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中国的宗教自由受到严格限制，基督教群体尤为显著。作为拥有数千万信徒的宗教团体，基督徒在中国长期面临监控、逮捕、酷刑与信仰压迫。 2012年习近平上台后，宗教政策进一步收紧，推行“宗教中国化”，对基督徒的迫害进入系统性、规模化和高科技化的新阶段。大中国审判筹备组X平台的讨论近日聚焦习近平执政时期（2012年至今）对基督徒的迫害，通过历史对比、具体案例、受迫害对家人造成的打击与创伤、国际反应，探讨其是否构成国际法中的“群体灭绝罪”或“反人类罪”，并分析世界公民法庭（大中国审判）在此议题上的意义与挑战。

基督徒遭迫害的历史对比

- 1949-2012年：从全面禁止到有限开放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始于19世纪，但1949年中共建政后，宗教被视为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威胁。1950年代至19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宗教活动被全面禁止，教堂被摧毁，圣经被焚烧，基督徒被监禁、酷刑甚至处决。例如，1966年，北京多座教堂被红卫兵关闭，牧师被送往劳改营，许多信徒的家庭因信仰被拆散，子女被强迫与父母隔离，造成深远的心理创伤。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共为塑造国际形象，允许有限的宗教活动，恢复部分教堂运营，但设立“三自爱国教会”作为控制工具。非官方的家庭教会因拒绝政府管控，成为打压对象。例如，2008年山东临沂一位基督徒商人因自费印刷圣经被控“非法经营罪”，判刑3年，其家庭因经济压力与社会歧视陷入困境。此时期迫害虽有所缓和，但监控与突袭仍频繁，信徒家庭常因信仰被邻里孤立，孩子在学校面临霸凌。

- 2012年后：习近平时代的宗教中国化习近平上台后，宗教政策转向“中国化”，要求宗教团体效忠共产党，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政策导致迫害加剧，表现为大规模拆除教堂、逮捕牧师、篡改圣经及高科技监控。与胡锦涛时代的“和谐社会”相比，习近平的政策更强调意识形态控制，将基督教视为“西方渗透”，通过污名化（如标签为“邪教”）孤立基督徒。例如，2014年起，浙江发起拆十字架运动，随后扩展至全国，数千座教堂被拆毁，许多信徒家庭因教堂被毁失去信仰寄讬，心理创伤加剧。当局利用人脸识别技术监控信徒，导致家庭成员因恐惧分居或断绝联系，进一步加深情感创伤。

基督徒被迫害的现状与案例

- 迫害的主要形式

根据公开资料与受害者证词，习近平执政时期对基督徒的迫害包括以下形式：

- 教堂拆除与十字架强拆

浙江拆十字架运动（2014-2017年）：浙江省拆除约1200-1500座教堂十字架，温州三江教会于2014年被炸毁，数百信徒被拘留。许多信徒目睹教堂被毁，精神受到重创，家庭因经济损失与社会压力陷入困境。

全国扩展：山西临汾金灯台教会于2009年被炸毁，领袖杨荣丽和王晓光被判刑7年和4年。他们的孩子因父母被捕，长期由亲戚抚养，心理创伤深重，学业受阻。

- 牧师与信徒的逮捕与判刑：

案例一：张少杰牧师（河南南乐县）：1965年出生，2013年因维权被捕，判刑12年，刑期至2025年11月。关押期间每日仅给一个馒头，长期被关小号，健康恶化。其妻子与两个孩子因丈夫被捕，经济陷入困境，孩子在学校被歧视，长期生活在恐惧与孤立中。

案例二：包国华与邢文香（浙江）：1961年出生，2015年因教会财务被控“非法集资”，判刑14年，财产被没收。两人为夫妻，家中老人无人照顾，子女因父母被捕辍学，心理创伤严重。

