过起飞点就得以“自力成长”，好比飞机一旦起飞之后就能在空中自在飞翔。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成长模式也得到世人的肯定并被模仿，所谓的“经济自由化和出口导向政策”可作为简单的涵括。

在经济成长理论上，最有名的当属“新古典成长模型”，代表人物是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梭罗（R. M. Solow）。不过，精致的新古典成长模型，在实际应用时，常与实际现象不合。在每人所得有一个静止不动的长期稳定均衡方面，与我们熟知的，许多国家有连续成长一百年以上的每人所得之事实不合；另一方面，新古典成长模型推论出，技术与偏好相同的国家，每人所得会逐渐接近；这与世界银行1984年的研究和顾志耐（S. Kuznets，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研究都有违，事实上，贫富国家之间的成长差距是在拉大而非接近。

成长模式和政府政策应当如何？

到1990年，纽约大学教授保罗·罗默(Paul M. Romer) 发表〈内生技术变革〉(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这篇划时代论文，“新成长理论”于焉出现。罗默将技术由“外生”(即“我们不知道的”或“无知的”)，转为“内生”(即“可以创造发明的”)，做了一番惊天动地的变革，而美国前总统川普发起的“美中贸易战”，“技术剽窃”就是一大关键因素，也证实“技术是可以研发创造的”。但这种“知识”却很莫测高深，往往不是个人或民间所可单独为力的，必须政府的大力支持才可。就是对“政府干预与否”的看法，与芝加哥学派传统扞格，出身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罗默，乃由芝加哥大学出走到美国东岸的纽约大学。

“内生技术变革”的理论基础就是“知识具共享性”。在人力资本和科技资源所发挥出的创意和创新，需要政府在教育、训练和科技政策上担任“一定程度的积极管理”角色。于是原本无法与央行总裁、财政部长，甚至贸易谈判代表平起平坐的科学部门主管与教育部长，由于科技、训练，以及教育政策将被全世界所有国家视为政府必要与合法的责任，其重要性与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不相上下，而要善加执行这些政策的难度甚至更高，其地位乃水涨船高。特别在知识经济盛行，电脑科技日新月异，网际网路无远弗届、AI兴起的21世纪，将更为明显。

在经济理论上，“内生技术变革”所表达的是“报酬递增”或“生产力向上”的情况，而垄断性竞争市场也取代完全竞争市场，于是“稀少性”这种经济学一直以来的假设，将被“富足性”取代，而过去二百多年来基本经济分析的土地、资本、劳力三大基本投入要素，也被“人、概念、东西”取而代之。为了明确表明此种变革，就必须以高深数理模式来呈现，经济学数理化的境界乃更见提升，数理经济学也更为兴盛。

罗默建立的“内生技术经济成长”模型，将“知识”完整的纳入经济和技术体系内，使其做为经济成长的内生变数。罗默提出了四要素成长理论，除了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资本和“非技术劳动”外，又加上了人力资本（以受教育的年限衡量）和新思想（用专利来衡量，强调创新）。他在2018年也因这个创见获颁诺贝尔经济学奖。

另一方面，当1980年代苏联和东欧，以及中国都不约而同放弃共产体制、朝向自由经济之路发展，且在经济成长上取得重大成果后，所谓的新兴国家就如雨后春笋般一一涌现，甚至于成长的成就凌驾先进国家，于是发展模式或成长模式应当如何，成为热门课题，特别是中国的放权让利、渐进改革的方式被普遍推崇，而“休克或震荡疗法”与渐进开放孰优的论辩，以及“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争论更是方兴未艾，其中，“制度变革”是主角，如何平稳过渡和如何“永续发展”一直是热门话题。政府角色的扮演和政府政策应该如何更是中心课题。中国经济成长模式是被探讨的热门案例，经过40多年的快速成长，中国经济是不是到了崩溃的时候？是不是仍然像苏联1930年代和1950年代一样的昙花一现而急速陨落呢?

返还亚当·史密斯的道德情操

罗默在1990年发表的〈内生技术变革〉这篇划时代论文，被大卫‧华许（David Warsh）这位记者兼经济学家，在2006年写成的《知识与国富论：一个探索经济成长的故事》（Knowledge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A Story of Economic Discovery）这本书作为主角，讲述经济学和成长理论演化的故事。

华许在生动且精彩的讲述当代经济学的演进之后，更点出了重要的意涵。正如华许在该书最后一段所指出的“经济学让人兴奋的盛况目前已达颠峰。不过最大的挑战仍然横亘面前，比国家财富更‘深层’的秘密还有待发现，也就是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称之为道德情操的天赋—关于人性，也是我们宣称的人道。”毕竟罗默所带动的新成长理论或知识经济学，系基于高科技的带动，由而创新的日新月异让报酬似乎递增，人类也好似愈来愈富足。

不过，不要说全球的“赤贫”还消除不了，连先进国家中都出现明显M型社会，中产所得阶层流向低层者众，而地球暖化、天灾人祸连绵不绝且愈来愈严重，恐怕都是可怕的后遗症。而当2023年初“Chat GPT”迅速爆红，引来AI取代人、奴役人、科技发展对人类究竟是好或坏，甚至人类会不会被灭绝等等深层问题都被热烈讨论。

就在2017年，笔者写作《亚当．史密斯》一书，重温并广泛阅读一些文献，而后再消化、咀嚼且深思后，已经有返还“简单”、“明确”的结论：“千规律、万规律，只有自由市场规律这一条”，而“善用资源、惜用资源”、“和谐分工合作”，让“天生我才必有用”发挥作用，人人抱持“同理心”、“同情心”尽职尽责，而在“自助、互助、人助、天助”下“永续发展”所呈现的“代代相传”、“明天会更好”也就得以实现。

要知道，史密斯在1759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才是根本，而《原富》(The Wealth of Nations)则是探索财富(wealth)的本质，以及如何促进财富的增长，是典型的探讨“经济成长”课题。我们实在有必要回归亚当．史密斯，好好返本归真向史密斯挖宝。

所以，正如大卫·华许所说的，是应该到了唤回经济学的始祖亚当‧史密斯的“道德情操”或“伦理道德”的人性或人道的时候了﹗

顺便一提，今年(2023)6月是亚当·史密斯诞辰300周年，在这个日子里，更让我们感怀他的真知灼见及悲天悯人的胸怀！

（作者为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3/6/27/n1402340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