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文艺1963年／文艺

这一年，电影《李双双》火了，得了第二届中国电影百花奖的最佳影片奖。其实在那年头，只要是公开发表的文艺作品，八成都能火，作者、演员五六的也都能很快出名。因为文艺媒体很少，能够符合党的文艺方针、文艺标准、文艺趣味且能获准公开发表的作品也很少。那时的文艺人之所以很看重发表，原由多半如此。媒体皆控制在官方手里（其实如今也一样／只不过网络的出现，彻底打破了官方垄断言路的独霸局面），文艺人只有官方的出口，所以，报刊杂志广播电台之类的编辑工作，也牛逼大了，他们手握言路的生杀大权嘛！当然，真正的生杀大权幷不在编辑手里，而在行政官员手里，他们尽管不懂文艺，却明白政治风向。而文艺是不能随便乱写乱说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只是个幌子，为政治服务才是根本。

5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在北京举行了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的第二次扩大会议，特别强调“要真实地表现新的人民的时代／关键在于文艺工作者和广大劳动人民相结合／和工农兵相结合／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就是党对文艺工作的坚定不移的政策／它的前提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它的目标是通过竞赛和斗争／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艺”云云。这话表面一听，似乎没啥毛病，但仔细一想，问题就来了。因为文艺这东西，幷非命题作文，而是自由创作，用不着别人领导或指引方向。与工农兵结合也好，不结合也罢，关键不是在于你创作的东西究竟有没有人欣赏嘛。倘无人欣赏，那是自己没本事，作者也不会怪别人乃至国家。换言之，我写成写不成、写好写坏，你管得着嘛！我不用你告诉我跟谁结合，也不用你告诉我“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是党对文艺工作坚定不移的政策。若真要文艺百花齐放，就该撒手闭眼，各种花才能开出来。况且，官方所说的百花齐放是有前提的，前提就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所谓的“百花”，也就只能是牡丹花里的一些小变种而已了。可是，文艺凭什么只为工农兵服务？凭什么只为社会主义服务？还是那句话我愿意给谁看就给谁看，你不爱看，可以闭眼嘛！

事实是，人家不仅不闭眼，还要时刻睁大了眼睛盯着你，不让你随便服务。只要跑出了工农兵或社会主义这个圈儿，就捏死你。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部的一个内部刊物上批示说“彭真刘仁同志，此件可以看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云云，你看，毛所谓“死人”的意思就是抱怨文艺行政管理部门有撒手闭眼、不管不问的现象，所以他不满意，怕文艺人的创作没按照他指出的方向走。是啊，文艺倘皆按毛主席所指的方向、只朝东边走，那还叫百花齐放么？这不是睁眼说瞎话么！但当年的文艺人就是那么傻，误以为工农兵不就已是好几种了嘛，再加上社会主义的各行各业，多丰富啊，花色品种简直海了去了……但等你一创作出来，可就傻眼了；倘再挨批挨斗，就更懵了。

所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好，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也罢，只要是带着前提的，就皆属“伪命题”。我可以进一步说只要中国“中宣部／文化部／文联及各协会”之类的文艺行政管理机构存在一天，就不会兑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全是骗人的！我的话说完了。

1964年／二子

1964年2月，中央号召全国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工业之所以要学大庆，是因大庆油田自1960年开采三年来，已生产原油1000多万吨，且吃苦耐劳，是一个“多／快／好／省”的学习典型。农业之所以要学大寨，是因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能在贫瘠的荒山上开辟梯田，不要国家一粒粮，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学习典型。在树立了这两个典型的同时，也树立起两个典型人物，一是大庆油田的钻井队长王进喜，一是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

王、陈二人那几年也屡次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幷由工农业一线基层单位的积极分子迅速跳级升迁，至1968年时，王进喜已官至大庆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副市级），次年便成为中央委员，且进入主席团成员。而陈永贵早在1967年便升任为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副省级），1969年同样成为中央委员，1971年转任山西省委副书记，1973年则直线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则干脆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王进喜倘若不是在1970年病逝的话，也一定会在1975年荣升国务院副总理的……

