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和司机两个人都被送入八号帐篷，这里已经几乎满员了，人人都戴着口罩，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身穿白色隔离服的护士在逐个测体温，然后登记。他俩被安排在靠门口的地方坐下，那个护士过来检查了身份证并测量了体温。

等待的间歇钱倩和那位司机大哥聊起了天，得知他姓马，是附近县里的果农，这一车橘子本来要送批发市场的，但是县里市场因为病毒关门了。准备送去临近的县，结果到处封路。最后就想着市里这边需求量大，问了朋友高速还能走，于是想先开了车送去武汉，运气好了还能卖给市郊的果农，赔钱是肯定的了，但总比烂了强。

“但是没想到半道儿被隔离了，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出去。”老马说话的时候抹了抹眼睛，他的眼睛里有泪花，鼻子也不太通气儿，不知道是因为心底的委屈还是冬天的寒风。

“我被关在这儿两天，一车的玫瑰花全烂了，”旁边一个罗姓小伙子无奈地说。老马抽了下鼻子，望着昏黄的电灯，眼里的泪花越攒越多。

“你们还好咧，我们外地人去杭州路过的也被拉到这啦。”旁边的一个中年女人说，她挽着一个中年男人的胳膊，是一对王姓夫妻。“都怪武汉人到处乱跑，全国人民都遭殃。”王先生气鼓鼓地抱怨着，王太太用胳膊肘推了推，示意他别乱讲话，毕竟这个帐篷里的绝大多数都是武汉人或湖北人。

“怎么，敢逃还不让人说了！”王先生可见积攒了许多怨气，不吐不快，王太太则无奈地叹了口气。对于这么个看不见也摸不着的病毒，对于无症状感染者的存在，人们的肉眼与现代科学经验无法准确判断谁身上携带病毒，连核酸检测也因质量差异有着从百分之十到七十的误差，所以就只好假设从疫区出来的每个人身上都带有病毒，而这种假设又被一道事实上的“封城”命令更加做实，被铺天盖地的“武汉加油”口号迅速传遍全国。

不一会儿，一个姓何的中年男子有些哽咽地说：“不是我们想逃，而是不得不逃。病人送去医院了根本不给治，就躺在那硬挺，看你命硬不……我妈就是这么走的……”他说完这话，眼眶已经发红，身边的何太太拍了拍他的肩膀，又拍了拍怀中熟睡的婴儿。周围的人听了他这话，连忙“肃然起敬”地挺直了腰杆，往周围移动，在狭小的空间里给他们腾出更多地方。

何太太连忙解释说：“我们家里有宝宝，婆婆发烧后就再也没来过……护士刚给我们量了体温……”她还没说完，就被何先生制止住了，他没有用言语表达心中的愤慨，而是握了握拳头，然后又松开了。何先生已经想开了，因为医院自始至终都没有出具书面确诊通知，因为国家的确诊人数是像计划生育政策一样有指标的，因为只有持书面确诊通知书的病患可以接受所谓的免费医疗；因为他母亲早在“又红又专”的党的专家们终于得到指示可以宣布“人际传播”之前就已经开始发烧了，因为早在那之前无数的武汉人就已经随着春运大潮流向全国各地了。

“你们要逃命，就无视我们的生命安全吗？医疗资源是有限的，那肯定先给年轻的治了。国家决定封城肯定是有道理的，你们到处乱跑也太没有公德心。”王先生的这番慷慨陈词很明显是将自己置于党国的同一战线，无论党国做了多大的错事，总能牵强附会地找出一些“光辉”的理由，或者“灵光乍现”地找出可以转移目标的靶子与背锅侠。

不过，他这话音还没落地就被身旁的王太太推了一把：“去你的吧，也不知道谁把我们关在这个破地方的，出也出不去地坐牢一样。”很明显，就算所有的武汉人联合起来也没有这样的权力，可以随意剥夺一个人的自由，再关进隔离帐篷。

