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中国大陆，“清退编外人员”的话题受到舆论关注，也引发了众多的争议，很多人质疑这种做法不公平，也有的人分享自己被清退的遭遇和困境。 有分析指出，编制的存在和编内人员和编外人员的区别对待，是中共不公平的体制造成。

清退编制外人员引发争议

据大陆多家媒体报导，近年来，多地开始清退编外人员，今年，黑龙江哈尔滨、湖北十堰及湖南已开始清退编外人员。

今年5月，湖南省湘潭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表示，在2023年年底，编外人员清理工作要全部完成。哈尔滨市宣称5年内按照每年20%的速度清退编外人员。此外，河南、湖北、内蒙和浙江等地也纷纷宣称，要清退编外人员。

在大陆微博平台，众多网友对于编外人员被辞退纷纷表达不满，“凭什么裁员先裁编外人员?编内的也一起纳入裁员考虑范围才对！裁员的标准应该是看个人的能力和对单位的贡献，而不是身份”，“劳动法就是个笑话，同工同酬就是个笑话，平时干活的都让那些编外的干了，挂名的编内人员不见踪影，资金缺口入不敷出的时候，先把干活的那批人解决掉…… 说白了，就是临时工”。

10月11日，中共官媒中国青年报客户端“中青在线”发文解释为什么清退编外人员，文中提到，之所以清退编外人员，是要减少财政负担，政府“过紧日子”，还有一个原因是“一些地方的常住人口下降”，对应的医疗、教育资源需求也随之减少，至于什么原因导致的一些地方的常住人口下降，文章没有解释。

同工不同酬涉违法

原大陆人权律师吴绍平对新唐人表示，现在大面积清退这些编外人员，说明中共政府财政出现了严重危机，很多地方，正式单位的在编人员也欠薪。

吴绍平介绍，编外人员用工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用人单位与编外人员直接签订劳动合同。这种用工形式受到劳动法约束，对用人单位有法律责任和义务的要求，很多用人单位是不愿意用这种方式。 

第二种是由单位与劳务公司签订合同，劳务公司派遣人员到用人单位。这种方式，编外人员挂名在劳务公司，实际在用人单位上班，用人单位把工资先付到劳务公司，劳务公司再发给个人。由于单位是与劳务公司签订合同，单位并不是编外人员直接意义上的雇主，能够避免劳动和法律纠纷。因此，目前，用人单位偏向于此种方式招录编外人员。 

吴绍平介绍，根据中共自己的法律规定，使用劳务派遣的岗位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但中共的各级部门和企业，完全违反了这个条款，大量雇用劳务派遣临时工，把本来因该由本职职位搞成劳务派遣职位，逃脱劳动法上的义务和责任，这是典型的普遍违法。

同时，工作大部分由编外人员去做，编外和编内待遇不同，存在就业歧视，违反了劳动法同工同酬和平等。

吴绍平说他在上海曾经代理过很多这种劳务纠纷案件，劳动者维权很困难。

旅美大陆法学教授李燕也对新唐人表示，编外这个问题，关键不在于不同的用工形式，而在于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责。比如在美国，也有企业人员可以选择不同的用工形式，但可以做到同工同酬，并被雇用者可自愿选择。

此外，还有就是不同责的问题，如有了问题，往往会找临时工、编外人员担责，如这些年出现的警察违法问题，承担责任的往往都变成了“临时工”。

2021年7月，大陆知乎网站也有网友介绍，机关事业单位大量使用劳务派遣人员已经成为普遍现象，一是因为这样成本低，编外人员工资待遇和福利要低很多，二是因为规避法律风险，因为在编人员一旦入职，相当于捧上了铁饭碗，单位一般没有权力开除、辞退在编人员。聘用劳务派遣人员则可以规避劳动合同风险，出了事还可以让劳务派遣人员背锅，一举多得，所以用人单位倾向雇佣编制外人员。

编制外就是“二等公民”

在中国大陆，所谓编制外员工，是针对编制内员工而言的。

根据公开资料，中国这种编制内、编制外“双轨制”用工主要包括三大部分，一部分是中共政府机关、法院、检察院等公权力部门雇用的临时工，如辅警、一些城管等；第二部分是学校、医院等所谓的事业单位雇用的临时工；第三部分是国有企业雇用的临时工。

编制外人员和编制内人员相比，不仅收入差距大，福利待遇差距也很大，如社会保障、落户口、评职称、向上发展的机会等，都不平等。

更重要的是，这种差异不仅是待遇上的差异，而是一种“身份差异”。 

2015年6月3日，中国机构编制管理研究会理事葛滨在《北京日报》发文 《事业单位改革为何要动编制》，其中提到，当前人事管理沿用的是中共政权成立后一直实行的编制管理，编制不仅是财政支付公职人员工资的依据，同时还具有身份管理的作用。他说，身份管理的作用甚至超过了作为发工资依据的作用。具体而言，公务员没有行政编制就无法取得公务员身份，事业单位人员没有事业编制就可能落不下户口，不能参加事业单位社会保障，不能评职称，不能晋升到高级别岗位等等。他说，有事业编制，就是单位的“自己人”，没有事业编制，在事业单位工作，就是一个“二等公民”。

编制是中共极权的基础

旅美法学学者王玉清近日在新唐人发文《编制——中共极权的基础》，其中提到，编制和中共的“单位”制度有关，是中共“单位”制度的延伸。

文章说，1949年之前，中共在其占领的地区依照权力和资历定出不同等级，实行供给制。中共窃取大陆政权之后，供给制逐步变成了工资制，把各类城市人员全部纳入到“单位”中。单位制度功能是中共对成员的高度控制，单位通过“豢养”的单位成员，实现贯彻中共的意志。单位就是中共实现极权的主要载体。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共有限的经济改革之后，中共对人的控制则是通过单位衍生的编制，编制内人员由此而来。这些编制内人员和中共的关系，是原有单位关系的延申，中共利用国家财政豢养这些人，给与这部分人特权和优待，同时，这些人也是中共利用的工具。

作者最后说，中共极权体制不改，编制内、编制外，就不会取消，中国人就不会实现真正的平等。

(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3/10/13/n1409419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