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不知道被脑控了”

姚多杰出生于1967年，安徽省淮南市人，现居广东深圳。他在采访中告诉大纪元，自己从2007年11月起被脑控。当时，他正在深圳一家五星级酒店任保安部经理，并因工作需要长期住在酒店客房。

“一开始我在房间上网，听到有人议论我，说：你看，他要泡茶喝了，要做什么做什么了。我就觉得是不是酒店在我房间安监控？我说不可能呀，然后我抱着怀疑的心态去到处找，也没找着。”他说，“但是这种声音越来越频繁，甚至我想什么都能讲出来，我就有点恐惧了，到处找声音来源找不到。”

姚多杰接收到的“颅内传音”还带有方向感，让他误以为声音从隔壁房间或门外传来。例如，他曾听到一帮人很逼真的脚步声，跑到他客房门口说：这就是他的房间，我们过来要砍他，要杀他。他鼓起勇气一下把门打开，又听到脚步声跑开，外面一个人没有。“但后来我又想一想，按照我开门时间和跑步的距离，不可能我看不见人的，然后我查监控，监控也没有人。”他说。

他还听到隔壁客房有人说要对他施害，并发出操作仪器的声音。他利用工作便利，几次叫服务员把门打开冲进房间，导致客人投诉。

“我现在明白这是语音生物电波，向我大脑发射语音，但是我当时不知道，当时的错觉就以为是真人在我面前的。然后他们晚上讲我坏话、骂我，我就开着窗户、开着门骂他，好像他们就躲在墙外骂我一样，我冲过去找他们找不到，来回这样搞，简直就像神经病。”

与此同时，他还受到影像干扰，“眼睛一闭上，就像睁开眼睛看到一样，有人在你旁边讲话，有人在你旁边做淫秽的事情乱七八糟，像真人真事一样。”“睁开眼睛就没有。”

姚多杰买了监控、监听、电磁波感应器等很多设备，“像搞科研的一样，结果也没查出个所以然”。

除了语音、影像骚扰，他还被不断输入兴奋、悲伤、恐惧等情绪，他说自己“几乎是24小时睡不着觉”，“赤裸裸摆在它面前，一个玩偶一样，那时候连续半年多，我是悲伤恐惧啊”。

有一次，“颅内传音”偶然说：“欸，他还不知道他被脑控了。”“我说脑控是什么意思？然后我就上网搜索。一搜索，全国有很多受害者，而且国家官方媒体也报导脑控武器的存在，我才明白，原来有人使用脑控武器。”


搜集“脑控”有关信息 尝试抵抗骚扰

从那以后，姚多杰不断搜集有关脑控研究的资料。

他找到姜堪政和袁心洲所写的《生物电磁波揭秘——场导发现》一书，书中介绍，1957年，生物学家姜堪政提出场导论基本观点；1963年，他用简单的电子元件组装出一台“生物波放大设备”，仪器把A的人体生物波放大传导给B，B就可同步得知A的思想，姜堪政当时请同学配合做场导实验，成功率达90%；1967年，中国科学院对生物场导学说进行了人类大脑场导的秘密研发。

姚多杰还阅读了《神经工程学》一书，里面有介绍如何研究脑控武器，包括搜集人类在各种条件刺激下所产生的生物电波，来作为脑控武器及人脑开发的数据库。

此外，中共央视7套、中共官媒《解放军报》和新华网等及一些学术论文也多次证实存在脑控武器，且中共已研究多年。

姚多杰表示，他尝试过多种屏蔽脑控的方法。“我购买了大量的手机屏蔽器，包括像公安局有这个防爆屏蔽器，那个防爆屏蔽器的功率特别大，是防止别人搞遥控爆炸之类的，它的屏蔽电波一开可能1公里左右的所有电器失灵。”他说。

“我去准备购买的时候，我去深圳赛格电子城测试了，结果根本没有办法屏蔽。后来我就查找资料才明白，我们所产生的是生物电波，而不是电磁波，它那电磁波屏蔽器屏蔽不了生物电波。”他还买过脑电波屏蔽器，发现“都是骗人钱的”。

他体会到，被脑控最痛苦的就是大脑被动性思考。“你看到鸡，它就（让你）想这个鸡我给它杀掉怎么烧呢？红烧还是清炖呢？不停地往下想；看到个老太婆、看到个靓女啊，它就给你输入淫秽的东西。我尽量去转移视线去想别的，或者顺着它思考就思考吧。”

他在晚上睡觉时也出现这种状态，“很难睡，好像也能睡两三个小时吧，然后就开始……他输入的所谓梦境其实我们都明白，就像闭上眼睛给你放电影一样，很困，但（大脑）一直保持兴奋状态，很疲惫无奈地被动去思考。”

“我这么多年总结一条经验：坦然面对。怎么想呢？你讲我是流氓我就是流氓，你讲我是英雄我就是英雄，反正你拿我做实验，要么你就给我搞死，我逃也逃不掉呀，不受它左右吧。”

由于每天几乎24小时受干扰，姚多杰从2008年后无法继续工作，他的身体也出现一些疼痛状况，肚子、腿会莫名地像抽筋一样抖动。


谁是脑控武器持有者？

从2007年底开始，姚多杰接触到了其他脑控受害人。由于对这一科技不了解，很多人认为自己是被亲人、同事或其他仇家暗害。

“但我们用逻辑思维去考虑一下，你想，人民网、《解放军报》公开报导脑控武器可以与核武器媲美，如此高端的科技武器，它能流落到私人手里吗？”姚多杰说，“肯定是国家高层批准的，这是不可否认的事情，这东西不需要猜测的”，“国家已经公开承认这种东西存在，只是不承认在拿老百姓做脑控武器试验而已。”

对于中共科学家曾提出要凭“中国特色”加入国际人类脑计划，“发挥自己的长处”，包括“我们人类脑资源丰富”，姚多杰质问，“一个大脑就是一个人的生命，他可以随便作为一种资源，这是什么人才能讲出这个话？”

“这种试验不是简单的试验，它是一种虐杀性的迫害性试验，很残忍的，就是给你慢慢地折磨死，折磨到你崩溃”，“完完全全的反人类行为”，“（这种）科技一旦公开应用的话，那民众就是木偶，新型的奴隶就开始产生”。

发传单 报案 向更多人科普脑控武器

近年来，姚多杰和其他受害者上街发传单，努力向更多民众科普“脑控”技术，讲述被害人的痛苦经历。

他说，有两种人最无法接受这件事：没文化的和所谓特别有文化的。“没文化的人呢没接触这个东西；特别有文化的呢，第一个他觉得自己有文化，第二个呢，也是被洗脑多年，很固执，（认为）科技不会达到这一步。”


据姚多杰的统计，大量脑控受害人出现在2005年到2016年期间。他们近年来也不断向各级公安部门报案，呼吁国家赔偿，呼吁对智能科技立法。

姚多杰表示，他要实名说出自己的经历和所知道的一切。“我活了今天就不知道能不能见到明天的太阳，我们生命都没有保障，还有什么顾虑呢？”



大纪元 / 原文网址：https://www.epochtimes.com/gb/20/9/12/n1239930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