问题是，在一线基层工作中表现出色的人，未必就具有成为国家领导人的水平与能力。如此浅显的道理，难道毛泽东及其执政党不明白么？不是的，他们明白极了。之所以将这些无甚文化学养的工农提上来，一是头脑简单、听话，在权力上构不成威胁，也识不破高层政客们的花花肠子；二是知恩必报，表面上也能让穷苦人感受到党和毛主席对工农大众的深厚恩情，更加心甘情愿地做奴才（谢主隆恩啊）；三是即使在中央或国务院给他们一官半职的，在重大或关键问题上，他们其实也无权，也说了不算，整个一群木偶般的傀儡，小线儿永远攥在极权者手里。

选拔国家高层管理者或领导人，竟然是以在一线基层单位“体力劳动”的表现优劣为标准，而非治国才干或管理才能，中国执政党的这一做法堪称举世罕见，简直就是拿管理国家当儿戏。况且，从中央到省市乃至区县各级的官员，自1949年以来的六十年间，也皆是自上而下“指定”的，如此一群幷非是由国民信任与认可的人，始终在管理着这个国家与国民，包括国防军事、外交援助、城市规划、基础建设等等。这些直接关乎民众或纳税人利益的重大权力，谁赋予他们了？他们凭什么拿着国民乃至纳税人的血汗钱自作主张？凭什么想援助朝鲜100亿美元就援助赠送了？凭什么想把城市弄成什么样就弄成什么样？这林林总总的权力数不胜数，哪一个是国民赋予的？

1965年／海瑞

1965年末，上海《文汇报》对明史专家吴晗创作于1960年的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可谓是点燃“文革”的导火索。这部历史剧的写作初衷，其实是为配合毛泽东在1959年曾针对一些人不敢给党和中央高层提意见、不敢讲真话、且提出要学习明代官员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而创作出来的。1959年的历史情境正值“反右”运动如火如荼，而“反右”之前是“鸣放”，正因在“鸣放”阶段各民主党派与知识分子响应毛泽东给党和各级领导干部提意见的号召、提完了意见就被全被打成右派的教训，所以就没人敢说话了。

吴晗配合政治宣传，写了《海瑞罢官》，1961年元月在北京首演，大获成功，颇受观众好评，也得到了毛泽东的嘉许。但到了1965年，情形就不同了，主要是因1958年就被毛泽东罢了官的彭德怀，又三番五次地上书申诉，引起毛的反感。其实早在1962年，江青就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主要是因在一次饭桌上，毛与吴晗谈历史，江青插嘴，被吴晗指出有说的不对的地方。后来，毛泽东似乎也意识到这部历史剧虽然可鼓动某些人继续提意见、以便达到“引蛇出洞”的目的，但同时似乎也顺便歌颂了因直言批评“大跃进”而被他罢了官的彭德怀。而1965年当姚文元写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大批判文章幷发表于11月10日的《文汇报》上后，毛似乎忘记了几年前他曾嘉许过的这部戏，来了个180度大掉头，对姚文元的批判文章又大加赞扬，幷指示各大报纸一是要转载此文，二是要出单行本，三是要和彭德怀联系起来。

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邓拓，因拒绝转载《文汇报》的批判文章，遂被免职。此后《人民日报》虽不得不转载此文，但加上了“实事求是／以理服人”的编者按。1966年初，伴随北京几大报纸的批判文章，迅速引发了全国各媒体对《海瑞罢官》的批判高潮。吴晗自然也难逃被批斗的厄运，幷被关入监狱。1969年10月11日，他在狱中吐血自杀。其妻袁震被折磨至死。养女吴小彦亦因精神错乱而自杀于精神病院。

1966年／文革

1966年元月，中央成立“文化革命五人领导小组”，成员为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

2月3日，五人小组就批判历史剧《海瑞罢官》问题，拟定了一份《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主要强调文艺批评“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其目的就是防止将文艺批评衍生扩大为政治运动。中央批转了这个提纲。

