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22年苏共中央总书记一职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的象征后，直至1991年苏联解体，先后担任这一职务的有斯大林、赫鲁晓夫、勃烈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和戈尔巴乔夫。 除了赫鲁晓夫1964年因政变下台和戈尔巴乔夫因苏联解体卸任外，其余的苏共总书记都是终身担任该职务，直至死亡，而他们在年老、体弱多病的情况下是如何治理国家的呢？

这无疑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就像当下中国，中共党魁习近平自去年传出中风消息后，关于其身体出状况的传闻就不断出现，而且其在某些公开场合露面的样貌，确实给人大不如前的感觉。不仅如此，中共高层不断出现异常，有时会发出不同声音。由于中共向来将党魁身体状况和高层内部运作作为机密，外界对于一个病人如何治理国家以及背后的权斗知晓的并不多。由于中共一直将苏共视为俄爹，或许，从患病的苏共最高领导人身上以及围绕其的权力斗争，可以窥见一二。

在《孤独相伴——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一书中，戈尔巴乔夫讲述了他眼中的苏共高层的特质，以及他们的行事风格，其中关于三名总书记患病后的高层内部纷乱、分裂、权斗值得一读。

1971年，年仅40岁的戈尔巴乔夫就成为苏共中央委员，1974年成为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一名代表和青年事务常委会的主席。1978年则进入中央委员会里的农业秘书处。1979年，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一年后成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而这样的经历，让他得以接触所有苏共高层，其笔下的苏共高层展现了不为外界所知的一面。

对于勃烈日涅夫于1964年10月接替赫鲁晓夫掌权，戈尔巴乔夫认同是苏共党内不同派别之间妥协的结果，但他表示，当时所有人都认为他是一个可以轻易接受摆布的人，但结果证明他们是错的。因为通过一系列精心安排的行动，勃烈日涅夫巩固了地位，无人对他形成挑战。这是不是有点当初中共各派妥协推举习近平上台的味道类似？以为可以掌控，但没想到看走了眼，习最终走上一人独大之路。

戈尔巴乔夫点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勃烈日涅夫的个人权力越来越强大时，他却逐渐失去了控制权，而他行使实际权力的时间并不长。1970年代中期，他的身体状况变差，他本应在那个时候卸任，这样对他本人和国家都有好处。

按照时任外交部长的葛罗米柯的说法，勃烈日涅夫曾好几次提出辞职，但因为没有候选人脱颖而出，所以他只得留在岗位上。

彼时苏共内部严格遵守尊卑次序是为了维持微妙的平衡：每一个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都知道自己的位置，并不想有所僭越。在戈尔巴乔夫看来，有的时候，这种从属次序显得十分荒谬，一个例子就是政治局会议室的坐席排列，每一个人在桌前都有一个固定的座位。可笑的是，中共政治局委员们不也是如此吗？

戈尔巴乔夫披露，有好几次，勃烈日涅夫在政治局开会时已经无法集中注意力。中风后的习是否也是如此呢？

到了八十年代，勃烈日涅夫已经病得很重，不能充分掌握局势。他也不再能够在国内旅行，其他政治局委员也缩短了他们视察工作的行程，即使这些视察工作具有必要性。

勃烈日涅夫身边的人还需要面对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制造出总书记依然在思想和组织工作中精力充沛的形象。

在忠于勃烈日涅夫的第二书记苏斯罗夫于1982年1月25日去世后，苏共领导层内部展开了新一轮争夺职位行动，因为按惯例第二书记在某个特定时候就会成为第一书记。

参与权力之争的包括政治局委员契尔年科和安德罗波夫。负责主管宣传的书记处书记的契尔年科为了讨好勃烈日涅夫，比其他任何人都花了更多的精力树立其作为“杰出和不可或缺政治家”的形象，确定了媒体、党的意识形态部门和中央委员会的调门。正是由于他的刻意安排，“全世界公认的领导人、伟大的理论家、不可动摇的权威、杰出的和平进步卫士”等对勃烈日涅夫的称谓变得家喻户晓。

