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个月就是北京“六四”天安门事件及其后续屠杀37周年纪念日。对于许多人而言，这个事件往往被简化为一个画面：一名孤独的抗议者站在北京的一众坦克前。

图像视频永存，而理解记忆却会消逝。

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并非局限于一个广场，随之而来的暴力冲突也远不止于此。抗议活动席卷全国，而中共当局的回应也远远超出了北京的范围。人们记忆中的这一刻，实际上是一场执政党与其人民之间席卷全国的对抗。

熟悉中共残酷历史的人，对此结果应该不会感到惊讶。

从巩固政权之初，中共就将意识形态与强制手段相结合。中共第一代党魁毛泽东（1893-1976）明确指出其执政原则：枪杆子里出政权。这并非空谈，而是政权的根本所在。建政前后的历次土地改革运动、建政后的人民公社运动、大跃进（1958-1962）和文化大革命（1966-1976）等运动不断，无不展现出一种始终如一的意愿——即不惜大规模动用武力以维系其统治。大跃进后，数千万人死于饥荒。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制度，瓦解了社会秩序，并在整整一代人中引发了暴力冲突。

对于中共政权而言，暴力并非反常现象，而是一种手段。

中共不仅仅是一个威权体制，而是一个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独裁政权——它不仅试图控制政治行为，还试图控制思想、记忆乃至历史真相本身。

天安门事件并没有背离这个体系，反而印证了它。

到1989年，中共实施的经济改革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某些方面，但是政治权力结构依然完好无损。当抗议活动蔓延全国时，中共并未将其视为公民表达，而是将其视为对其权威的直接挑战。随后，政府宣布戒严，部署军队，并诉诸武力镇压。

北京天安门的死亡事件众所周知，而北京以外地区的死亡事件却鲜为人知。在四川成都等城市，可靠的报告显示，在最初的镇压行动后的几天里，数十人甚至可能数百人丧生。抗议活动蔓延到全国其它主要城市中心，但是中共当局确保暴力事件的全部规模永远不会被完全揭露。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为数百人，而独立估计的数字则高达数千人，一些更高的说法甚至超过了这个范围。

1989年6月4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一名人力车夫奋力蹬着踏板，将受伤的学生从广场运出。(64memo.com)

大多数权威的历史和外交估计都认为死亡人数可能在1,000到3,000人之间。与此同时，一些情报机构和异议人士的说法则认为死亡人数接近或超过5,000人。没有确切的数字，这并非偶然——这个现象反映了中共政权自身的结构。

这种不确定性并非记录保存的失败，而是管控的产物。

中共不仅镇压了异议，还抹杀了人们对异议的记忆。留下的只是一个象征，而非完整的清算，一个掩盖真相与揭示真相同样多的形象。

正如英国著名现实主义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所警告的那样：“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

最初的镇压之后，中共政权并未继续大规模屠杀，而是转向有针对性的镇压：逮捕、监禁、选择性处决和长期噤声等。天安门事件是一场集中暴力行为，随后是一场强制性的历史遗忘。

1989年发生的事件并没有止于北京，而且也不局限于中国。

如今在伊朗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而且规模之大令人担忧。

自2025年底以来，人民抗议活动蔓延至伊朗各地，波及数十个城市和省份。这些并非孤立的骚乱，而是全国范围内对专制政权本身表达反对的行动。学生、工人和普通民众纷纷走上街头，人数之多清晰地表明了民众的不满情绪之强烈。

伊朗政权的回应遵循着一贯的逻辑。

包括伊斯兰革命卫队（Islamic Revolutionary Guard Corps，简称IRGC）和巴斯基民兵（Basij militia）在内的安全部队迅速镇压示威活动。他们使用了实弹，部署了狙击手，并进行了大规模逮捕。为了阻止通讯和信息记录，当局切断了互联网。医院报告称收治了大量枪伤患者，而随着国家加强对信息的控制，独立核实工作变得越来越困难。

死亡人数尚有争议，但是规模之大、影响之广，并无争议。

人权报告证实，镇压行动已造成数千人死亡。经核实的数字高达数千人，另有许多案件正在调查中。其它来自医疗机构和内部消息来源的估计数字则要高得多，在某些情况下甚至高达数万人。由于当局蓄意阻挠核实，这些数字仍然难以确认。

