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8月，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在北京问邓小平：“文化大革命究竟死了多少人？”邓小平回答说：“文化大革命真正死了多少人，那可是天文数字，永远都无法估算的数字。”他专门谈到了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冤案。仅此一案，就牵连138万多人，打死1万7千多人，打残6万多人。

康生一眼就看出赵健民是“叛徒”

据赵健民回忆：1968年1月，赵健民和云南省委、昆明军区的几位负责人一起飞往北京，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22日凌晨2点，赵健民等人接到临时通知，立即赶往京西宾馆第二会议室，参加中央召开的解决云南问题会议。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在时任公安部长谢富治的陪同下，步入会场后，直接点名问赵健民：“你支持炮派，出了许多坏点子，是不是？”赵健民说，他没有支持炮派，现在云南形势很乱，到处停课、停产，武斗成风。康生厉声道：“你放毒！刘少奇才骗我们，叛徒、特务才骗我们。我问你，你在白区工作是哪一年被捕的？”“你在国民党监狱里是怎么自首的？”

一番连珠炮式的发问后，康生说：“凭我革命40年的经验，我有这个敏感，一眼就看出你是叛徒。”“你疯狂得狠，你这个叛徒混进我们党里来，想乘文化大革命之机把边疆搞乱。我看到了国民党云南特务组织搞的一个计划，你们的行动，就是执行他们的计划。你要知道，我审过干，搞过情报，同特务作过斗争，我一眼就看出，你不是善类，你对我们有着刻骨的仇恨。”当晚，康生宣布对赵健民实行“监护审查”。这一关，就是长达8年多。

赵健民当时是西南边疆一个大省的省委书记，打倒一个省委书记，当时，没有毛泽东点头，是绝对不可能的。康生最善于揣测毛泽东的心思，在他认定毛泽东想打倒赵建民之后，才敢如此讲话。赵建民后来也说，打倒他，不是康生一个人的主意，“这是一个从上到下，又从下到上相互勾结的典型的帮派阴谋”。

赵健民被认定为刘少奇在地方的代理人

1966年5月16日，毛泽东发动文革，第一目标，是要打倒他认定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刘少奇原本是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中共第二号人物，中共国家主席。只因为随着时间推移，毛泽东认为刘少奇与他的路线不一致，非要置刘少奇于死地不可。刘少奇后来被扣上“叛徒、内奸、特务”三顶大帽子，被“永远开除出党”，最后被迫害致死。

毛泽东的逻辑是，中央出了刘少奇，地方“肯定有”一批拥护刘少奇的人。于是，一批地方党政高官倒大霉。到1967年8月，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被中央和地方报刊公开点名批判的省（部）级高官达37人。

时任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就被认定为刘少奇在地方的代理人之一。既然刘少奇是叛徒、内奸、特务，赵健民也“自然”也成了叛徒、内奸、特务。在康生讲话、赵健民被抓之后，红卫兵专门成立了一个“打倒赵健民联合作战部”。这个作战部编了一个刊物，叫《红宣兵》，第42期刊登了《大叛徒大特务大黑手赵健民的反革命罪行调查》的长篇文章，内有4个小标题：（1）赵健民是一个证据确凿的大叛徒；（2）赵健民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干将；（3）赵健民是破坏我省文化大革命的大黑手；（4）赵健民是执行美蒋特务计划的大特务。

为什么赵健民成了刘少奇在地方上的代理人了呢？有两件事，毛泽东一直耿耿于怀。一件事发生在1958年。毛泽东发动狂热的“大跃进运动”时，赵健民任山东省长。因为赵出身农民家庭，知道一亩田可以产多少斤粮食，当时，全国各地“放高产卫星”，说一亩田可以产多少万斤粮食，他不信，反对“浮夸风”，结果被扣上“地方主义、分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三顶大帽子。1958年10月21日，山东省委发出通知，在全省批判赵健民。称赵健民1956以来一直抹杀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绩，处处和省委唱对台戏。赵健民被撤职，贬到一家工厂当副厂长。直到1962年中共“七千人大会”后，赵健民才被甄别平反。