然而3月底，毛泽东在杭州与康生、江青、张春桥的谈话中，却严厉批评了《二月提纲》，说这份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北京市和中宣部皆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中宣部扣压左派稿件，是阎王殿。如果再包庇坏人，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就得解散，五人小组也得解散。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与此同时，毛还点名批评吴晗、廖沫沙、邓拓写的《三家村夜话》以及邓拓的《燕山夜话》，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这里有一个插曲，就是毛泽东在杭州的若干次谈话，被整理出一份纪要交给时任毛泽东贴身秘书的田家英手上时，田家英觉得有些话是毛泽东随意说的，尤其是关于批判《海瑞罢官》和“三家村”的部分内容，不便公开出去，便自作主张删减了一些。此事被江青抓住后大做文章，指责田家英是“篡改毛主席著作”。5月22日，田家英突然接到令他停职反省、交出全部文件以及让他全家搬离[中南海]的通知。次日，田家英便死于[中南海]，结论是自杀，但也有人怀疑他杀。

5月16日，中央向全国发布了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其内容，一是决定撤消“文革五人领导小组”，彭真、陆定一等被撤职；二是批判《二月提纲》，且列举了十条错误，幷定性为违反毛路线，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三是重新成立[中央文革小组]，康生任顾问，陈伯达任组长，副组长为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此通知一发，北京首先就乱了，文艺界开始大批“三家村”，5月18日，邓拓自杀。

5月25日，署名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聂元梓等七人，率先在校园饭厅东墙上贴出一张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以严厉逼人的语句，对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佩云三人进行批判，大字报称“你们想把革命的群众运动纳入你们的修正主义轨道，老实告诉你们，这是妄想”云云。这张大字报由康生全文抄送给了正在杭州的毛泽东。6月1日，毛批示说“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5月29日，清华附中学生卜大华等十多人决定以后他们所写的大字报，均以“红卫兵”署名。于是，“红卫兵”这个名称迅速在北京各大、中学校传开。

8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称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且毛所说的“司令部”其实正是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幷指责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阻碍了文化大革命的进行。毛借文化革命要打倒刘少奇，主要是因自57年反右、58年大跃进、60年饥荒以来，毛的治国方略屡屡失败，不得人心，而刘少奇在那几次运动中一直属于不断的“纠错者”，故在中央及地方，其威信与地位迅速上升。

8月18日，伴随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文革终于轰然爆发。那天，有数万名红卫兵以及100万北京各界群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东北局书记宋任穷之女时为“北师大附中”学生的宋彬彬，作为红卫兵代表，给毛泽东戴上了红袖标。毛泽东问她叫什么名字，她答：宋彬彬。毛又问：“是文质彬彬的彬吗？”她说是。毛说：“要武嘛”。据说宋彬彬此后曾一度改名为“宋要武”。毛的这句话，其实也直接煽动了文革“武斗”在全国的全面开始。而此后的8月22日，[公安部]也配合红卫兵造反，发出了“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规定强调“不准以任何理由出动警察镇压学生，不准开枪，空枪威吓也不行，除杀人放火投毒者外，运动中一律不准捕人，警察一律不得进入校园，遇有打架行为，警察可以劝解，若革命学生揍了警察，则坚决不准还手”云云。这个规定直接导致警察对红卫兵以及学生的一切暴力行为从此开始袖手旁观。8月23日，著名作家老舍便是在被造反派与红卫兵加以暴力凌辱后，投太平湖自杀的。9月3日，翻译家傅雷及夫人亦在上海被暴力揪斗后，因不堪凌辱而双双自杀……

11月25日，毛泽东第七次接见红卫兵，“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声震天动地，毛在寒风中坚持了4个小时。次日下午，毛泽东在林彪的陪同下，乘敞蓬汽车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天安门广场红浪翻腾，两天来人数高达250万，领袖崇拜终于登峰造极。12月25日，[清华大学]造反派头目蒯大富率5000多名师生到天安门广场召开誓师大会，第一次公开点名提出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

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院]名誉教授S.施拉姆，他在总结“文革”及毛泽东时说“使共产党的合法性产生疑问的正是毛，发动各种社会力量削弱他自己政权的也是毛，为人们的抗议和不满提供了政治意识形态词汇的仍是毛，这个曾经发动革命反抗旧政权的人，现在又发动革命来对抗自己亲手缔造的新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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