此外，由于勃烈日涅夫在晚年一天只能工作几个小时，不再能够产生新思想，不再能写作或发表讲话，这就需要制造一种他精力充沛的表象。契尔年科对此很在行，比如让勃烈日涅夫的助手和顾问代表他讲话，在起草各种各样的报告、备忘录、传阅信件和电报方面显示出了高超的技巧。勃烈日涅夫对他的做法十分欣赏。这是不是与习身边的亲信蔡奇所为一样？

不过，勃烈日涅夫最终选定了克格勃出身的安德罗波夫作为第二书记。安德罗波夫在中央全会后就搬入了第二书记的办公室，但他并没有收到主持书记处工作的正式通知。契尔年科仍在与他进行较量，并试图成为总书记的把门人，声称只有他才能从精神上理解和支持总书记。而安德罗波夫也在寻求勃烈日涅夫的支持，并最终得到其支持，坐上了会议主席的位置。

戈尔巴乔夫表示，在勃烈日涅夫的晚年，政治局的状况令人遗憾。一些会议召开的时间不能超过15到20分钟，这样总书记不会累着。通常，等待开会的时间要长于开会的时间。而且契尔年科事先与大家说好：一个问题在会上提出后，就要马上有人说“都清楚了”，被邀请来参加政治局会议的各类人士从走进会议室到离开的时间，也就在1分钟之内。

即便在勃烈日涅夫感到身体好一些的时候，他也很难听懂讨论内容并作出总结。所以，当主要问题排上议事日程后，他总是第一个发言，读一下预先写好的文稿，这样会议就不好再讨论了。于是，就能听到人们说“赞成……的意见，我们应当批准”。于是所有人表示赞成，讨论宣告结束。

这意味着政治局会议越来越多讨论解决实际问题的动议。如果有国家重大问题需要讨论，唯一的希望是政府在此之后会着手处理，但在政府，有关的讨论也流于形式。

1982年11月10日，75岁的勃烈日涅夫去世，68岁的安德罗波夫接替总书记之职。戈尔巴乔夫对勃烈日涅夫的评价是：在政治上，勃烈日涅夫主义不过是对赫鲁晓夫改革努力的一种保守反应，对于赫鲁晓夫因改革被废黜的原因，勃烈日涅夫清楚这一点，并迎合那些势力，回到强硬的新斯大林路线，对持不同政见者打压，关进监狱，送进精神病院，驱赶出境。然而，世界已经发生变化，旧的教条和思想无法适应时代的挑战。

在戈尔巴乔夫看来，苏共领导层缺乏流动性，年事已高是其的最大成就。

的确，随后继任的安德罗波夫任总书记只有450天，加上随后的契尔年科，一共850天。安德罗波夫上台后，本想推动一些变革，但很快化为泡影。1983年夏，他突然身患重病，肾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戈尔巴乔夫披露，在一段时间里，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知道安德罗波夫的身体状况，但随着他的健康程度急剧变坏，从外表上已经能看出来病情了。他的脸色变得异常苍白，嗓音也沙哑起来，走路对他也越来越困难。他定期接受透析，起初每星期一次，后来每星期两次，后来次数更多。他的病情已经掩盖不住了。因为在接受治疗期间，他的胳膊上需要留一些管子，而大家都能看到这些固定在腕部以上的管子。

也因此，“他已经没治了”的谣言在党的机构中流传。高级干部四处打探，开始只是在角落里偷偷小声议论，很快就不再掩饰。一些人公开支持负责主管意识形态的契尔年科。这样的场景如今在北京似乎也出现了。

9月，安德罗波夫病重住进医院。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由契尔年科主持。但安德罗波夫在修改讲话稿中提议由戈尔巴乔夫主持书记处工作，中央全会前，他的讲话稿发给了委员，但亲自加上的书写内容却不见了。这应该是契尔年科将其删除。

