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在生前一直叫嚣“稳定压倒一切”，为了他和他的权贵集团的利益，可以不惜让中国老百姓成为被牺牲的“代价”，但江泽民没想到的是，他最终也成为了维护中共统治阶层稳定的“代价”。

去年11月30日中共官方宣布，江泽民因患有白血病合并多脏器功能衰竭死于上海华东医院。三个多月前，江泽民还在拍照庆祝他96岁的生日。理论上，凭借现代的医疗技术，可以让江泽民依靠体外生命维持系统一直活下去，直到“拔管”，至少不会死的这么突然。

医师出身的前台北市长柯文哲2020年9月11日在高雄女中发表演讲时说，“按照二十年前的台大医院的技术，（如果人）没有心脏、没有肺脏、没有肝脏、没有肾脏、没有肠胃道都不会死，因为装叶克膜取代心脏、肺脏功能，每天血浆交换取代肝脏功能，每天洗肾取代肾脏功能，每天打高静脉营养不用吃饭，三个月不吃饭都不会死。”

柯文哲从政前历任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院附设医院急诊部医师、台大医院创伤医学部主任、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院教授。柯文哲的专长是外科重症医学、器官移植、人工器官，他是台湾第一位急诊与重症加护专职医师，亦是台湾器官移植标准程序的建立者。

柯文哲在演讲中提出“怎样才算活着？”他说，“以我们现在的（医疗）技术（病人）不会死的，问题是，请问这样算是活着吗？”

此外，在今年6月热传的一段影片中，原上海法院党委书记范祖祥在上海瑞金医院的深切治疗部（ICU）里住了整整4年，期间花费约上千万元人民币。但反观江泽民，他似乎很快就被“拔管”了，那么，是谁有权决定在这个时候让他死？又是为了什么？

江泽民1926年8月生于江苏扬州，其父原名江世俊，后改名为江冠千。1940年3月，原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投向侵华日军，并联合一些汉奸共同建立了伪南京国民政府，江冠千出任汪伪政府宣传部副部长，兼社论委员会主任委员，他曾一手策划了“大东亚圣战太平洋战绩展”。江泽民生父江冠千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卖国求荣的日伪大汉奸。

1943年江泽民从扬州高中毕业后，凭借其父的关系，进入汪伪政府开办的伪南京中央大学学习。在此之前，江泽民还参加了日伪特务训练班。这个训练班由侵华日军特务头子、陆军大将土肥原贤二的得力助手大汉奸丁默村主持，丁默村曾任汪伪政府社会部部长、浙江省主席，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在1947年7月被中华民国政府处决于苏州狮子口监狱。

江泽民在江氏家族中是长房长孙，其父江冠千有兄弟姐妹7人，两人早亡，江冠千排行老大，江泽民叔父江上青原名江世侯，排行老六。1928年，17岁的江上青加入中国共产党“闹革命”，到1939年28岁时被乱枪打死。

1949年中共窃国建立政权后，江泽民为掩盖自己有个当大汉奸的爹，谎称自己13岁时就过继给叔父江上青。从中共建立档案起，江泽民就在“父亲”一栏中偷偷填上江上青的名字。一来江上青是中共的“烈士”，可以蹭死人的光；二来可以撇清自己与汉奸父亲的关系。

江泽民得势后，曾利用手中的权力急着出各种各样的回忆录、传记等，试图漂白自己，用大篇幅反复述说自己在13岁时过继给了已成中共“烈士”的江上青。但江泽民编造的过继谎言破绽百出。江上青1939年被乱枪打死时，中共还被叫做“共匪”，整天躲在山沟里打游击，而当年还是有钱人的汉奸江冠千避之唯恐不及，更不可能把自己的长子过继给“共匪”。

1989年，江泽民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不久，江苏的南京大学在整理旧学籍档案时发现，江泽民于1943年至1945年曾在南京大学前身之一的汪伪政府的中央大学就读，并找到了他当年的成绩单和贴有照片的借书证。

南京大学方面十分高兴，校友会赶紧给江泽民发了一封“认亲信”，但江泽民迟迟没有回信，令他们大失所望。由此看来，江泽民不仅对自己的出身讳莫如深，对自己的学籍也唯恐避之不及。而每逢江泽民回乡祭祖时，从不祭拜自己的生父，而是祭祀仅比他大15岁的“父亲”江上青，江泽民到死都在掩盖他有个当汉奸的生父。

江泽民不仅“子承父业”成了日伪汉奸，他在1954年至1956年被派往苏联学习期间，还被苏共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发展成苏共特务，成为暗藏在中共内部的苏联奸细。江泽民执政后，承认了苏俄历史上侵占的大片中国领土，总面积超过170多万平方公里，相当于40多个台湾的面积。

