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才大略、千古一帝之汉武帝传（10）

大纪元文化小组

汉武帝携手群臣，成就了秦始皇称帝以来第一个鼎盛时代，在文治、武功、科技、艺术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留下的丰功伟绩足以令后世赞叹。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同时也是一位雅好文学及音律的才子帝王，他搜遗文、兴汉赋、扩乐府，为强大繁荣的西汉王朝，注入了一股文采斐然的艺术风度。

大赋纵横

一朝天子一朝文化，在后人的总结中，历代中华王朝都有经典独特的文学样式，其它朝代都难以比肩，因此被称作“一代之文学”。楚有楚辞，汉代有赋，唐诗宋词元曲，都是那个时代造诣最高的文学形式。汉赋，就是汉代最典型的文学形式，尤其以汉武帝时期最为繁荣。经济的富庶、物产的丰饶、军事的胜利、政治的清明、四方来朝的兴盛，塑造了大一统王朝的磅礴气象。这些体现在文人笔下，就变成了一种鸿篇巨制、张扬文采的盛世文学——汉大赋。


汉大赋既有散文的章法格局，也有骈文的节奏韵律，是一种力求文辞瑰丽、大量铺陈的体裁。它大多描绘汉代的宫殿、都市、皇家生活的壮美与威严，并在文末附有规劝讽谏的文字。《文心雕龙》对汉大赋的定义就是“铺采摛文、体物写志”。在汉武帝之前，赋文学已经出现，受到楚辞影响，是一种“骚体赋”。到了汉武帝时期，社会的发展和皇帝的推崇，洋洋洒洒的大赋文学就应运而生了。

汉武帝刚即位的时候，仰慕赋作家枚乘的文名，以安车蒲轮征召。但是枚乘年老，身体不好，在入京的路途中就去世了，让汉武帝非常惋惜。不过枚乘有个儿子叫枚皋，也是作赋的名家，他通过北阙上书向汉武帝自荐，说自己是枚乘的儿子。汉武帝大喜，召他在大殿上现场作赋，并封他为郎中。之后，枚皋成了汉武帝的近臣，随汉武帝四处巡行宫殿、地方以及封禅泰山。汉武帝每有所感，就命他作赋纪念。因为枚皋才思敏捷，每次接到诏令，挥笔即成，是一位高产的作家。

通过多种招揽人才的方式，汉武帝身边汇集一大批文人雅士，很多大臣像是东方朔、严助、朱买臣等人都能作赋，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汉赋四大家之首的司马相如了。汉景帝时期，司马相如客游梁国，做了一篇《子虚赋》，后来汉武帝读了这篇文章，大为欣赏，忍不住感叹：“可惜朕没能和他生活在同时代！”身边的狗监杨得意说，作者是自己的同乡，汉武帝很快就召见了这位才子。

司马相如对汉武帝说，《子虚赋》写的不过是诸侯游猎的事情，不足为奇，希望再献上一篇描写天子游猎的大赋。司马相如就写了另一篇著名的《上林赋》，极尽夸张地铺陈天子游猎的盛况和宫室的豪华壮丽。这篇赋不仅歌颂了西汉作为大一统帝国无可比拟的形象，又暗含讽谏，开创了汉大赋的基本主题。汉武帝读后大赞，封他做了郎官。司马相如写文章，与枚皋形成鲜明对比，他总是要花费许多时间构思，才能完成一篇大赋。但是枚皋在司马相如面前，总是自叹弗如。

这些文人在汉武帝身边，既是文学侍从，也是政务上的得力助手，比如朱买臣在外地任太守，司马相如出使过西南夷。赋作家不仅能够以文才受到天子赏识，还能跻身政坛，可见当时文人的地位也是很高的，这也促使汉代文人越来越多地创作大赋。《汉书‧艺文志》统计了汉武帝君臣的作赋数量，司马相如有二十九篇，枚皋一百二十篇，严助三十五篇，司马迁八篇，统共有近三百篇赋，比西汉初期多出百余篇，数量之多、质量之高，令人惊叹。

乐府诗歌

汉代成就最高的文学除了赋，还有乐府诗。诗歌历史悠久，在古代社会中具有重要地位。古时候经学和文学基本是一体的，也就是文史哲不分家。比如儒家经典《诗经》，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文学成就、教化作用都是非常高的。孔子也说过：“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汉武帝尊崇儒术，自然也非常重视诗歌的发展，其中最重要的举措就是大力发展音乐机构——乐府。