所有党国话语系统里那些冠冕堂皇的道理，只能存在于虚无缥缈的幻想和谎言里，一旦进入现实世界就都变成了相反的意思，产生相反的效果。可能“党”编出来的这套所谓理论大概是反现实的吧。对了，这个“党”对于现实一向是采取蔑视的态度，一向是藐视一切，如果现实跟它们对着干，它们就要“改造”现实，通过新闻媒体，通过“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的套路。

钱倩不想再听不断转换风向的言语攻击，以及无数个不停变换却总是虚焦的关注点，她太熟悉党媒骗人的套路，也早已学会了墙国里无数次碰壁之后了悟的生存之道：“不仅要听他/她说什么，而且还要看他/她做了什么。”她给了马师傅车钱和橘子钱以作感谢，将厚厚的羽绒服帽子扣在头上，她往嘴里塞了一颗巧克力，希望这一丝甜蜜可以让她在吃了这么多苦之后带来些许慰藉，因为她还没有忘记这天是除夕夜——本来应该阖家团圆的时刻。

她并没有睡着，低温的环境，吵嚷的周遭，弥漫着潜在的病毒与实在的恐惧，这一切都让人无法入睡。过了许久，吵嚷的周遭终于安静了下来，人们绅士一般地降低了自己的音量，好让那一丝泉水般清澈明亮的歌声能够传到账篷里的每一个角落。那是一首近期在网络上迅速蹿红的歌曲，讲述的是一个草原上的故事。

没有喧闹的音响，没有炫目的灯光，有的只是深沉的情感与真切的想念。每个人都在安静地聆听着，每个人都能理解——那是人类共通的情感，在襁褓之时就已经学会，并将一代一代传递下去的情感，关于爱、关于家、关于幸福。钱倩忽然想起了曹坚，好像她最幸福的记忆里总有他的影子，于是她拿出了手机，找到了曹坚的号码，正当她鼓足勇气准备按下拨打键的同时，忽然被一声暴躁的声音吓住了——

“谁在唱歌呢！不许唱，安静，睡觉！”一个身着防化服全副武装的人走了进来，大声呵斥着，像对待那些每日被操练的新兵一样。

隔离帐篷里的人们一时间好像真成了党国的敌人，党国最惧怕的不是“敌人”互斗、闹哄哄的不安静，它最惧怕的是人们有了共同的因素，能够识破它的“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谎言与诡计，那个因素叫做人性。

之后的两天里，不断有一些人进来。第三天的时候，钱倩看见老马被一个穿着防化服的人叫了出去，忍不住为他担心，虽然老马并没有出现任何患病症状。她的心七上八下地跳了一阵，终于在半个小时后稍稍缓解。

老马回来了，身后跟着几个穿防化服的人，他们搬了几个箱子放在帐篷门口。

“辛苦了，辛苦了，剩下的都给你们了……你们也不容易……”钱倩听见老马含含糊糊地打着招呼，然后一阵冷气袭来：“小姑娘，帮帮忙，把这些橘子分了吧。”

“啊？”钱倩一时没反应过来，老马解释说：“搁不住了，趁着还没烂还不如大家分着吃了。”他脸上挂着冻硬的笑容，眼里闪烁着晶莹，不知道是因为寒冷还是因为心疼。

橘子很快分完了，老马如释重负地坐在了地上——他的橘子没卖出去，自己的小命儿也是生死难料，但是心里却不再那么压抑：“老人们都说积德积德的，这也算是积了回德，回头到了地下也有个说法。”他默默地自我安慰着，不知不觉地露出了微笑，将眼睛里积蓄的泪水挤了出来，于是连忙低下了头。

他甫低下头就看见一张十元人民币，不由得一愣，然后又出现了一张一元钱、五元钱、五角钱……他不可置信地抹抹眼睛，抬起头的时候就看见身边的人不断地往他这里传递纸币，眼泪瞬间涌了出来，他心里热乎乎的，激动得说不出话，一边抹着袖子，一边不断地把钱推回去。