案例三：鞠殿红（云南临沧）：2015年因发展家庭教会被捕，判刑至2029年。其家庭因经济来源断绝，妻子带着幼子四处躲藏，孩子因缺乏稳定环境，产生焦虑与自卑。

案例四：崔泰主教（河北张家口）：天主教宣化教区助理主教，2022年起失踪。其家人因长期无法联系，精神压力巨大，子女在学校被老师盘问信仰，生活陷入孤立。

案例五：龚圣亮（华南教会）：1952年出生，2001年被控“邪教罪”，判无期徒刑，酷刑导致失聪，2022年起失踪。其子女因父亲被捕，长期被监控，无法正常就业，家庭破裂。

案例六：觉晓勇（辽宁大连）：1959年出生，2021年被控“偷越国境罪”，判刑至2035年。其妻子因丈夫被捕，独自抚养孩子，经济与精神双重压力导致抑郁。

案例七：李双平（山西临汾金灯台教会）：2024年被控“诈骗罪”，判刑9年2个月。其家庭因罚款10万元人民币，负债累累，子女辍学打工。

案例八：李申会（陕西）：1977年出生，2020年因印刷基督教书籍被捕，判刑至2027年。其丈夫因妻子被捕，独自承担家庭重担，孩子因母亲缺席，性格孤僻。

案例九：孙成浩（甘肃张掖）：1982年出生，2023年因旅游被控“偷越国境罪”，至今未判。其父母年迈无依，精神崩溃。

案例十：万长春牧师（安徽蚌埠）：2020年被控“诈骗罪”，判刑4年半。其家庭因经济困难，孩子被送往亲戚家，长期分离导致亲子关系疏远。

案例十一：连长年牧师（陕西西安之光教会）：2021年被捕，起诉书无公章，审判程序不公。其妻子因丈夫被捕，患上严重抑郁症，家庭经济崩溃。

- 圣经篡改与宗教中国化：

圣经被改编以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将耶稣赦免妇人的故事改为暴力结局。教堂被要求悬挂习近平画像、升国旗、唱红歌，成为宣传工具。2018年起，网上销售圣经被禁，宗教书籍被焚烧。这些措施让信徒感到信仰被亵渎，精神痛苦加剧，家庭聚会因监控而充满恐惧。

教堂内讲道需加入“爱党爱国”内容，否则面临处罚。许多信徒因拒绝妥协，家庭成员被当局约谈，亲子关系因信仰分歧而紧张。

- 高科技监控与社会排斥：

教堂安装摄像头与人脸识别系统，监控信徒活动。信徒因信仰被限制就业、教育与经商机会，许多家庭因经济压力而破裂。例如，山西一位信徒因被监控，失去工作，妻子离家出走，孩子无人照顾。

18岁以下未成年人被禁止参加宗教活动，学校要求填写家庭信仰调查表，导致学生被孤立。例如，北京一位基督徒的孩子因信仰背景，在学校被同学排斥，产生心理创伤。

- 酷刑与强迫转化：

关押期间，信徒遭受毒打、剥夺睡眠、限制饮食等酷刑。例如，张少杰每日仅得一馒头，龚圣亮被打至失聪。这些酷刑不仅伤害个人，还让家人因担忧与无助而精神崩溃。

“思想转化班”强迫信徒写认罪书、悔过书，否认信仰。拒绝妥协的信徒家庭常被报复，亲属被约谈或监控，造成长期心理压力。

- 迫害的规模与影响

据国际估计，2014年中国基督徒人数约2300万至7000万，但近年因高压政策，教会参与人数下降约三分之一。家庭教会因拒绝加入三自教会，成为打压重点，许多被迫转入地下，聚会面临突袭风险。迫害不仅摧毁宗教场所，还通过污名化（如标签为“邪教”）压缩基督徒生存空间。对家人的影响尤为严重，许多家庭因经济困难、社会孤立与心理创伤而破裂，孩子因父母被捕或失踪，成长环境不稳定，心理健康受损。

法律分析：是否构成群体灭绝罪或反人类罪？

- 群体灭绝罪的法律定义

根据《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1948年）第二条，群体灭绝罪指在全部或部分摧毁某一民族、种族或宗教团体的意图下，实施以下行为：

杀害团体成员；

造成严重身心伤害；

故意使生活条件恶劣，导致全部或部分毁灭；

防止生育的措施；

强迫转移儿童至其他团体。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1998年）第六条定义一致，强调主观意图与客观行为结合。

