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化”到了濒临灭绝的地步

当代中国历史中，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是一场人们已经议论得很多，却依然议论得十分糊涂的事件。当文革后渐渐允许议论这一运动的时候，当事人大多还活着，史实并不复杂。不少文件逐渐解密，当事人在境内外发表了大量回忆和口述历史。即使是按照大大缩水了的官方数字，当年打成右派的人数也高达五十万，这些人后来统统“改正”了，也就是说，官方正式认定他们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只有五个人是例外，十万分之一。这五个人不予“改正”，为的是要用来证明，当年打右派也有打对了的。既然有打对的，那么反右运动本身就不能说错。于是，一九五七年反右的问题，只是“扩大化”了而已。

不过，大部分中国人至今还不知道的是，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在中国西南西北，以藏区为主的地区，发生了一场更为血腥、更为惨烈的“扩大化”，那就是至今仍然遮遮掩掩的“平叛扩大化”。

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六年间，随着内地城乡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深入，中国政府在藏区的政策发生了一个转折，开始将内地的土改和合作化运动推行到藏区。在藏地农牧区的土改和合作化运动，先从西藏周边川滇甘青藏区开始。这一名之为“民主改革”的运动，包含中共建政之初在内地进行的土改、反右、镇反、合作化等，并将之压缩在同一时间内进行，不可避免地激起了藏人的反抗。中国政府调动军队镇压，酿成一场国家军队镇压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战争。这场战争始于一九五六年初春，结束于一九六二年秋，历时六年半。当时的解放军十二军区中，有八个不同程度参与。作战过程中，解放军动用了步兵、炮兵、骑兵、空军、装甲部队、摩托部队、防化部队等兵种，参战兵力累计达二十三万五千左右。

在这场战争中，不仅发生了针对藏人农牧民不分青红皂白的滥杀，更在每次作战后由上级下令滥捕滥抓，枪杀俘虏、导致很多地方藏人部落男性青壮年骤降到濒临灭绝的地步。

“死也要让他们死在监狱里”

一九五八年四月九日，青海省委书记高峰在省公安工作座谈会上说，“有些人虽然没有现行破坏活动，但可能是危险分子，可以采取秘密逮捕的方法，把他们搞起来，要搞得很艺术，谁也发现不了；要采取多种多样的办法，如让他们打架、互相告状、扭送等等。把危险分子都搞掉了，社会问题就少了”；“谁叫他们在这个时候（大跃进）捣乱，把他们抓起来，一个不放，死也要让他们死在监狱里。”这一招叫做“防叛”。甘肃的甘南藏族自治州规定对二十一种人可以逮捕，而且“对已捕获的俘虏一个也不能释放，未捕获的应想尽一切办法追捕归案”。该州在两年内将藏人总人口百分之八点六关进监狱。

就像一九五七年反右有指标一样，“平叛”时抓人也有指标。这个指标经常高得离奇，而且总是超额完成。以青海省玉树州为例，青海省要州里抓二千到二千五百人，州委告诉下面说：“捕错了州委负责，漏掉了下面负责。”后来的官方州志披露，共抓了二万二千七百八十多人，超额十倍。青海省委一九八一年给中央的报告中承认，仅一九五八年所抓的人，就占全省蒙藏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左右。这年在青海发生了几场大规模“战役”，大量男性青壮年死于冲突或者逃亡。这百分之十其实就是把藏人部落里尚存的男性青壮年一网打尽，其中很多人死于监禁，再也没有回来。甘南部分地区分配的抓人指标甚至超过了当地成年人的总数。

在地广人稀的青藏高原上，藏人必须依赖其历史上形成的部落群落和寺庙体系，才能够互相帮助，抵御灾荒。那里和汉地不同，城镇遥远，交通不便，没有地方可乞讨要饭。“平叛”战争和滥捕滥抓，使得藏人家庭和部落在后期的大饥荒期间失去了抵御灾荒的能力，大量人口死于大饥荒。一九五九年五月青海省海南平叛指挥部的报告中说，“双龙沟拉毛德打柴时，遇到六个叛匪问：投降杀不杀？她答：‘回来没吃的，不杀掉也要饿死’。该乡去年十一月（按：一九五八年十一月）至一九五九年初已病死三百一十九人，占全乡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四点七，群众反映是饿死的”。

用“扩大化”掩饰合法性

一九八一年，时任中共青海省委副书记的藏族老干部扎喜旺徐向邓小平上书，要求解决青海省一九五八年“平叛斗争扩大化问题”。此后，五省区开始组织专案组，开启旧档案，重审一九五六──一九六二年战争中捕办者的案件，对“错捕错判”者“平反、改正”。“捕办”包括逮捕、判刑、拘留、集训、劳教等；“改正”包括宣告无罪、改判、减刑。根据地方志中的资料统计，“平反改正”比例最低为四川甘孜，为百分之三十五；最高为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和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这两个地区的“叛乱”案是当地干部人为制造的，共导致一万二千九百七十人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这两个案件后来均被宣布为“冤案”，涉案人员全部平反，也就是说，这两个地区的“平反率”为百分之一百。

青海玉树、果洛、黄南这三个镇压最严重的州，“平反”率分别为百分之九十八点五二、百分之八十三点六、百分之七十一点六四；海北州为百分之七十六点七二。甘南的平反率达百分之九十八点五。西藏自治区相关资料尚未解密，因此，根据现有资料无法统计出藏区总的“平改”数据，也无法得知被捕办藏人在狱中死亡的总数，能够确定的只有青海，该省捕办人数中的百分之四十四死在监狱中。甘肃省委承认有大量被捕人员死在狱中，但未透露数据。

青海省委一九八一年给中央的报告中透露，该省共捕办五万二千九百二十二人，其中四万四千五百五十六人被“错捕错判”，占被捕人数百分之八十四。狱中有二万三千二百六十人死亡，另有一百七十三人被“错杀”，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五十二点六，其中三千三百人死在“集训班”。

八十年代对“平叛扩大化”的纠正，很快就走向终结。“扩大化”的情节过于骇人听闻，连参与处理的干部也震惊万分。当年参与镇压的干部，特别是军队干部，则向中央表示强烈抗拒对“平叛”的重新定性，于是，档案被重新封存，再也难以为外界了解。大多数国人至今不知道，那些被称为“叛匪”的藏人早已平反；中国政府亦未向藏民族道歉。

在中共看来，“平叛扩大化”就像“反右扩大化”一样，错的都只是“扩大”了的那部分而已，“平叛”和“反右”本身，是当年的决策者和参与者以及他们的继承人死也不肯认错的，因为这牵涉到共产党的理论、纲领和意识形态，牵涉到中国的政治制度本身，也牵涉到中共的统治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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