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林辉
前文已说，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军，那么，中共不抗日在做些什么？旅美学者辛灏年先生曾进行了总结，自1931年9·18事变至1937年7·7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这六年间中共做的主要事情有：
为了贯彻“武装保卫苏联”方针，继续发动武装暴动，强占地盘；建立伪政权“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分裂中国；搅局淞沪抗战，派地下党混入十九路军制造混乱；国民党长城抗战期间，中共武装暴动，发展壮大自己，并进行内部肃反，十万红军被处决；勾结十九路军陈铭枢部叛变南京国民政府，建立所谓“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继续分裂中国；被国民党围剿，被迫逃跑，最后在陕北落脚；策动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军事叛变，使中共生存危机缓解。
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并非如其公开所言积极抗日，而是在1937年的洛川会议上确定了“要日蒋火拼”的方针，即将国民党视为最大的敌人。毛的前秘书李锐也在他出版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回忆录中，对此明确的证明说：毛要和日寇夹击国民党。这也是为何中共建政后毛多次感谢日军侵华的原因。
洛川会议后，毛即命令林彪的115师潜入晋察冀山区，贺龙的120师潜入晋西北山区，刘伯承的129师向鲁冀平原发展。其目地，不是抗日，而是绕到敌后，以谋扩张。毛一再指示“八路军应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避实就虚，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主要任务是扩充八路军的实力，并在敌人后方建立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
至于毛和中共吹嘘的游击战，不过是为中共夺地扩张的“法宝”。毛在毛选中承认，“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只能打游击战”。
公开打国军
如果说，在全面抗战刚刚开始时，毛和中共还有些忌惮，不敢公开的不抗日，甚至还局部的参加了抗日，那么，随着中共发展到50万人马，抗日战争进入1939年的艰苦相持阶段时，中共的真面目开始暴露出来：专打国军，而对日军却是“游而不击”了。
中共宣传的新四军的所谓著名的韦岗战役、黄桥战役，即所谓的七战七捷，以及西路战役等，便全部打的是内战，全部打的是国民党正在抗日的“顽固派”。如中共广为宣传的“皖南事变”的真相就是中共军队改编成的新四军，不听从国民党最高统帅部的命令，一直专打国军、不打日军、甚至是专打国民党台儿庄大战的抗日主力韩德勤部，才造成被围歼的悲剧。当年的《大公报》的报导就道出了真相（另文介绍）。
与日军暗中勾结
除此而外，中共还通过日本占领者向敌占区的中国人出售鸦片、毒害自己同胞；更为恶劣的是，中共与日军暗中勾结，出卖国民党的军情，也就是通敌卖国。
美国之音今年2月21日的《恶谋（中）：谁背叛了中华民族？重庆轰炸与红色间谍》视频，透露了不少内情，具体如下：
一、日本东京大学远藤誉教授在台北找到了毛对八路军的秘密指示。毛在里面提到：中日之战对共产党来说，是个绝好的机会。
二、远藤教授在日本外务省的机密资料中发现了中共特务头目潘汉年向日军提供的情报《关于新四军的作战经过和建军工作》，其目地是为了取得日军的信任。其后，潘汉年向日军提出中共和日军的停战问题。
三、远藤教授找到了毛给潘汉年直接下与日军勾结指令的证据。他指出，在中共中央的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年谱》里明确有记载，多处有这样的描绘。毛有一天叫潘汉年过来，然后给他一个特别任务。此外，《年谱》里有30多处毛致电给潘汉年的记录。
四、远藤教授研究证实，潘汉年曾多次向日军出卖国民党的战略情报。至于针对蒋介石的多次“斩首行动”的相关情报是否就是由中共提供的，还有待研究，但以中共在重庆的地下势力，获取情报也不是难事。
五、远藤教授认为潘汉年通日不可能是个人行为，而只能是毛和中共的授意，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何中共建政后，毛要尽快将潘汉年以及相关知晓内情者一一关进监狱或处死。
而另外可以佐证中共与日本勾结的是，共产国际驻延安特派员兼塔斯社记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一本书中写道：“我无意中看到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的证实了：毛等与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存着联系……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来的。”
“叶剑英告诉了毛，我已经知道了新四军发来的电报内容。主席跟我解释了很久，说明领导人为什么决定与日本占领军司令部建立联系。”
“领导人中只有几个人知道此事，毛的一个代理人，可以说一直隶属于南京的冈村甯次大将总部的，什么时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间谍机构的严密保护下，畅通无阻的往返于南京与新四军总部之间。”然而，“领导人却要做出打日本的样子欺骗莫斯科。”