- 是否构成群体灭绝罪？

主观意图

中共政策文件（如《宗教事务条例》、《宗教教职人员管理办法》）要求宗教团体效忠共产党，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旨在改变基督教信仰根基，摧毁其独立性。习近平在中央宗教工作会议中强调“宗教中国化”，显示系统性灭绝意图。

客观行为

身心伤害：张少杰、龚圣亮等案例显示，酷刑导致严重身心损害，家人因担忧与无助，心理创伤加剧。

恶劣生活条件：信徒因信仰失去工作、教育机会，家庭经济崩溃，子女辍学或被送往亲戚家。

阻断信仰传承：禁止未成年人参与宗教活动，排查家庭信仰，隔绝下一代信仰传承，导致家庭内部信仰断裂。

文化灭绝：拆除教堂、篡改圣经、强迫唱红歌，系统性摧毁基督教文化根基，让信徒家庭感到信仰被亵渎。

虽然未达大规模屠杀程度，但其系统性与全国性行为符合“文化灭绝”或“宗教灭绝”特征。国际人权组织（如人权观察）认为“文化灭绝”应纳入群体灭绝罪范畴。

- 反人类罪的适用性

《罗马规约》第七条将反人类罪定义为在广泛或系统性攻击平民背景下的行为，包括监禁、酷刑、迫害特定群体等。习近平政权的迫害具有广泛性（全国范围）、系统性（政策与高科技结合）及针对性（家庭教会被列为非法），酷刑与失踪案例符合反人类罪要件。对家人的连带打压（如约谈、监控）进一步加剧迫害的严重性。

国际反应与司法追责

- 国际社会的反应

国际社会对中国基督徒迫害的关注日益增加：

联合国：2021年，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委员会裁定，将全能神教会信徒遣返中国可能面临酷刑风险，违反《禁止酷刑公约》第三条。

英国：2020年，英国议会提出立法禁止“器官旅游”，针对中共涉嫌对宗教团体的活摘器官行为。2026年，下议院呼吁立法制裁中共强摘器官行为。

美国：国务院年度宗教自由报告多次谴责中国对基督徒的监控、逮捕与酷刑，称其为“系统性侵害”。

人权组织：国际特赦组织、自由之家记录迫害案例，呼吁对中共官员实施个人制裁。2023年，自由之家报告指出，宗教中国化政策构成“系统性侵害”。

- 世界公民法庭的角色

大中国审判（CCW）是由世界公民法庭发起的准司法项目，旨在通过公开听证会和国际法标准审视政治领袖罪行。其三大基石为：

挑战官方叙事，为受害者提供司法途径；

采用透明法律程序，确保公正审判；

依据国际法记录罪行，发布公开判决。

2024年，大中国审判已对习近平在新疆、西藏的行为定罪为群体灭绝罪。对基督徒迫害的审判旨在揭露真相，唤起国际关注。

- 司法挑战

管辖权限制：中国未签署《罗马规约》，国际刑事法院无管辖权。中共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阻碍调查。

证据难度：中共政策文件用隐晦语言，难以直接证明灭绝意图。

法律空白：“文化灭绝”尚未明确纳入国际法。

- 可行路径

案例法：通过金灯台教会、张少杰等案例建立判例。

国际压力：推动联合国、英国等采取立法行动。

受害者证词：鼓励受害者（如李长友）提交证据，放大真相。

习近平政权对基督徒的迫害具有系统性、持续性与广泛性，通过强拆教堂、逮捕牧师、篡改圣经、限制信仰传承，试图摧毁基督教信仰根基，符合“文化灭绝”与“反人类罪”特征。对信徒家庭的连带打压，如经济困境、社会孤立与心理创伤，进一步加剧迫害的严重性。大中国审判为揭露真相、记录罪行提供平台，国际社会则应推动“文化灭绝”纳入国际法、鼓励受害者参与司法程序、通过多边平台施压中共，并借助社交媒体传播真相。

(看中国: http://kzg.io/gb4YE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