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罗斯曼，苏联作家，曾是斯大林的吹鼓手。然而，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之后，残酷的现实和民众的苦难终于使他幡然醒悟。他反思造成这些残酷和苦难的根源，投入全部心血，历时8年，写下了70多万字的鸿篇巨制《生活与命运》。

此时的格罗斯曼已经“从跪下到站起”，在人格和思想上完成了“道义的升华”，成为了斯大林时代的揭露者和诅咒者。

《生活与命运》涉及了斯大林时代的方方面面，从苏德战争到官僚主义，从血统论到告密文化，从强权政治到集中营……

“哪里有强权，哪里就有灾难，哪里就有流血。

官僚主义并不是国家身上的赘疣，赘疣是可以割掉的，这种官僚制度所以特别可怕，因为官僚制度就是国家。

血统论翻查每一个人的祖宗八代，由此来确定敌人，这和德国法西斯根据可能性大小消灭一些国家的人民和民族有什么两样？

只要当局一声召唤，这些知识份子就会痛斥当局所指认的那些人，并且把他们钉在耻辱柱上，一拨拨的人参与集体撒谎。正是那些人凭着一纸公文弄死了一批人，还打算弄死下面的几批人，他们准备弄死所有需要弄死的人。是谁需要这样做？国家、政府、还是人民？

为什么当希特勒的集中营被解放的时候，斯大林的集中营却在扩大？斯大林说：为了巩固政权，‘就要靠铁的恐怖手段，靠集中营，靠中世纪对付异端邪说的办法。我们不戴手套，我们的手沾满鲜血，我们弄脏了手，这有什么呢？’

我们所要保卫的那个国家成为了一个吞噬个人的怪物。国家的善总是自己戴上虚伪的公共性面具，披上无私为公的外衣，实则打击自己认为恶的东西。这种善的概念本身会成为人生的灾难，成为比恶更恶的恶。

认为自己代表了人民就具有了凌驾于个人之上的权威，在国家、民族这些抽象宏大的名词面前，个人只是被摆布的‘他者’，只是些砖瓦、螺丝钉而已。

革命的目的以道德的名义摆脱了道德，借口为了未来，证明今天的伪君子、告密者、两面三刀的人是正确的。为什么一个人为了人民的幸福应该把无罪的人推入陷阱？这股势力叫人不要理睬进入劳改营的人的孩子，也是以革命的名义，这股势力还在说，如果一个妻子不揭发自己清白无辜的丈夫，就必须离开孩子在劳改营里关十年，这都是革命的需要。

苏德战争初期，伟大的斯大林一直在加强同德国人的友好关系，就在战争开始的前几天还用特快列车给希特勒送橡胶和其他战略物资。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深谋远虑，而作为执行者的下属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为替罪羊。于是学乖了的无耻文人早就把历史常识抛在一边，好像没有了斯大林，整个伟大的民族就会像可怜的牲口一样死掉。

让所谓伟大的思想到一边去吧，我们要善良，要关心人，不管什么人，僧侣、庄稼汉、百万巨富的工厂主，萨哈林的苦役犯，饭店的跑堂，首先要尊重人，怜惜人，热爱人，不这样绝对不行。……”

书稿完成后，格罗斯曼知道这将是一部“反动”的作品，为此他不可避免地心怀恐惧。然而，道义的力量和使命感使他即使双腿颤抖也勇敢地向前迈出脚步，因为他知道，必须有人站出来说出真相，如果不是别人，那么那个人就是他。

他抱着一丝刊行的幻想，将书稿交给《旗》杂志的编辑。编辑粗略看了一下书稿，大惊失色，生怕犯“政治错误”而受到牵连，连忙将书稿交给克格勃。这可是非同寻常的政治案件，克格勃立即派人搜查格罗斯曼的住处，把一切与书稿有关的东西全部没收。

好在那已经是赫鲁晓夫时代，政治环境相对宽松了许多，克格勃没有逮捕格罗斯曼，只是将他的书稿封存。

他曾经给赫鲁晓夫写信：“我花费毕生心血写成的书在坐牢，那么我自己的人身自由将毫无意义。请你把自由还给我的书！”

他抱着殉难者的信念，勇敢地向强权发起挑战，为此不惜牺牲生命。赫鲁晓夫回避了他的挑战，使得他像被收缴了长矛的堂吉诃德一样，只能眼看着庞大的风车摇摇欲坠地继续旋转。3年后，他带着巨大的遗憾因病去世。

1988年，在格罗斯曼逝世24年之后，他的巨著才得以见到天日。这根刺向强权、挑破真相的长矛给苏联的躯体重重的一击，加速了它的崩塌。

强权之下，多少人格被扭曲，多少思想被剿灭，多少人像匍匐在地的蛆虫一样活着，可是人类终究不同于蛆虫，因此总会有无畏的勇士站出来，勇敢地发出呐喊，记录历史的真实，甚至慷慨赴死。

他们也许很孤单、很脆弱，但是他们所记录的真实，却力量无限。这力量足以改天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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