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经济低迷，就业困难，让很多青年人跑去非洲谋生。中国人登陆非洲久了，渐渐克服了对贫穷、战乱、可怕社会治安的恐惧。对在中国就业市场受挫的年轻人来说，非洲是退路也是出路。

为什么去非洲

2017年出版的《下一个世界工厂》的作者孙媛（音）说：“美国人在店里买到的许多东西是中国企业生产的。”她说，“但生产地点不在中国，而是非洲。”

孙媛提到赖索托，一个位于非洲南部的小国。当地有数十家服装厂为牛仔裤品牌Levi’s、柯尔百货和沃尔玛超市提供商品。厂里工人可能是赖索托人，但厂主是中国人。

21世纪开始，随着加入WTO，不少中国企业和商人把眼光转向了最不发达的非洲。二十多年下来，特别是习近平上台后推行“一带一路”的扩张政策，更多的中国企业涌向非洲从事基建、贸易、矿产等行业。

除了雇用当地便宜的劳工之外，大量在中国大陆生存无望的年轻学子也跑去非洲。一些人对媒体讲述了他们为什么去非洲的故事。

22岁的茉茉2022年7月毕业于广州一所985高校，管理类硕士。她到非洲的一个原因是，以前学校做课题时去过非洲，此外还和就业大环境有关。她被招到一家在刚果金的中国民营科技企业工作，为企业招聘本地员工和中国员工。

她周围每个中国同事都告诉她，来非洲工作是因为这里高薪。经她详细了解，外派非洲的薪资由两部分组成，正常部分是硕士每月1.5万到2万（人民币，下同），这部分和国内同岗位薪资区别不大；另一部分是很可观的海外补贴，企业会综合外派国家的各方面条件给补贴，“你所去的国家越混乱，越危险，你能获得的补贴越高。”茉茉介绍。

曾可依去年毕业于国内一所211院校法语专业。她在喀麦隆一家私营企业做销售。这之前，她对非洲没有任何印象。她说，“来到这里明确的目的就是挣钱，我和我同期的同学都想要一个物质保障，就等着在这里工作两三年，回去买一套房子。”她只想拚命储蓄，感觉把钱攥在手里才安心。

开始的时候，曾可依压力比较大，销售行业从头干起，每天下班回到宿舍还要再学习，每个周六上午都要上班。跟当地的客户打交道也不容易，每个区域都有自己的法语口音，这些跟以前在课堂上学到的不太一样。

张兰兰出国之前在国内一家电商企业工作，想到非洲，脑子里就是疟疾、贫穷、偶尔有暴乱。但看到一个在阿尔及利亚工作的朋友发到朋友圈的当地图片，有海和白色的房子，“我感觉建筑还挺美”。

四年后张兰兰裸辞，一个月后被阿尔及利亚一家中资企业雇用，负责翻译和采购。工资还过得去，吃住都不需要自己花钱。最吸引她的一点是，上几个月的班就可以带薪休息一个月，假期公司还会支付回国机票。她发现到非洲很容易攒钱。

知乎用户“莫道不觉晓”2021年8月发文披露，他毕业七年，人在非洲，已在三个非洲国家的某中字头国企长期工作过。

他说，这是个遍地“黄金”的地方，能闯的个体老板，赚几百万的算一般，好点的几千万，做的大的就更厉害了。主要在于2000年开始非洲的黄金十年，中国基建大举进攻非洲，衍生的其它生意只要肯干就是捡钱，当年哪怕是个做百货、超市、酒店、饭店的，一年小几百万轻轻松松。但疫情加上经济形势，人少了不止一半，各行各业都很惨淡。

拿钱最多的是华为和中共央企国企之类，他说，“每天一起打球的华为哥们透露，每天100美元的海外补助就很高了，加上各种奖金绩效工资一年四五十万打底（最底层员工）。另外类似我所在央企，必须说非洲升职很快，大部分国企工资完全看职务，从一开始一年十万出头，现在勉强有个三十万出头，至于奖金或者其它就不好透露……”

他认为，如果家里条件不好或者一般，非洲好好干六七年，国内买一两套房子轻轻松松（不算北上广深）。

报导说，应届生去非洲，起薪基本上是大陆同岗位薪资的两三倍，颇有一种“挣快钱”的意味。事实上，年轻人很少考虑更长远的问题。

据茉茉观察，“现在没有人会想长久跟一个公司绑定一起的，许多人想的是我能赚半年的钱就赚半年的钱，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
在非洲生活工作的苦和乐

很多人对非洲的印象是很热、大片的沙漠、发展落后、战乱和疾病。中企招聘的时候会跟候选人反复沟通，确认他们真的了解情况。

据报导，实际情况是，北非比较欧化，西非、南非也还好，中非较乱。

中企普遍的做法是，创建一种宿舍工作区，就是通常说的工作生活在一起的园区。外出购物等活动通常公司派车集体行动，个人外出需要报备。

“莫道不觉晓”介绍，非洲环境也没那么差，因为中国人基本都在中国圈子里，如果在建筑行业，办事处、分公司或者项目部都很好，应有尽有（就怕在特殊工地上）。他说，非洲国家经济圈肯定也都是在首都，白人殖民地很会享受，繁华地段也是比得上国内地级市。早两年刚果首都都普及4G网络了。