“哎呀马师傅你拿着吧，他们这都是慈善捐款……”钱倩说。

“是啊，自从那个什么红十字会出事后，我们就再也没捐过，就怕哪个机构一过手就不知道进了谁的腰包。”王先生拍下一张百元大钞：“还不如直接捐给有需要的人手里。”

“是啊，不管多少吧，总归是一份善心。”何太太看着何先生递过的二十元钱，一边拍着孩子说。

“谢谢、谢谢……”老马哽咽着不断重复着这两个字，他本来是想积点儿德，但是不知怎么就变成了钱。可能在这个特殊的时刻，这个特殊的境遇里，钱的魔力似乎也没有那么大了，人们宁愿像他一样，舍掉一些无谓的金钱与物质，换取一些心灵上的慰藉，或者说传递一些仅存的温暖。

第七天的时候，那个看不见的、却永远存在于士兵们口头上的上级终于做出了指示，被隔离的人们分成几个队伍，带上了敞篷卡车驶往不同的方向。

钱倩默默地跟着大队往集中营外面走着，老马并没有和她一起离开，他被电视台记者拦在了镜头前：“听说你那些橘子都卖掉了，你说说具体情况。”钱倩远远地听见那个记者的提问就心知肚明了，不过以老马的智商与经验来看肯定说不出来党媒能播的话，估计最后还是得照着稿子念，钱倩在心底里祝愿着“老马好运”，爬上了绿色的大卡车。

“不是卖掉的，实在搁不住了怕坏，分给大家吃了。”老马说。

电视台派记者前来，本来是想树立个“党国抗疫政策并没有造成农产品滞销”的典型，并打算用这一个“典型”击破网络上无数个“因封路而水果放烂、果农赔本大哭”的“谣言”。现在听他这么一说，这个谎话就有些圆不过来了，但是秉持着“讲好故事”的上级指示，记者又问：“那你收钱了没有？”

老马愣了一下，因为自己确实是收了钱的，所以只好点了点头：“嗯，收了，不过不是卖橘子，是人家捐的。”

“有那么重要吗？你给我橘子，我给你钱，那不就是买卖嘛！”记者又举起了话筒：“你就说都卖掉了，开机……”摄影机又开始默默运转，镜头里闪现出老马无奈的表情：“我、我卖给谁了啊？”

“诶呀……”记者不耐烦地拿掉了耳机，然后说：“这里隔离的都是哪儿的人哪？”

“武、武汉的……还有其它……”老马说这话的时候都有些发抖，毕竟这两个字现在可是个敏感词。

“那不就是卖给了武汉人了吗？”记者说完，又举起了话筒对着镜头说：“我身后的这位是武汉市郊的果农，他在看过网络上农产品滞销的谣言视频后表示十分愤慨，并说自己家的橘子都卖了出去，下面请他现身说法。”他说完之后就把话筒杵到了老马面前，看着他战战兢兢地说：“我、我家的橘子都卖给了武汉人。”记者马上接过去说：“事实证明国家的封城政策并没有给果农带来严重影响，请大家保持理性，不信谣不传谣……”

电视机前忙着做饭的、吃饭的观众们听到这位果农的现身说法，估计会自动脑补出这位果农是如何驾驶着卡车，拉着一箱一箱的橘子，披星戴月地开往武汉，然后在超市门口卸货并心满意足地拿到了卖橘子的钱。被封锁的武汉人则在超市里纷纷购买着价格公道的橘子，并表示我们的封城生活很好，连水果都能吃到。

观众们没有条件去验证新闻的真伪，除非他们自己就是果农；

观众们也没有能力和精力去用统计学论证新闻里的事情到底是个案还是普遍，那是政府应该做的事情，应该解决的问题。可惜事实上在政府看来，党国给的KPI没有落实在民生上，只落在防疫上。不过，最终党国还是能意识到税收的减少，不过那时已经不知道有多少农民破产了；

观众们也没有意愿去深究新闻的真伪，他们或是事不关己的淡然处之，或是沉浸在党媒给他们营造出的“正能量”的幻象里。（待续）＠◇


大纪元 / 原文网址：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7/16/n1309269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