乐府从秦朝就已经设立，是负责管理音乐的官署，到了汉武帝时代，成为正式的集采集、创作、演奏音乐为一体的专业机构。这里要说明一下，古代艺术也是诗乐舞不分家的，诗歌都是配音乐演唱，或者再加上伴舞，所以当时的诗也是歌曲，叫作“歌诗”。西汉的诗歌就在乐府机构中繁盛起来，成为经典的汉乐府。

西汉初期的诗歌创作并不多，主要有汉高祖创作的《大风歌》，还有唐山夫人创作的大型诗歌《房中乐》，后来加上配乐更名为《安世乐》，之后乐府机构只是沿袭旧乐，没有新作。到了汉武帝时代，乐府得到空前发展。首先是增添了演奏曲目。汉乐府有三大曲目，一个是《房中乐》十七章，其它两部都创作于汉武帝时期。一个是《郊祀歌》十九章——由司马相如等文人奉召赋诗、音乐家李延年谱曲做成的皇家祭祀乐章；另一个是铙歌二十二曲，被称作是军中之乐。

在丰富乐府曲目这方面，李延年的贡献是非常大的。李延年出身音乐世家，父母兄弟都是音乐艺人，他本人更是懂音律、擅歌舞，受到汉武帝的赏识。史书上说，李延年所创作的音乐，听到的人没有不被感动的。比如他曾作一首《佳人曲》，汉武帝听了之后感叹，世间哪有这样的佳人呢？于是平阳公主就把李延年的妹妹推荐给汉武帝，成为最受宠爱的李夫人。李延年也因此更受器重，借着汉武帝祭祀天地、兴礼造乐之际，他不仅把旧曲翻为新声变曲，还把张骞从西域带回的音乐改编为二十八首“鼓吹新声”。由于高超的作乐技艺，李延年被封为协律都尉，显赫一时。

另外，汉武帝还为乐府制定了采集、整理民歌的制度，这样宫廷中出现了赵、代、秦、楚等地方的歌曲。到汉哀帝时，各地汇总的民歌多达260篇。采集民歌的意义也是很重要的，自孔子编《诗经》，整理周代“国风”，到战国、秦汉初年，这项文化工作就中断了，汉武帝的举措是继承、恢复了民歌的收集和整理。这些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代表的是百姓的心声，能够很好地帮助朝廷了解民间疾苦和政务得失。

如果说汉赋代表了宫廷文学的成就，那么汉乐府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民间文学的精华。而且汉乐府诗歌继承了诗经的传统精神，成为诗歌史的又一高峰。很多文人也用乐府篇章作诗，为后世诗歌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文采焕焉

除了对文学的倡导，汉武帝本人也热衷文学、勤于创作，成就斐然可观，史学家班固用“卓然”、“焕焉”形容汉武帝的文采。汉武帝一生做了许多大事，也遇到了许多祥瑞之景，为纪念这些事情，汉武帝除了命大臣写诗作赋外，也亲自挥笔，留下许多诗篇。


比如元狩元年（前122年），汉武帝在打猎中捕获一头白麒麟，于是写下一首《白麟之歌》；元鼎四年（前113年），有人在后土祠旁挖出一口宝鼎，汉武帝心有所感，作《宝鼎之歌》；同年在渥洼水中惊现一匹神马，他又创作《天马之歌》；还有一次在巡行河东途中，汉武帝写下了一首《秋风辞》。

元封二年（前109年），汉武帝祭祀泰山，途经一个叫瓠子的地方，黄河即将决口，他命令随从大臣中将军以下的官员都必须加入抢险行列，背柴禾加固河堤。面对洪水险情，汉武有感而发，作《瓠子之歌》；同年，甘泉宫内生长出一棵九茎连叶的芝草，他又写下一首《芝房之歌》。

太初四年（前101年），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征大宛，带回汗血宝马献给朝廷，汉武帝为纪念此盛事，作《西极天马之歌》；太始三年（前94年），汉武帝巡视到东海的时候，猎获一只赤色大雁，又作《朱雁之歌》。

汉武帝的诗歌具有楚辞特点，既有细腻入微的真情实感，也有一代帝王胸怀天下的气势，其中《秋风辞》和《瓠子之歌》可以算作代表作。我们先来看《秋风辞》：“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悲秋”是中国诗歌中常见的主题，汉武帝在楼船中与群臣宴饮游乐，却在把酒临风之际，感受到时光的飞逝，于是写下感秋之作。前三句描写秋景，文辞优美，第四句点明怀佳人也就是渴慕贤才的主题。后面几句描绘作诗的背景，在歌舞升平中生出人生短暂、少壮难再的感叹，韵味无穷。