但安全还是大问题。陈龙2018年毕业，在非洲一家中资企业做互联网运营工作。他特意在国内买了个手机链，平时出门都会将手机链死死绕在自己手上，这样就算抢劫的也很难抢走手机。

报导说，把大家圈养在园区，好处是公司解决大部分生活起居问题，个人省了不少费用，便于攒钱；差的是，年轻人的娱乐和消费都很匮乏。

曾可依抱怨，在喀麦隆有种寸草不生的感觉。有些国内习惯很难断开，比如想喝奶茶和点外卖，但这些在非洲都做不到。

医疗问题也很棘手。陈龙身边许多同事都经历过感染疟疾，人烧得迷迷糊糊。

张兰兰记忆里最快乐的时刻，就是休息常去的一片海滩——她和同事在海边漫步，看见当地人牵着两匹马，一番交流后，对方同意让她骑马拍照。

“要是交给我们中国人来开发，这里早就成旅游胜地了。”张兰兰感慨。

陈龙度过最初的恐惧期，便开始探索外面的世界。他发现非洲也有很多KTV、中餐厅，还找到了踢球和炸金花的华人。后来他还买了车，经常从一个城市开往另一个城市，路上碰到刁难的警察，给点钱就解决，“心态好了这都不是什么事”。

如今，身为外国人的陈龙找到了感觉，就是自己在这里“很特别”，最特别的感受是工作“不卷”。他住在公司配备的别墅里，有保姆有泳池。他似乎看到国内外商的待遇来到自己身上。他说，“后来就慢慢习惯这种生活了，回不去了。”

在非洲的中国非法劳工

非洲的中国企业可分为三类，一类是高科技企业，例如华为、中兴、OPPO、大疆之类；第二类是做基建的国企，例如中建；第三类是做贸易的民企。

有的人圆了发财梦，有的人却梦断非洲。最多的是非法劳工。

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讲师王涛和该中心博生王猛，在他们合著的《非洲的中国非法劳工问题》一文中表示，随着赴非洲从事经贸活动的中国人日益增加，据西方研究者估计，目前在非洲的中国人已逾100万人。

作者分析，赴非违法从事经贸活动的中国劳工有四种类型：一，未办妥“工作许可”，但提前赴非工作的人；二，工作许可证到期，尚未办妥新许可证而继续工作的人；三，经非正规程式赴非工作，如通过旅游签证入境，却从事经贸活动的人；四，手续办理不正规、不完整，却已开展经贸活动的人。

作者说，中国非法劳工问题在尼日利亚的纺织与销售行业、加纳的采金业等领域较多。尼日利亚是西非最大也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同时还是中国在非洲第一大海外工程承包市场。尼日利亚法律规定，只有获得工作许可的外国人才有“从国外进口纺织品”的资格和开展商业活动的权利。但部分中国人却通过贿赂等手段，进入这一领域。在最大城市拉各斯（Lagos）、北部重镇卡诺（Kano）等主要市场中，都有中国人在从事与纺织业有关的生产和零售。

2012年5月，尼日利亚移民局在卡诺的堪汀夸里纺织品市场（Kantin Kwari Textile Market）逮捕了45名中国非法劳工。之后当局在卡诺、拉各斯、卡杜纳（Kaduna）和奥尼查（Onitsha）等城市共逮捕95名中国非法劳工。非法劳工也增加了尼日利亚民众对中国人的厌恶情绪，甚至发生多起抢劫、袭击在尼中国人事件。

加纳为非洲第二大黄金生产国。最早到加纳淘金的中国人来自黑龙江，20世纪90年代末，湖南株洲人相继来此，他们多为非法劳工。2006年加纳新颁行《矿产和采矿法》明确规定，该国面积25亩（约合152亩）以下的小矿开采权只授予年满18周岁的加纳公民，外国人不能接受或购买小矿权，也不得从事小型金矿开采。而就在同年，广西上林的大批采金者涌入加纳，引发新一轮淘金热。少数人因此致富，同乡纷纷来加纳采金。到2009年，已有超过1.2万名中国淘金者在加纳采金。他们没有专业采金许可证，却从中国购买采金机器，通过贿赂当地酋长从事采金活动。

一名安哥拉的中国商人接受中共党媒《环球时报》采访时称，“警察和移民局的人每周都来找我们要钱……为什么我们活得像贼一样？”为了躲避惩罚不得不向管理者行贿。

2012年3月到10月的几次行动中，加纳移民局和警察局先后逮捕了数十名至上百名中国非法采金者，并打死其中一人。2013年2月至5月，加纳方面连续发起多次逮捕中国非法采金者的行动，并导致多人死亡。在加纳总统马哈马（John Dramani Mahama）主持下，加纳五部委组成清理非法采金工作组，共逮捕了4592名中国非法采金者，并将他们遣返回国，没收、销毁其采金设备。

(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3/7/5/n1402908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