伊朗政权利用国家力量，确保了这种不确定性。

尸体已被从医院移走。家属被迫保持沉默。大量报导描述了不堪重负的太平间、大规模的集体埋葬以及系统性地掩盖死亡人数的种种行径。据报导，在某些情况下，家属甚至被迫支付行刑所用子弹的费用。

这些做法并非偶然。它们是旨在将镇压范围扩大到杀戮行为本身之外的控制手段。

杀戮事件并不局限于街头。

镇压行动仍在继续，处决接踵而至。被指控参与抗议活动的人遭到不透明的司法审判，最终被处死。司法机构并非独立运作，而是沦为政权权力的延伸。

儿童也是受害者之一。这不是人群控制，而是为了维护政权。

伊朗政权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威权国家，而是一个威权神权独裁政权——在这个体制下，政治权威与政权的宗教合法性主张融为一体，异议不仅被视为政治反对派，更被视为道德和意识形态上的偏差。

现有数据虽然不完整，但可为相关比较提供基础。

1989年中国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中，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为数百人。独立机构的估计普遍在1,000至3,000人之间，一些较高的估计甚至超过了这个范围。真实死亡人数至今仍未得到证实。

目前伊朗已确认的死亡人数已达数千人。根据医疗报告和内部统计，其它估计数字则更高，在某些情况下甚至高达数万人。然而，在国家管控下，这些数字难以核实。

伊朗的镇压行动至少达到了人们通常联想到的中共天安门镇压的规模，甚至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两种情况下的不确定性并非分析的局限性，而是这些制度本身的特征。

然而，两者之间存在一个重要的区别。

在中共治下，杀戮集中在一段短暂而暴力的时期，随后进行了镇压。

而在伊朗，抗议活动并没有结束杀戮。

在最初的镇压之后，这种镇压仍在继续，包括处决、拘留和国家主导的暴力行为。

天安门事件是一场屠杀，随后是一片沉寂。

伊朗局势是一场屠杀，而且屠杀还在继续。

然而，全球范围内的应对措施并未遵循同样的模式。

天安门事件成为一个标志性的画面，它作为抵抗与镇压的象征，深深地烙印在世人的记忆中。伊朗却没有出现过如此单一的事件。其暴力事件分散在各个城市，报导零散，且实时引发争议。

集中发生的事件会成为一种象征，分散发生的事件会成为一项统计数据。

人们总是倾向于将这些事件割裂开来看待：把中共的六四事件视为历史，把伊朗的民众抗议视为时事。这种区分是误导性的。

这些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政权类型的体现。

中共政权和伊朗政权在意识形态上存在差异。一个根植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另一个则建立在革命神权政治框架之内。

正如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Sun Yat-sen，1866-1925）所言，“国以民为本。”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些政权都颠倒了这个原则——国家得以保全，即使这意味着牺牲人民。

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理由。

邪恶与权力有着同样的逻辑。

两者都是最高权力不受制约的体系。两者都将异议视为非法。两者都依赖武力镇压反对派。两者都控制着塑造后续叙事的信息。

在这样的系统中，权力没有实质性的限制。

如果没有限制，武力就不可避免。

相比之下，美国的政治传统源于不同的前提——权力受到制约，权利独立于国家而存在，个人拥有权力必须承认的道德权利。

如果缺少这个前提，结果就是可以预见的。

武力取代了法治。

权力取代了问责。

问题不在于这些政权是否会采取这种行动，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

问题在于，当这种模式再次出现时，我们是否愿意识别它——即便它缺乏一个明确的标志性图像。它必须指导我们对伊朗当前局势的看法。

37年前的北京天安门事件亦不例外。

而且类似的事件在极权国家永远不会停止。

作者简介：
拉蒙特‧科卢奇（Lamont Colucci）博士，曾任美国太空军（U.S. Space Force）负责作战理念与战略原则（doctrine development）的首任主管，现任威斯康星州康考迪亚大学（Concordia University Wisconsin）政治学教授。他曾任美国国务院外交官，专长于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和太空战略等。他著有多部关于外交事务和美国大战略等领域的著作。

原文：From Tiananmen to Iran: Different Regimes, Same Logic of Evil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并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立场。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6/5/12/n14762846.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