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9月,中国历史学者笑蜀编辑的《历史的先声》一书,由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
据笑蜀回忆,这本书出版不久,便受到中宣部领导的严厉批评,随后被查禁。出版方汕头大学出版社被停业整顿,出版社负责人被调出汕头大学。所有库存书被搜走化为纸浆;北京更出动公安,三进三出北京的万圣书园查抄此书。
这本书收录的文章,不是国外反共人士写的,也不是国内反共人士写的,而是中国共产党自己的言论。
本书大多选自上世纪40年代周恩来在国民党统治区领导的《新华日报》,部分选自延安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当时发表时多为两报社论和评论,有的直接出自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之手,有的则出自著名中共文人之手。
既然这是一本中国共产党言论的言论集,中共中央宣传部为什么要查禁此书?
依我看,主要原因有五:
第一,这些言论与中共时任独裁者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的行动完全相反。
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听不进关于法轮功的任何真话,一意孤行,动用全部国家机器,发动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群体的迫害。
当时,江泽民开动中共的全部宣传机器,昼夜不停地散布攻击、谩骂、抹黑、诬蔑法轮功的谎言,并将这些谎言扩散到全世界。
同时,江泽民开动中共的全部专政机器,监控、抓捕、关押、酷刑折磨、审判法轮功学员。当时全国所有的派出所、看守所、劳教所、洗脑班,关满了法轮功学员;陆续有法轮功学员被判刑,被关进监狱;有的甚至被活活打死。
在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法轮功学员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全部被剥夺。
谁信仰“真、善、忍”就整谁,谁说“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就整谁,谁坚持修炼法轮功就开除谁的公职,谁不放弃修炼就用专政机器对付谁。
全国上下,对于法轮功,只有中共“一言堂”的声音,法轮功学员讲述法轮功真相的所有合法渠道全部被堵死。
一句话,中共是以最专制、最独裁、最极权的方式,对待法轮功的。
正在这个时候,《历史的先声》出版了,其主要内容却是反专制、反独裁、反极权的。
全书共有九部分:(1)没有民主,一切只是粉饰;(2)争民主是全国人民的事情;(3)民主主义的利刃;(4)让思想冲破牢笼;(5)中国需要真正的普选;(6)学校要做民主的堡垒;(7)天赋人权,不可侵犯;(8)一党独裁,遍地是灾;(9)谁使中国不能安定,专制政府。
这些言论被编者归结为半个世纪前中共对中国人民作出的承诺,即建立一个民主的、自由的、法治的、维护人权的国家。
但是,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所做的一切,都是反民主、反自由、反法治、反人权的。
如果读者将半个世纪前中共的言论与半个世纪后中共的行动一对照,岂不是中共自己打自己的脸?
第二,这些言论与江泽民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无条件送给俄罗斯的行动完全相反。
1999年12月9日,在中共建政50周年、“改革开放”21年、苏联解体8年、俄罗斯国力疲弱之际,江泽民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订《关于中俄国界线东西两段的叙述议定书》,完全承认腐败无能的晚清政府与沙俄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将沙俄侵占的中国东北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无条件送给俄罗斯,还将未经签约、被沙俄及后来的苏联强占的唐努乌梁海地区也送给俄罗斯。
完全可以说,江泽民是当代中国最大的卖国贼。
但在《历史的先声》这本书中,中共领导人一直把“主权独立”、“收复领土”等挂在嘴边,一直站在所谓“爱国”的道德至高点上讲话,如果读者将这些言论与江泽民的卖国行为相对照,岂不是中共自己打自己的脸?
