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共夺权后,全中国人民十分贫穷困苦。中共对本国人民异常刻薄,对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外国反而给予非常慷慨、无偿的援助。但是这些外援,最后都打了水漂。
1949年中共夺权后,毛泽东对饱经战乱的中国经济状况,概括的一个词语是:一穷二白。当时(乃至今天),全中国人民十分贫穷困苦;许多人口还处在“嗷嗷待哺”的生死线上,中共对中国人民却异常刻薄,对朝鲜、越南等外国反而给予非常慷慨的援助。
中共对外援助行动搞得热火朝天:援朝鲜、援“非洲兄弟”、援阿尔巴尼亚、援越南、援助柬埔寨红色高棉。中共康康援助这些亚非拉小国以钱财、粮食、焦煤、武器、拖拉机、衣物、医疗、医药、汽油、人血、士兵的生命……还帮他们援建铁路、援建公路、援建大桥、援建纺织厂、援建化肥厂……
能拿得出的,中共都拿出了,毫无保留地拿:钱财、物资、劳务、以及中华同胞的生命(他们在异国,作为危险工种的劳务者、作为赴汤蹈火的参战者)……没有谁能准确说出,中共在援外中到底耗费了多少钱财。对越南的援助似乎可作为评估全貌的着眼点: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说:邓小平告诉76年访华的李资政:中国援出了200亿美元,基本上属于无偿性质的。
据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曲爱国的研究及越南政治家黄文欢的回忆录:在越南抗法战争期间(后来才有抗美阶段),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向越共提供军事援助的国家,在武器和装备和后勤配合方面,是按“要多少给多少”的指示办。毛泽东是这么告诉过胡志明的:我们是一家子。要人给人,要物给物……
作为普通的中国人,人们无法知晓中共在类似的行动中到底付出了多少个200亿美元,一些细节的帐目根本无法估计和测算。比如说,即使在援外行动大有收敛的上世纪80年代,当时(乃至今天),全中国人民是那么穷,那么苦;人民们还处在“嗷嗷待哺”的生死线上,中共对人民却异常刻薄,对外族倒如此慷慨,如此乐善好施……
看看吧,中共援助阿尔巴尼亚、越南、朝鲜和“非洲兄弟”之后,得到了怎样的回报,或者我们以后能预期得到什么回报:
1、援助阿尔巴尼亚:
当时,中共花了中国异常宝贵且稀缺的外汇到西方买设备,为阿尔巴尼亚援建了大量的企业,后来基本处在停产、半停产的状态,设备早成为了废铁;帮助阿国建设的备战用的粮食堡垒,他们开始用它喂鸡了……也就是说,我们的尽心费力的帮助,如同是打了水漂,无声的水漂!当时的对外联络部部长耿飚透露,1964~1970年代末,我们给了阿国90亿元人民币!(有学者根据货币含金量、购买力测算,它相当于现在的上千亿!它还相当于给当时人口规模为200万的阿国人每人发了4000多元的红包!)
伍修权在《回忆与怀念》说,阿尔巴尼亚独裁者霍查的女婿、阿外交官马利列,在他的文章《我眼中的中国政要》里讲叙了这么一件事:1962年,他到中国要求粮食援助,找到外贸部部长李强,无果。恰巧当时,缺粮食的中国向加拿大进口了大批小麦,几艘载满小麦的中国轮船正在大西洋驶往中国,接到中央的命令后,立即改变航向,调头驶向阿国的港口卸下了全部小麦。马外交官叙说此事时,没有忘记留下一句溢美之词。伍将军心痛地补充了一句:中国人慷慨呀!这时,中国的饥荒还没有结束,正是中国百姓大批饿死的时候!
这样的付出,中国得到了什么呢?只得到了一样:阿尔巴尼亚霍查政权对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这一“伟大运动”进行了大量的口头讴歌,和坚定支持。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有一天我们和美国交恶,阿国会站在哪一边?根据它的利益取舍,根据北约章程的规定,它肯定施行“一边倒”政策,但要请记住,永远不要指望它会倒向中国!
2、越南:
对于越南,这个曾经是中共“同志加兄弟”的亲密伙伴,从中共的超巨额付出联想到后来的结果,真值得所有中国人痛哭一场。我们国家除了经济援助,更多的是无偿的作战和劳务援助。中国军人除了在一线作战之外,还在承担通信、后勤、筑路、扫雪,甚至还承担了为他们的农民挖沟、种地等事情,以体现中国人民是多么地讲情谊、讲风格、讲“社会主义”!
如果要列出援助清单,可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援助了枪1.6万支,大炮4,630门,工兵、通讯器材、衣物、大米、药品、汽油、机车……则数不胜数,举不胜举。我们的军人是这样为他们修路的:在条件恶劣的深山里,中国农民组成的子弟兵没有机械化的工具,双手、肩膀和血肉之躯就是工具!在这种险恶条件的施工中,中国军人随时会死去!当然,更多的死亡是在战场上。
我们有1,100位(也有资料说是2,000人)同胞阵亡在远离家乡的土地上,4,200人负伤。(有文章说,农民士兵长眠于越南的陵墓,国内甚至30多年内没有人去祭扫他们的墓地!可能因为他们是卑贱的农民身份的缘故吧……)我们这一切的金钱、物资、鲜血和生命付出,换一个“友谊地久天长”应没有问题吧?但很遗憾!我们换来了国人在高呼“同志加兄弟”时绝没有想到的结果——反目成仇、兵戎相见!