1984年大陆出版的《南京志史》也同样披露了中共当年卖国通敌的事实。该书揭露：新四军联络部长杨帆居然能够直进直入南京岗村宁次司令部，并受到礼遇。事因则是：……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日本陷于战线过长的困境。中国战场上，国军仍顽强抵抗。为了挽救这种极其被动的局面，至1945年6月，冈村甯次向新四军军部发出了议和资讯……新四军接报，因感到事关重大，立即报请中共华东局请示中央。延安立即密电答复说，“可以和日方秘密接触”。
于是，六月初，日军便派出了以日本天皇的干儿子、日军总司令部参谋部对共工作组组长为首的使团，向中共提出了“局部和平”的方案，并建议中共方面派出负责官员前往南京与日军总部首脑直接谈判……经中共中央迅速批复，新四军联络部长杨帆便启程赴南京。抵宁次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和杨帆开始正式谈判，并提出‘局部和平文本草案’，除双方停止军事行动以之外，日方还答应让出苏北的八个县城给新四军，新四军需保持中立，也可以将来和日方合作，共同对付蒋介石的国军和美、英方面……同时还协商好了保持秘密接触的级别、方式、地点、时间，为进一步谈判做好了准备工作……而这一系列卖国勾当便是弗拉基米若夫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发现的秘密……”
只是因为抗日战争提早的结束，中共与日本勾结以及进一步缔结条约的可能性才终止，但中共通敌卖国的罪恶却在历史上无法抹去。
发展壮大自己
不抗日的中共，还利用国民政府抗日，无暇剿共的大好时机，继续发展壮大自己。他们种鸦片，并用卖鸦片换来的钱买武器去打抗日的国民党；他们亦派出了大量人马到国统区去，一方面埋伏下来，等待时机，一方面制造混乱，给国民党制造麻烦；他们还在延安发动整风运动，确立了毛的思想统治和独裁地位……
根据辛灏年先生的研究，1936年底，中共红军仅存不足2万人马，其势力亦不足三县之地。全面抗战后至1937年，中共因靠抗日招兵买马和向国民党索要军费，已经拥有十万军队，占地35,000平方公里，控制人口150万。此后至1943年，在敌后共一亿八千三百万的总人口中，中共已经能够控制拥有五千四百万人口的根据地。至1945年，中共已经在全国建立了16个根据地，其中5个有各级政权，8个有行政委员会，3个为军事区域，中共党员已达120万人，其军队也已达120万，所控制人口已达一亿以上。
与1936年的中共相比，仅在军力上便是八年前的60倍；与在八年全面抗战中伤亡了数百万官兵、阵亡了二百余位将官的国民党军队相比，其反差之大，足以令人触目而惊心。难怪中共党史学家们要说，中共正是在“八年抗战”之中，才“为解放战争的胜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结语
简言之，中共不仅不抗日，在背后拖国民党的后腿，在后方打国民党，而且暗中与日军相勾结，通敌卖国。这样的行径一旦被中国人知道了，中共还能欺骗民众到几时呢？
(大纪元:http://www.epochtimes.com/gb/17/2/23/n8840492.htm)
为了贯彻“武装保卫苏联”方针，继续发动武装暴动，强占地盘；建立伪政权“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分裂中国；搅局淞沪抗战，派地下党混入十九路军制造混乱；国民党长城抗战期间，中共武装暴动，发展壮大自己，并进行内部肃反，十万红军被处决；勾结十九路军陈铭枢部叛变南京国民政府，建立所谓“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继续分裂中国；被国民党围剿，被迫逃跑，最后在陕北落脚；策动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军事叛变，使中共生存危机缓解。
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并非如其公开所言积极抗日，而是在1937年的洛川会议上确定了“要日蒋火拼”的方针，即将国民党视为最大的敌人。毛的前秘书李锐也在他出版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回忆录中，对此明确的证明说：毛要和日寇夹击国民党。这也是为何中共建政后毛多次感谢日军侵华的原因。
洛川会议后，毛即命令林彪的115师潜入晋察冀山区，贺龙的120师潜入晋西北山区，刘伯承的129师向鲁冀平原发展。其目地，不是抗日，而是绕到敌后，以谋扩张。毛一再指示“八路军应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避实就虚，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主要任务是扩充八路军的实力，并在敌人后方建立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
至于毛和中共吹嘘的游击战，不过是为中共夺地扩张的“法宝”。毛在毛选中承认，“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只能打游击战”。
公开打国军
如果说，在全面抗战刚刚开始时，毛和中共还有些忌惮，不敢公开的不抗日，甚至还局部的参加了抗日，那么，随着中共发展到50万人马，抗日战争进入1939年的艰苦相持阶段时，中共的真面目开始暴露出来：专打国军，而对日军却是“游而不击”了。
中共宣传的新四军的所谓著名的韦岗战役、黄桥战役，即所谓的七战七捷，以及西路战役等，便全部打的是内战，全部打的是国民党正在抗日的“顽固派”。如中共广为宣传的“皖南事变”的真相就是中共军队改编成的新四军，不听从国民党最高统帅部的命令，一直专打国军、不打日军、甚至是专打国民党台儿庄大战的抗日主力韩德勤部，才造成被围歼的悲剧。当年的《大公报》的报导就道出了真相（另文介绍）。