第二件事发生在1967年。当时，赵健民已调任云南省委书记。1967年3月1日，赵健民向自己的老领导、时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建议：中央召开类似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或者召开“九大”，以发扬民主的方式，解决“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他还建议以党代会的小民主，取代群众运动中的“大民主”。赵健民有所不知的是，就在不久前，中共高层一批老干部，因反对“文革”一些做法，引起毛泽东震怒，被批判为“二月逆流”。赵健民的意见正好与他们暗合。康生当时没有表态，但事后密告毛泽东，说赵健民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这是毛泽东绝对不能容忍的。一年后，康生说，赵健民提议开党代会，是要让文革中被打倒的刘少奇、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用合法手段，夺取中央最高领导权。

有十万抓十万 有一百万抓一百万

赵健民被“监护审查”后，毛泽东派谭甫仁主政云南。谭甫仁一到云南，就将原来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简单定性：将“八二三”派认定为“站在毛泽东一边的革命造反左派”，在各级革委会中执掌大权；而将“炮派”定性为“保皇派”，立即加以全面整肃。

当时，云南两派群众组织发生激烈武斗。1968年1月10日，以李国祯为首的山东来云南支援边疆建设的工役制工程第八团77人，从昆明出发前往下关，准备接回该团在武斗中被围困的600多山东老乡，等待退役回山东。到达后，卷入当地两派武斗，站在其中“炮派”一边，双方互有伤亡。当地驻军党委“阶级斗争意识”非常强，通过一连串的“幻想”，编造出“国内外敌对势力”企图推翻中共政权的离奇情节，全部硬扣在这77人头上，还给他们取了一个特别的名称——“滇西挺进纵队”。然后，上报昆明军区党委，昆明军区党委未加核实，立即上报中央文革小组。1月21日，康生等接见在北京开会的昆明军区领导时说：“滇西挺进纵队”是造无产阶级的反，是破坏文化大革命，赵健民是他们的“黑后台”。

谭甫仁到达云南后，先是领导“夺权运动”，然后，紧锣密鼓开展“划线站队”、“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运动，一次又一次掀起抓‘滇挺分子’的高潮，并将凭空编造出的“滇西挺进纵队”定性为“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滇挺”和“国民党特务组”这两顶大帽子满天飞。谭甫仁公开宣称：“有一千抓一千，有一万抓一万，有十万抓十万，有一百万抓一百万，绝对不能手软。”

此后，围绕着追查“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的假案，云南全省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据2000年10月云南出版社出版的《云南省志》卷四十三记载，受审查者138.7万人（不包括受株连的直系亲属），其中被立案审查者17.95万人，被打死逼死者1.72万人。

不提审 不讯问 也不许申诉

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康生，都知道赵健民根本不是什么“叛徒、内奸、特务”，也不是什么“国民党特务组计划”的“黑后台”。康生和赵健民都是山东人。康生当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时，赵健民在康生手下工作，对赵健民的历史一清二楚。1936年赵健民被逮捕，抗日战争爆发后被释放，这段历史，中组部和中监委1957年已作了审查结论。

1967年1月22日凌晨，赵健民被“监护审查”后，先是被关押在北京卫戍区的一个院子里，后被转移到临时关押“犯人”的北京交通干部学校。关了一年多，中央专案组既不提审，也不讯问，就把他这么关着。赵健民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气愤的不行，天天破口大骂。直到1969年12月30日，中央专案组以“辱骂中央首长”的罪名，将赵健民逮捕并关进秦城监狱。

20天后，赵健民被秘密押回昆明，先是被关在云南省第三监狱，1971年被换押到云南省第二监狱。为抗议长时间没完没了的非法关押和身心折磨，赵健民曾三次绝食，三次给中央和云南省委写血书，但是，照例长时间无人理睬。

中共将大陆变成“东方的疯人院”

直到1975年1月，在文革中被当成“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的邓小平复出并主持中央工作后，赵健民的夫人杨瑞波辗转托人给邓小平送了一封信，情况才有了转机。在邓小平的亲自过问下，1975年9月，赵健民才得以走出监狱。

当赵健民第一次听说因为他的案子，数以百万计的无辜的人被牵连，数以万计的人被夺去生命时，禁不住失声痛哭。

毛泽东整赵健民，根本不是因为赵健民有什么罪，而是故意存心拿他做“牺牲品”，以达到打倒他当时自认为的最大政敌——刘少奇的目的；同时，将他认为站在刘少奇一边的人也统统打倒。一个人牵连138万人，打死打残7万7千多人，这是十年文革“全党、全军、全民发疯”的一个缩影。

1971年元旦，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在《告全国军民同胞书》中，评论文革时说，中共“将中国大陆变成了东方的疯人院”，可谓一语中的。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0/4/5/n12005282.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