《瓠子之歌》是汉武帝在黄河决口现场即兴所做，表达了拯救苍生的博爱胸怀。我们节选第二节赏析：“河汤汤兮激潺湲。北渡回兮迅流难。搴长筊兮湛美玉。河公许兮薪不属。薪不属兮卫人罪。烧萧条兮噫乎何以御水。隤林竹兮揵石菑。宣防塞兮万福来。”这一节描写了堵塞决口的紧张场面，前两句点明河水的湍急，暗示工程难度之大。接下来是治水过程，柴草不足立刻砍伐竹林来筑坝。治水胜利后，汉武帝不忘向百姓宣谕防治水患的重要性，整首诗写得气壮山河，也流露出帝王心系天下的悲悯情怀。

《汉书‧艺文志》记载，汉武帝也创作过两篇赋，其中一首是《李夫人赋》，另一首已经不可考。李夫人就是《佳人曲》中的女主角，但是早早就病逝了，留给汉武帝无尽的伤感。有一天，汉武帝思念李夫人，命方士为她招魂，汉武帝只能远望不能近观，感慨说：“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于是写下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悼亡赋，展示了伟岸帝王情深意重的一面。

正史之祖

有句话说：“西汉文章两司马。”指的是汉武帝时代两位姓司马的文豪，一个是以辞赋著称的司马相如，另一位就是史学家兼散文家司马迁。司马迁出身史学世家，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完成了史学巨著《史记》。《史记》的地位有多重要呢，它在史学上是正史鼻祖，在文学上是散文经典，在经学上又是一家之言，在古代的典籍中几乎没有一部著作达到《史记》这样的成就，所以呢它是一部“绝唱”。


那么这部巨著是怎样完成的呢？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就是汉武帝时期的一名史官，也就是太史公。司马谈博学多闻，精通天文、《周易》及儒、道、墨、法、阴阳等诸子百家有精湛的研究的学问。在汉武帝在全国搜求前代遗文时，司马谈有机会博览天下的经典古籍。史官的责任是着史，司马谈就有个志向，完成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贯穿古今的通史。而司马迁自幼继承家学，通晓诸子百家，从董仲舒、孔安国等名师学习经学。长大后他开始漫游各地，采集旧闻故事，积累下丰富的历史素材。

司马迁是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文人，为人聪慧通达，善于文辞，后来在朝廷中担任郎中。到了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准备封禅大典，司马谈因故未能参加，深以为憾，以至于身患重病。刚好司马迁出使巴蜀后赶回来，见到临终的父亲。司马谈就把自己未竟的事业托付给司马迁，希望他能继承祖先治史的事业，继任太史公完成那部史书，并且记录下汉代以来帝王将相的辉煌功绩。三年后，司马迁担任太史令。

太初元年（前104年），出于修史的需要，司马迁提议改历法、更年号，并参与《太初历》的制定。《太初历》取代了秦汉以来的《颛顼历》，以正月为岁首，采用有利于农时的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代历法的重大进步。在世界上，太初历也是处于领先水平，比古罗马的儒略历早了五十八年。新历法确定后，汉武帝为此举办盛大的典礼颁布新历法，并把那一年定为太初元年，新历法也因此得名《太初历》。之后，司马迁正式撰写《史记》。

再到天汉三年（前98年），李陵因为遭遇匈奴大军，力竭投降，还有传闻说他帮助匈奴练兵，汉武帝怒其忘恩负义，朝臣也多认为李陵罪在不赦，而司马迁却极力为他辩护，因此被以欺君之罪判处死刑。为充抵死罪，司马迁不得不忍辱接受宫刑。之后他得以继续着史，顶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写作不辍，终于在征和二年（前91年）完成了《史记》一书。

《史记》记载了从黄帝时期到西汉约三千年的历史，首创了纪传体编史方法，确立了本纪、书、表、世家、列传五大体例，跨时久远，体式完善，为后来的“正史”提供了完美的范本，因而成为二十四正史之首。而且司马迁着史，并不是单纯记录历史事件，而是继承《春秋》微言大义的精神，将自己对历史、人生的思考融入其中，也就是实现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理想。

至此我们可以发现，在汉武帝时代的文学艺术中，汉大赋有着纵横张扬的文采，汉乐府囊括天下民歌，史传又有着宏大豪壮的愿景，无论哪一种文学样式，都体现着宏伟、博大的特点。

都说时势造英雄，或许一个前所未有的繁盛时代，才能孕育出志向远大、才情洋溢的文人，才能留下这样气势壮阔、文辞瑰丽的艺术。从这点来说，汉武帝不仅以自身的才华，倡导并繁荣了汉代文学，更为当时的文人创造了一个自由创作的广阔舞台。（未完，待续）


大纪元 / 原文网址：https://www.epochtimes.com/gb/19/8/13/n1145117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