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伴着“大串连”而串连的疫病
“流脑”全称“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是细菌感染导致的化脓性脑膜炎，易感者是青少年，它通过飞沫传播，传染性强，发病率与死亡率都非常高。
1966年时，中国流脑病死率为1.1%，到1967年初即高达4.04%，1967年春，流脑病死率竟高达5.49%，为什么呢？这完全是中国政治运动引发的大规模传染疫病。
1966年“五一”之后，清华、北大附中一些中学生，以干部子弟为主，自发成立了“红卫兵”。8月5日，毛泽东给“红卫兵”写信，对他们的“革命造反活动”予以“坚决支持”。中央文革很快表态，支持全国各地的学生到北京交流“革命经验”、支持北京学生到各地 “革命串连”。8月18日，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检阅几十万红卫兵及师生民众，之后，北京一些红卫兵走出北京，到全国各城市宣传鼓动造反。
1966年8月18日在人民大会堂，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林彪讲话破四旧。
（公有领域）
自称“煽社会主义的风，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火”的周恩来，8月27日在“首都红代会”上说：“我们来就是帮助你们建立联络站……我们有责任帮助你们，不光成立总站，还在成立分站，给你们干革命的方便。给你们架专用的电话线，准备交通工具、吃住……”9月5日，国务院通知，要求组织外地师生来京参观学习，开展“文化大革命”，规定交通一律免费。12月15日，中共提出组织学生下乡“串连”，于是，北京等地红卫兵到各地鼓动造反，各地也到北京学习，他们还去延安、井冈山、瑞金、韶山等中共盘踞过的地方参观，运动风潮迅速推广到农村，席卷了全国，中国出现了1949年以来第一次人口集中大流动。
毛泽东先后八次检阅红卫兵，共计1100万～1300万人，每次都由周恩来策划安排，包括组织安排、交通食宿、接待、安全保卫等诸多环节，都是周恩来亲自把关。
1966年底到1967年初，是红卫兵“大串连”的高峰，也是“流脑”疫情的高发期。首例病人是广东阳春县潭水中学的一名学生，他北上“串连”回到学校后，1966年11月17日，在马水公社家中发病。自他开始，“流脑”从南至北，沿公路干线以西蔓延开。到1967年，阳春县发病4452例、死亡312 例。通过“大串连”，该县中学生又把“流脑”迅速传播到全国各地。先是各大城市爆发，接着，扩散到中小城市及边远农村地区，很多偏僻山区及农村因“大串连”被感染侵袭，疫病不可阻止地爆发了。
当时，串连师生乘坐交通工具及吃饭住宿全部免费。学生主要是坐火车来回走动，火车严重超载。定员一百多人的一节车厢，甚至塞满四五百人，连座椅下面都躺满了人。里面水泄不通，学生动弹不得，连上厕所都要踩着长椅背上，一点点挪步过去。车外寒冷，车厢里也没有暖气，只能封闭窗户，空气十分浑浊，几百人被挤压在一起，长达十几小时，大面积传染疫病是不可避免的。流脑就这样短时间被带到了全国各地。
学生主要是坐火车来回走动，火车严重超载。示意图。（颐园新居／维基百科）
疫情伴着“大串连”串连了。据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回忆：“高峰时，每天进出北京的红卫兵数量达到 150万～170万人之多！北京各医院凡是能待人的地方……包括走廊上都躺满了病人。”
一位广西梧州的中学生当年曾“串连”到广州，他回忆说：“在广州市，住进了荔湾区的一个学校接待站里，那里的教室横七竖八的人满为患。晚上还好端端地睡着，第二天就见有人被抬走了，是用白布兜头兜面盖住那种呢，而且还是隔三岔五地就有人被抬走。”
上百万等着毛泽东接见的南方学生滞留在北京，他们睡在北京临时搭建在街道、空地上的席棚里，大冬天穿着单衣，有时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挨饿受冻，抵抗力免疫力都很低；“串连”到外地的学生，即使住在接待条件好一些的省委党校里，也是男女混杂着，几百人在一间大礼堂里打地铺；很多人下乡，住的是农村的草棚、土棚，条件就更恶劣了。
学生大面积死亡后，人们谈病色变，只能自行胡乱预防求治。全国很多地方抢购中草药，服大桉叶、龙胆草、松毛甘草等等，人心惶惶。
与“大串连”同时进行的，是中共各级部门的内部斗争，从国务院卫生部到各省卫生厅，都在“造反夺权”，面对突来的疫情，一下子陷入混乱，几乎都瘫痪或半瘫痪了。
各地疫情不能及时上报，难以及时组织预防治疗，药品和医护人员也不可能及时送达，人也就不断地死。疫情暴发四个月后，中共才勉强成立了卫生部的专门领导防治机构，周恩来开始下达批示指导防疫。各地推行戴口罩，“要求大、中城市的居民、革命师生人人戴口鼻罩……戴口鼻罩比吃预防药效果好得多。”但口罩严重不足，如广东恩平县，尽了很大努力才供应出10万个口罩，只能满足当地三分之一的人口，很多民众不得不用旧布自己做口罩。
1967年2月、3月，中共发布停止长途步行“串连”的通知，取消原定春暖后进行“大串连”的计划，“大串连”终于停止了。
山东曲阜的红卫兵毁孔庙、烧牌匾。（公有领域）
并不久远的一场疫情，却已经被遗忘了
“大串连”时的脑流疫情，已经扩展了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染疫的青少年高达304.4万，死亡人数16.7万，仅广东省发病的就有195,745人，病死10,770人；辽宁发病者有51,931人，死亡3013人；绍兴共发病29,118例，死亡1040人。专业研究者认为，因有的地方偏僻闭塞，死亡实际数字要比统计的多一些。
1969年，中国试图研究无毒活疫苗，未获成功，到了70年代，“流脑”发病率才趋于下降。2011年，中共称基本控制了“流脑”。
因流脑而患后遗症的人，很少能痊愈，常见的有耳聋、失明、神经麻痹，甚至瘫痪、弱智或精神异常。那个年代，说谁谁“流脑”，竟成了脑子有问题的俗语，老百姓把“流脑”叫成“脑膜炎”，如果说谁不开窍，就说是得“脑膜炎”了。
超过300万人感染、16万人死亡！在这抽象的数字下面，有多少个家庭的绝望与悲伤，也都被掩盖在历史中了。
60、70年代的时候，中国有7.5亿人，16万人死亡，比起60年代大饥荒饿死的，已经是非常少的一个零头了，但与2003年大陆官媒报导的SARS死亡人数相比，足以让人震惊。
更让人难过的是，这段因武汉病毒才被发掘出的疫病流行史，距离今天，其实并不久远，却已经被遗忘了。
参考资料：
《1966～1967年全国性“流脑”的暴发与防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建国以来党处理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历史考察与经验研究”（项目号：2011BDJ018）、
陈徒手《红卫兵大串连北京接待记》
张佐良《周恩来的最后十年》《炎黄春秋》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
李宏军《我国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的流行概况及预防控制》
《关于新会、恩平二县防治“流脑”情况的调查报告》广东省档案馆藏。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0/3/3/n11912272.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