最叫人恶心、叫人感情上无法接受的是:在越南人1978年发起的对华战争中,他们用中国人送去的枪炮作武器,用中国人援助的成袋成袋的大米作支枪的架子和掩体的材料,来射杀中国的军人!……在越战期间,被俘的中国女兵在越南军营里甚至连自杀的权利都被剥夺了,绝食者被强行灌……实在不行就被紧紧捆绑着成天用吊针输葡萄糖……!
3、朝鲜:
为朝鲜,中国付出了几十万中华儿女的生命(没有可供引用的、公认的精确数字),支出了63亿元的战争费用,560万吨作战物资……付出同样是无法说清的。即使在朝鲜战争早已结束后的阶段,对朝鲜的饥荒援助也不知道有多少次。其中有印象的几次是:
1996年5月,援朝2万吨粮食;1999年6月,援助15万吨粮食,40万吨炼焦煤;2001年3月,朝在接待曾Q红到访时对我国“提供无偿援助表示感谢”。给的什么,给了多少,不详;2001年9月,朱邦造答记者时说,在中国元首访朝之际,要给朝方提供“粮食及物资援助”,数量不详。……
可是,我们扪心自问:中国人的血肉生命,中国人的血肉劳动挣来的财富,换来了怎样的“中朝友谊”?也就是说,我们玩命地送人家东西,我们博得了人家的欢心了吗?结论是:没有!用中国人的血肉铸就的两国关系,在双方的利益面前,显得太脆弱了,绝不会、也没有像善良的人们想像的那样“牢不可破”!
当我们国家认为,与大韩民国建交符合我国利益,并采取行动后,朝鲜立马采取了反击行动:冰封两国关系;单方停滞高层往来,以示不悦。两国首脑间的“正式访问”因此中断了八年。这些措施的制订者不是别人,是一直被中共看作是自己的铁杆朋友、患难知交的朝鲜领导人金日成!笔者敢断定:将来有一天,我们会更加痛苦地发现:朝鲜人恨中国人,要比恨美国人更厉害。我们善心播下的所谓“友谊”,不仅会颗粒无收,还要迎接比“颗粒无收”更糟的结局。
4、“非洲兄弟”:
就从著名的“坦赞铁路”说起吧。1967年,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访华拉赞助,他在盛赞毛泽东是非洲人最景仰的“老者、勇者、智者”之后,又说了“中国的工作使世界变得有希望”的溢美之词,毛很潇洒地现场办公,拍了板:“这条铁路不过投资一亿英镑,没什么了不起!”
此情此境,在座的中国官员都不敢出声。中国负责修路工程的官员对铁路的评估结论是:1800多公里长度,近20亿人民币的投入。最后到底花费了多少,没有资料。不单单是钱的付出,也不单但是10年的艰苦施工。我们的同胞,78人为此献出了生命。其中最小的年仅26岁!
他们的墓地,同葬身在越南的中国人的墓地一样:基本上,几十年间无人祭扫(包括非洲人),无人安魂。我们为这些“兄弟”援建的企业——如援坦桑尼亚的“友谊纺”,由于没有人会经营,由于坦方管理者拚命贪污,中国不断注入资金,最后还是没能救活它们。我们“奋不顾身”地帮“兄弟”,我们得到了“友谊”了吗?也没有!我们得到了“兄弟”发泄的怨愤——中国人管我们,就该管到底!……现在,我们当年唤作“兄弟”的国家,他们对我们的付出已经没有什么记忆了。《作家文摘》429期的文章说,非洲人正在把日本人当作救星,当作他们的新财神。原因是,日本把许多廉价的二手车卖给了我们当年的“兄弟”,以致于坦桑尼亚首都的大街上,清一色跑的都是日本车;日本人为了筑牢这个廉价汽车的市场,还无偿为他们修了600公里的沥青公路。并且,相比于老铁路而言,公路更便捷……
请不要告诉我:援非、援外在政治上、在“战略”上是有好处的、是“非洲朋友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一类经典的故事。在价值的取向上,人民的福祉与国家的富强高于一切。即使进联合国之类的事情很重要,但是为了一个目标我们可以舍弃一切吗?谁又能证明:无视民生艰辛而去大笔地对外撒钱,是我们实现“进来”目标的唯一选择?!……
至今,中国农民仍然操持着犁与耙、镰刀与锄头这类两千年前我们的祖宗发明的农具,他们完全处在世界的最不发达状态,处在世界最需要救助的状态。我们的主流社会、我们的决策阶层不能因为北京、上海等城市有发达国家那么发达了,就以为中国大体上发达了,就可以漠视我们主体的国民——农民正在经受、且一直经受着的苦难!这是一种令人难熬的、深重的苦难呀。
中国的农民到底有多穷?如果按联合国人均每天生活支出低于1美元的贫困线标准,农民中至少会有5亿的人口处在这个标线的下端!
令人不理解的是:在世界许多需要救济的人中,中共为什么不优先救济中国的同胞,为什么不去拯救我们苦难的农民?最让人难过的还在于:我们的农民,作为世界上最穷困、严格说是最庞大的最穷困群体,不但在任何时候得不到任何方面的任何救济,就连他们运用自己血肉的劳动、运用最原始的农具创造的劳动成果,竟然常常被有权的人拿去援人!这种情况居然年复一年地存在着!
中共曾运用最激烈的措辞指责清朝的“老佛爷”慈禧太后:(在分配财产,或好处时)“宁赠外帮,不与家奴;尽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可是,我们对以上中共的慷慨援外决策,我们该用怎么的言语来解释呀?
(看中国:http://kzg.io/gb3i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