江泽民善于政治投机，他能够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受益于1989年中共血腥镇压“六四”民主运动，当年6月底，政治强人邓小平越级提拔江泽民为中共总书记。因此前他在上海市委书记的任上，明确表达了铁腕镇压中国民主运动的意愿。

到邓小平1997年死亡后，江泽民已在中共党内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势力——江派，包括江泽民在内，江派的核心成员多来自上海，江派也是习近平最大、最危险的政敌。江派长期处心积虑地想把习近平赶下台，并且极力阻止他连任。

江泽民曾是江派势力的核心，而江泽民和江派骨干势力与习近平积怨深厚。习近平在执政初期逮捕了为江派掌握军权的两名前任中共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另一名江派骨干、原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在习近平执政时期被判处无期徒刑。周永康曾掌管中共全套警察系统，也是中共领导人之一。这些人都参与了一场针对习近平的政变活动，最终失败被清算。

去年11月底中共官方宣布江泽民死亡之际，正是“白纸革命”在中国出现星火燎原的势头之时。对比过去中国各地出现的零星抗议活动仅停留在祈求中共改变野蛮的政策上，去年11月27日发生在上海的“白纸革命”发生质的转变，抗议人群喊出“共产党下台”的口号。

当天凌晨，大批民众走到上海市乌鲁木齐中路，抗议中共执行严厉的疫情封控政策，并悼念被锁住楼门无路可逃的新疆乌鲁木齐公寓大火的死难者，期间愤怒的人群手举白纸，整齐的高喊“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

而后，类似的抗争活动在中国多地都有发生，其地域之广是“六四”大屠杀之后未曾有过的。虽然在表面上中共当局未发动大规模的镇压行动，但有一些“白纸革命”的带头者遭到秘密逮捕。与此同时，部分海外中国留学生和海外华人不再沉默，纷纷公开表达对国内“白纸革命”的支持和响应，他们组织公开活动表达对中共暴政的愤怒及要求拥有公民权利的诉求。显然，大范围的抗议浪潮和尖锐的政治诉求，反应出当下中国社会已人心思变。

《大纪元时报》总编辑郭君表示，江泽民可能在死亡之前长时间依赖医疗器械来维持生命体征，而他的生和死就取决于什么时候撤掉这些器械——即所谓的“拔管子”。

郭君说，“江泽民的死，关键就在于什么时候把机器拿掉，我们回头想一下，谁能决定这些机器是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关，这是个引人联想的问题。”

郭君认为，习近平当局最不愿看到的是，党内敌对势力借助民间的抗议力量制造事端，因为他们很可能借此发起针对习近平的批判，进而夺权。

而当时的一些迹象显示习近平正处在那样的危机时刻。同时，习近平也在采取措施试图消解这种危机。

去年12月3日《华尔街日报》援引欧洲官员的话说，习近平告诉一个来访的欧盟代表团，中国最近的抗议活动反映了人们对防疫措施的失望。香港《南华早报》在同一时间也报导，习近平告诉日前来访的欧洲理事会主席查理斯·米歇尔（Charles Michel），中国近日出现的抗议活动是因为人们对三年疫情感到沮丧。

一些外部分析认为，因为习近平当局更担心党内政敌利用民间的抗争活动发难，所以更乐见江泽民的死讯能转移公众对“白纸革命”的注意力。

当时的“白纸革命”体现出去中心化的特征，这些抗议者没有统一的口号，他们的诉求大致是围绕停止严厉的疫情封控政策及延伸的政治诉求，例如要求拥有公民权利等。抗议者也没有统一的领导和有形的组织，基本是自发的通过社交媒体的聊天群传递消息，这更类似于发生在香港的“雨伞运动”。

去中心化的抗议活动对中共政权极具威胁性。大纪元专栏作家章天亮认为，“恰恰是这种没有组织和领导的抗争反而可能更加持久，中共的优势是倾全国之力来镇压或者是封锁，但这也恰恰是它的致命弱点，因为中共没办法用集中到一点的力量，来面对分散到全国的抗争。”

章天亮认为，发生在中国的抗争活动是意识形态之战，不同于过去枪炮的战争，在欧洲已经被证明失败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也不可能在中国成功，“白纸革命”敲响了中共的丧钟。

现在的中共政权不仅要面对要求其下台的声浪，还要面对日益激烈的党内斗争和各种内忧外患。

——《还原真相》制作组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3/7/16/n14035590.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