与日军暗中勾结
除此而外，中共还通过日本占领者向敌占区的中国人出售鸦片、毒害自己同胞；更为恶劣的是，中共与日军暗中勾结，出卖国民党的军情，也就是通敌卖国。
美国之音今年2月21日的《恶谋（中）：谁背叛了中华民族？重庆轰炸与红色间谍》视频，透露了不少内情，具体如下：
一、日本东京大学远藤誉教授在台北找到了毛对八路军的秘密指示。毛在里面提到：中日之战对共产党来说，是个绝好的机会。
二、远藤教授在日本外务省的机密资料中发现了中共特务头目潘汉年向日军提供的情报《关于新四军的作战经过和建军工作》，其目地是为了取得日军的信任。其后，潘汉年向日军提出中共和日军的停战问题。
三、远藤教授找到了毛给潘汉年直接下与日军勾结指令的证据。他指出，在中共中央的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年谱》里明确有记载，多处有这样的描绘。毛有一天叫潘汉年过来，然后给他一个特别任务。此外，《年谱》里有30多处毛致电给潘汉年的记录。
四、远藤教授研究证实，潘汉年曾多次向日军出卖国民党的战略情报。至于针对蒋介石的多次“斩首行动”的相关情报是否就是由中共提供的，还有待研究，但以中共在重庆的地下势力，获取情报也不是难事。
五、远藤教授认为潘汉年通日不可能是个人行为，而只能是毛和中共的授意，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何中共建政后，毛要尽快将潘汉年以及相关知晓内情者一一关进监狱或处死。
而另外可以佐证中共与日本勾结的是，共产国际驻延安特派员兼塔斯社记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一本书中写道：“我无意中看到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的证实了：毛等与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存着联系……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来的。”
“叶剑英告诉了毛，我已经知道了新四军发来的电报内容。主席跟我解释了很久，说明领导人为什么决定与日本占领军司令部建立联系。”
“领导人中只有几个人知道此事，毛的一个代理人，可以说一直隶属于南京的冈村甯次大将总部的，什么时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间谍机构的严密保护下，畅通无阻的往返于南京与新四军总部之间。”然而，“领导人却要做出打日本的样子欺骗莫斯科。”
1984年大陆出版的《南京志史》也同样披露了中共当年卖国通敌的事实。该书揭露：新四军联络部长杨帆居然能够直进直入南京岗村宁次司令部，并受到礼遇。事因则是：……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日本陷于战线过长的困境。中国战场上，国军仍顽强抵抗。为了挽救这种极其被动的局面，至1945年6月，冈村甯次向新四军军部发出了议和资讯……新四军接报，因感到事关重大，立即报请中共华东局请示中央。延安立即密电答复说，“可以和日方秘密接触”。
于是，六月初，日军便派出了以日本天皇的干儿子、日军总司令部参谋部对共工作组组长为首的使团，向中共提出了“局部和平”的方案，并建议中共方面派出负责官员前往南京与日军总部首脑直接谈判……经中共中央迅速批复，新四军联络部长杨帆便启程赴南京。抵宁次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和杨帆开始正式谈判，并提出‘局部和平文本草案’，除双方停止军事行动以之外，日方还答应让出苏北的八个县城给新四军，新四军需保持中立，也可以将来和日方合作，共同对付蒋介石的国军和美、英方面……同时还协商好了保持秘密接触的级别、方式、地点、时间，为进一步谈判做好了准备工作……而这一系列卖国勾当便是弗拉基米若夫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发现的秘密……”
只是因为抗日战争提早的结束，中共与日本勾结以及进一步缔结条约的可能性才终止，但中共通敌卖国的罪恶却在历史上无法抹去。
发展壮大自己
不抗日的中共，还利用国民政府抗日，无暇剿共的大好时机，继续发展壮大自己。他们种鸦片，并用卖鸦片换来的钱买武器去打抗日的国民党；他们亦派出了大量人马到国统区去，一方面埋伏下来，等待时机，一方面制造混乱，给国民党制造麻烦；他们还在延安发动整风运动，确立了毛的思想统治和独裁地位……
根据辛灏年先生的研究，1936年底，中共红军仅存不足2万人马，其势力亦不足三县之地。全面抗战后至1937年，中共因靠抗日招兵买马和向国民党索要军费，已经拥有十万军队，占地35,000平方公里，控制人口150万。此后至1943年，在敌后共一亿八千三百万的总人口中，中共已经能够控制拥有五千四百万人口的根据地。至1945年，中共已经在全国建立了16个根据地，其中5个有各级政权，8个有行政委员会，3个为军事区域，中共党员已达120万人，其军队也已达120万，所控制人口已达一亿以上。
与1936年的中共相比，仅在军力上便是八年前的60倍；与在八年全面抗战中伤亡了数百万官兵、阵亡了二百余位将官的国民党军队相比，其反差之大，足以令人触目而惊心。难怪中共党史学家们要说，中共正是在“八年抗战”之中，才“为解放战争的胜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结语
简言之，中共不仅不抗日，在背后拖国民党的后腿，在后方打国民党，而且暗中与日军相勾结，通敌卖国。这样的行径一旦被中国人知道了，中共还能欺骗民众到几时呢？
(大纪元:http://www.epochtimes.com/gb/17/2/23/n8840492.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