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1935年，1957年被当局罗织罪名，强行扣上“右派”帽子，遭受22年的屈辱折磨。

回想自己被迫害的过程，更加认清了“反右运动”的荒谬、无理、反人民性。

我家世代居住在沈阳市南塔村。南塔村的位置在沈阳方城大南门外，顺着大南街往南，过了大南边门再南行五里左右。我就在此地出生、读书，解放后考入技工学校，毕业分配进入沈阳无线电机械厂做技术员。

1957年共产党整风，还邀请党外人士提批评意见。我一直也没提出什么。后来整风转变为“反右”，批判我们单位的一位同事，说他是“反对苏联，破坏国际主义，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原因是这位同事说过1945年8月苏联红军攻打日本关东军进入沈阳时，曾大肆抢劫掠夺日本遗留下来的工厂设备和物资，还强奸妇女，抢劫老百姓的财物，等等。主持批判会的人替苏联红军的暴行辩护说：那些做坏事的士兵不是苏联红军，而是被俘虏的俄国白匪军，因为战事需要，就吸收他们参战，这些人恶性不改，才做了坏事。

那年我虚岁23，本来不想发言，但听了主持人的辩解，觉得他说的不合逻辑，就反驳他。我说：苏联十月革命成功是1917年，到1945年已经过去28年；假如十月革命时俘虏的白匪军当年20岁，到1945年已经48岁了，他还能参军打仗吗？

我这一问，登时把主持人噎哑巴了。此人恼羞成怒，转而对我来了。他们反右班子就说“得研究研究陈树祥”，于是他们批判我，说我“替右派份子辩护，污蔑苏联红军”。

他们给我扣帽子，反倒激发了我要较真。我说，1945年苏联红军在东北作的恶，我亲眼看见过。东北的老百姓谁不知道？

记得是1945年10月间，我们南塔村闯进来一名骑着洋马的苏联红军，他挨户踅摸，最后闯进王升老两口的家，要强奸女主人。王升反抗，这个俄国毛子就操起一个大洋酒瓶子，几下子把老头打死，继而抓弄老太太。老太太叽哇喊叫，惊动了四邻。我们村有一家姓蔡，有九弟兄。大家闻声扒窗户往里看，见鬼子正在干坏事，蔡家兄弟就破门冲入，一顿棍棒把作恶的鬼子打死，解救了老太太，可是老头已经死去。

大家怕苏联军队来找人，经商量，把鬼子尸体掩埋，洋马杀了分肉给各户。

那年我10岁，也跟着看热闹。忽然回头看见埋着鬼子尸体的土堆还在拱动，我喊鬼子没死。大家就重新把鬼子彻底打死。

大家分得马肉，各回各家，这事也就平息。

可是，1948年沈阳“解放”，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到1952年三反运动时，有人为了邀功，检举说老蔡家几弟兄打死苏联红军这档事，“人民政府”就把蔡家兄弟抓起来，枪毙一名，另判管制几名。罪名是“杀死红军，破坏中苏团结”。这件事在我们村民中引起极大不满，大家议论：鬼子杀了我们的人、还要强奸女主人，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村民自发地惩办匪徒，是完全正义的、是自卫行为。你若不整死他，他必然还要杀更多的咱们人。凡是有良心、有民族正气的人，或者什么社会组织，都会维护蔡家兄弟的正义之举。可是，现在却要被所谓的“自己的政府”处死，这是什么法？什么政府？这是爱国，还是卖国？

我的发言正气凛然，大家听了都暗暗赞同，可是迫于主持人（也就是共产党）的压力，谁也不敢公开支持我。主持人讲不出理，就领着大家喊口号，用虚假的声势压我。可是我一直不服。

他们自知理亏，可又不肯放过我，最后给我戴上了“极右份子”帽子，但因为我技术过硬，在技术上他们离不开我，因此决定把我“留厂监督劳动”。这一监督，就折磨消耗掉我22年的青春年华，并且老婆儿女和亲属都受株连，受欺压，那些苦楚一言难尽。

现在，他们天天讲爱国主义，又是出红书，又是唱红歌，自诩为爱国主义的英雄，号召人们要爱国。可是，对于1957年替强奸自己的姊妹母亲、残杀自己同胞的俄国鬼子狡辩、做伥鬼帮凶的丑行，却至今不肯公开道歉！人民心里能佩服他们吗？

 “往事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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