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敦颐之《通书》有云“文所以载道也”。这大概是我们所能找到的“文以载道”的最为贴切的出处。不过，文以载道的思想却是自古有之。确切地说从造字之初，中国人的文字就被赋予了“载道”的使命。于是每当世道大衰时，就会出现一些有志于以文济世的人，强调文章的道德内涵与教化作用，以文风变世风，比如，宋朝的古文运动。
不过，说起那一场古文运动，对文字之恶习以为常的现代人不免会有所误解，以为不过是文人间的拔旗立帜而已。事实上，那是一场有其原因、有其必要、有其效应、有其影响的道德回归运动。
从唐末以至五代，中原王朝频繁更迭，天下动荡，读书人多汲汲于仕进以为利禄之途，甚者流连曲中，以艳词相夸，仍可以中进士、夺状元，所以有句话叫作进士轻薄。这种情形直至宋初还有痕迹，譬如柳永之所谓“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所以柳永屡遭黜落并非如他自以为的“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而是他的文章实在不合时宜，他大概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处在一个不只重文才，更重文德的时代。而如五代进士之轻薄，何谈参政辅国，更遑论传道授业了。
四库全书中收录的柳永的《乐章集》书影（公有领域）
事实上在柳永之前，关于文风之赈救，就已经有人首倡其议了。此人正是活跃于祖宗朝的柳开。他提出“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又说“文恶辞之华于理，不恶理之华于辞也”。有意思的是这位宋初文坛上的活跃人物其实更接近于一个武人。他不仅善骑射、任武职，性格上亦也尚气自任，喜欢结交豪杰。也许在宋初时候，要想在文风未开的文坛上辟出一条路来，也只有这样透着武人气质的文人，才能有此大刀阔斧的勇气，才能有此披荆斩棘的魄力。
不过，就文字本身而言，柳开的文字并不算成功，病在矫枉过正，每每词涩言苦，令人难读。但他对文章要“古其理，高其意”的倡议却是与整个社会，特别是与当时理学之兴堪称同步，在此背景下，柳开之后，有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同时而出，发理学之先声，与文坛相呼应，特以石介对柳开尤其赞赏。此三子者虽于文学未有大建树，而于学术上则对文以载道之思想大有助力。
于是宋兴七十年，宋初文坛基本达成远革五代之俗恶、近退西昆之浮华的共识，但尚未形成迥于前代之风格。彼时文学之士，可为战国之文，可为汉魏之文，独不能为宋文。直至庐陵欧阳修之出，文学泥古之状态始有突破，有宋文风为之一变。
欧阳修画像（公有领域）
天圣九年的春天，欧阳修来到西京洛阳，他的上司钱惟演爱山、爱水、爱诗、爱酒、爱才，对其幕下的青年才俊们，更是呵护有加，不仅不让他们承担过多的工作，还纵容他们游山玩水。不过，这并非是驭下不严，而是他不想让这些青年才俊们累于政事俗物，从而过早地摧折了灵气，障碍了文学的修习。这真是只有文人之间才有的心灵相通。在悠游嵩山的岁月里，欧阳修结识了当时的名士尹洙、梅尧臣，日为古文歌诗，久之，欧阳之文不仅道淳德粹，又为山水间的灵动之气与萧散意态所感染，如行云流水，一路深入浅出自然而然。
欧阳修与同僚书信真迹（公有领域）
《文心雕龙》有云“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文章贵在真，要发于真心，要出于自然。这也是欧阳修极为强调的，所以他疑石介文字太怪，讽宋祁文字太古，劝王安石“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而欧公之文字，譬如春风之疏畅，容与闲易，意豁如也。
此外欧阳修造就后学，其功尤大，与之同列为唐宋八大家的苏洵、苏辙、苏轼、曾巩都是他的门生。苏轼为《六一居士集》作序，将欧阳修比为韩愈，又云：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乃知欧阳修在这一场古文运动中堪称领袖人物。
欧公殁后，宋代文坛最为活跃的两个人物一为王安石，一为苏轼。王安石之文发平实为浩瀚，而又波澜老成，时有奇崛之语，连苏轼也不得不放笔道“此老野狐精也”，苏轼之文更是纵横跌宕，独步当世。连王安石这样一向高自标许的人物也不得不折服说“不知更几百年，方有此人物”。不过，二公在古文运动中却是各领风骚又千年。
王安石学问尚理，尝说：“人在少壮时，应当讲求天下正理，却闭门学作诗赋。”他擅长以古文阐经义，所谓经义之体，堪称前代所无之首创，后世八股之开山。熙宁年间，王安石更定科举法，不再以诗赋取士。不过，凡事有利有弊，科举罢诗赋，策经义，又使天下学子唯诵经义，不重文辞，正所谓过犹不及，最后王安石自己亦不得不叹道：“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也。”
在变科举一节上，苏东坡与王安石针锋相对。坡公尝言：“王氏之文未必不嘉，而患在好使人同己。”就是说，苏轼喜欢王安石的文章，但不喜欢王安石将自己的文章审美变成天下文章的标准。在苏轼看来，“使人同己”后的文风单调划一，几如黄茅白苇，遂以一枝凌云健笔，饱蘸了天地之灵气，散行纵横，写出了宋文令后世难以企及之境界，小至数行短札，大则万言之章，立意出人意外，行文自然天成。
苏轼同时，有苏门四学士者，将苏轼文风发扬开去。苏轼身后，天下学者翕然从之，而蜀士尤盛，至有俗语曰：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说的正是能写苏氏文章者，会很吃得开，不能写苏氏文章者，大概就只有吃菜羹的份了。苏文之大行于时可想而知。
盖文之所以载道，讲究的是有文有质。以文害质固然不可，以质害文，亦非所取。文质兼备，互相表里，才是真正可以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的好文章。所以宋代文人们所苦心力索的又哪里只是文字章句之雕琢，实乃文明不朽之事业耳。@#
大纪元 / 原文网址：https://www.epochtimes.com/gb/16/6/14/n7997951.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