第三,它是中共颠覆中华民国的宣传品。
中共从1921年成立到1949年,28年间,主要做了一件事,就是不择手段颠覆中国的合法政权——中华民国。
中共不择手段中的手段之一,就是利用宣传工具,把中华民国的执政党——国民党批得一钱不值,一片黑暗。
最主要的方式,就是猛批国民党一党专政、一党独裁;同时,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不停地向国民党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权、要法治。
《历史的先声》收录文章的时间段,主要是在蒋介石领导中华民国将士,“一寸山河一寸血”,与侵华日军进行浴血奋战时。
八年全面抗战期间,国民党共组织了重大战役22次(中日双方投入10万以上兵力)。大战役1117次(投入兵力数万到十万);中小规模战斗38931次(万人以下)。
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刘大年,根据国民党军战地统计数字计算,日军在中国阵亡人数超过100万。
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伤亡341万多,共有206名国军将领在抗战中捐躯。4300多名飞行员血洒长空,2468架战机被击落,海军舰艇损失殆尽。国民党75%的军力在战争中被消耗。
蒋介石不仅是中华民国的三军统帅,还是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不仅领导了中华民国军民的抗战,还有力地配合了盟军在亚太地区的反法西斯战争。最终,取得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
对于蒋介石,对于国民党,对于中华民国,在抗日战争中的伟大历史功绩,当时的中共宣传机器很少正面报道、充分肯定,而对于这个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则无限放大,上纲上线,深揭猛批。
对于中共的各种反民主、反自由、反法治、反人权的严重问题,中共的宣传工具则竭力掩盖。
比如,上世纪30年代,中共打AB团,滥打滥杀,杀了10万 人;上世纪40年代,中共在延安整风时期,抓了15000个特务,据后来担任过毛泽东秘书的李锐讲,没有一个是真的;中共与侵华日军勾结;八年抗战中,共军打击国军3,200次,消灭、打伤国军14.3万人等,这些在当时《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上是看不到的。
尤其是,将1949年以前国民党搞的一党专政与1949年中共搞的一党专政相比较,中共的一党专政超过国民党百倍、千倍、万倍。
毛泽东当政27年杀了8000万中国人。邓小平制造了“六四”天安门屠杀。江泽民则以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方式杀人,犯下了“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反人类罪。
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当年中共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批判,我不得不认为,它只是一种欺世盗名的宣传而已。
第四,它是欺骗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宣传品。抗日战争时期,美国的支持是国民党最大的外援。
中共为了赢得美国的支持,削弱美国对国民党的支持,当时发表了很多亲美言论,大赞美国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
1943年7月4日,是美国独立日。《新华日报》发表的《民主颂》一文写道:“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但是,在这一切之前,之上,美国在民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国做了一个示范的先驱,教育了中国人学习华盛顿、学习林肯,学习杰弗逊,使我们懂得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需要大胆、公正、诚实。”
1943年9月15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民主第一》,认为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提出的“民主第一”之说,“是十分正确的”。
1944年7月,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的顾问谢伟思,陪美军观察组到延安,会见了毛泽东。
毛对他说:“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欢迎他”。“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美国官员应当对中国官员谈论民主。总之,中国人尊重你们美国人民主的理想。”
毛还说:“美国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更加容易合作。”“美国不必担心我们不合作。我们应该合作。我们必须得到美国的帮助。”
中共的这种宣传还真的起了作用。
比如,史迪威上将就深受中共宣传影响。他重用一群美国年轻外交官担任他的顾问或助手,其中最有名的是谢伟志和戴维斯。
谢伟志和戴维斯,分别会见过毛泽东、周恩来,对毛、周的宣传信以为真。他们经常撰写政情报告,鼓吹美国与中共合作。
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国派马歇尔到中国调停国共内战。马歇尔也受中共宣传影响,对中共心存幻想。调停失败后,他将责任归咎于国民政府,并向杜鲁门总统提出,停止出售武器给国军。1946年8月,杜鲁门正式宣布此命令。
但是,中共在中国大陆一颠覆中华民国,就立即宣布向苏联“一边倒”,加入反美阵营。“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打倒美帝国主义”之类的宣传,持续几十年。
第五,最根本的一条,中共的本质是“假、恶、斗”。
1949年前,中共对中国人民做了许多承诺,比如,宣称要实现孙中山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美国总统林肯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等。
但是,至今75年过去了,中共的这些承诺一条也没有兑现。
为什么?2004年11月,大纪元发表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通过追根溯源,发现共产党从根上就是邪的。无论中共表面上说的多么天花乱坠,其本质都是“假、恶、斗”。
1999年,当江泽民对内疯狂迫害法轮功、对外大肆出卖中国领土时,笑蜀编的《历史的回声》,把中共半个世纪前对中国人民的承诺拿出来展示,等于给读者提供了一个辨识中共本质的参照物。
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将当年中共所说,与今日中共所做一对照,就会发现,中共一直在撒谎,在骗人。
为了避免人们以中共之“矛”攻中共之“盾”,中宣部一不做,二不休,干脆以对待反共宣传品的手段,封杀了半个世纪前中共的宣传品。
结语
中共查禁《历史的先声》,不仅没能真正封杀这本书,相反,让这本书传播得越来越广。
笑蜀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对付中共自己的历史文献,用的完全是对敌斗争的招数,可见当局恐惧到什么程度。但他们的恐惧是有道理的,这本书他们不仅无任何办法反驳,也无任何办法遏制其影响。铁腕查禁不仅没有用,反而成了该书最好的广告。直到今天,这本书的引用率依然居高不下。”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4/2/9/n14177393.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