在当年召开的有关意识形态政策的中央全会上，契尔年科的讲话内容在挑战安德罗波夫，安德罗波夫在中间休息时让戈尔巴乔夫坐到了会议主席的位置上，自己则坐到最边的座位上，不再听会议的讨论，以此予以还击。契尔年科为此深受打击，感觉丢了面子。

1984年2月，安德罗波夫去世，政治局内部反应不同，一些人面带悲痛之色，一些人难掩欣慰表情，一些中央委员会书记显得兴高采烈，而且不在意别人看到。

政治局很快开会选举契尔年科任总书记，并且很快通过。但是，此时的契尔年科身体也出现了状况，重病在身。他的虚弱、呼吸困难、肺气肿等都无法隐瞒下去。

而反对任何形式改革的人向契尔年科施压，要他停止安德罗波夫倡导的变革。在整个1984年，苏共中央的整体环境中充满了阴谋、密谋和流言蜚语。

随着契尔年科的病情不断加重，出席每周例会都成了问题，政治局的情况越来越糟糕，内部争斗日趋激烈。领导层和管理层内部也出现了分裂，一部分支持戈尔巴乔夫，一部分反对。

1985年3月，契尔年科去世。在不到三年时间里，苏联失去了三个总书记以及一些地位重要的政治局委员。而继任的戈尔巴乔夫，在认清并厌恶苏共内部的腐败官僚系统后，开始推动变革，将国际关系民主化。逐渐宽松的环境让苏联人开始渴望得到更多的自由，苏共逐渐失去了对政治和国家权力的垄断，1991年苏联这个庞然大物终于解体。

戈尔巴乔夫描述的苏共三任总书记患病后的政局，与今天的中南海的纷乱无疑是有着相似之处的，即都掩盖最高领导人病情、党内出现权力斗争、党内出现分裂、媒体虚假宣传、体制僵化，等等。而还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人民都对政权不满。

十几年前，网络有文章称，苏联解体前的1990年6月，《西伯利亚报》曾经做过一次民调，当人们被问及“苏共代表谁的利益”时，回答代表苏共党员的占被调查人数的11%，回答代表全体人民的只占7%，回答代表工人的只占4%，而回答代表党的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到了85%。也就是说，85%受访者认为苏共早已是少数利益既得者的代表，是特权的象征。

这也难怪苏联人民得出如此结论。资料显示，苏联特权阶层形成了特殊的利益集团，部长级工资和普通工人的工资相差44倍至56倍，而到勃列日涅夫时期则扩大到上百倍。众多高官的亲属掌控着重要部门的权力和资源，比如勃列日涅夫担任苏共总书记时，除了让自己的小儿子当上前苏联外贸部副部长之外，还让自己的女婿从内务部一个普通的中校官员在短短几年之内，一升再升而成为内务部中将衔的第一副部长，不久更晋升为全国为数不多的上将。

据俄罗斯首位总统叶利钦披露，在全莫斯科享受各类特供商品的人约有4万，而又有等级之分，“一切都取决于官级高低”，一个州委第一书记的权力会“巨大无边”，而这样做的结果是，“几十人过上了共产主义生活，而广大的人民群众却在贫苦中苦苦挣扎”。

今天的中国又何尝不是如此？2012年3月8日，中共官方在两会期间公布了一组数据，即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实有2978人，其中官员公务员2491人，以此推算，人大代表中公务人员的比率竟然高达83.6%。按照中共《宪法》，人大代表是代表最广大的人民的利益的，但如此比例恰恰说明，人大代表是代表官员的利益的，代表着党的意志和利益的，自然党代表的也是官员、特别是高官们的利益。对此，有网友戏称，不如将“人大”改为“官大”，即“全国官员代表大会”。

与苏联利益集团相比，现在中共这个最大的利益集团在中国攫取的利益，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时候的搜刮水平，整个国家财富被中共利益集团肆意垄断、瓜分，对人民的欺压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经清醒：祸害自己的正是中共这个魔鬼政权；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经无法再忍受下去。是啊，在苏联已成为历史三十几年后，已坐在火山上多年的中南海，还能撑多久呢？

(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5/3/1/n1444821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