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笔者在文革中“湖南揪黑线战团霜晨月编辑部”一九六八年一月编辑的《霜晨月》第一期上看到了被用作反面教材的马思聪逃亡到美国后发表的《我为什么逃出中国》一文，阅读之后深深地为这位音乐家在文革中的遭遇感到悲伤，文中详细地讲述了文革初期中国的乱象和他的遭遇，虽然，马思聪本人在文革中的遭遇在现在来看并不是最悲惨的，至少他没有被自己的学生打死或者不堪忍受而自杀，即使如此，通过此文也已经完全能够感受到文革中对知识分子的迫害以及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惶恐心理。

本以为这样一篇文章会早已有全文在大陆流行，但可惜在网络上查询了一下，没有找到相应的原始文本，有的只是对他这篇文章的介绍和他出逃的过程的描述。笔者抽空将此文录了下来，以供大家阅读。另说明一下，《霜晨月》上所刊登的翻译的文本是据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苏联《文学报》的俄译本翻译的，因此此文可能与马思聪的原文有些出入，特别是里面的人名、职务名称等与我们了解的有所不同。同时，《霜晨月》也是转载而来的，在转载和印刷过程中也可能有错误。不过笔者认为，这些不同或错误并不影响整篇文章的真实性。

我为什么逃出中国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

我是音乐家。我很珍视安宁与和平，以及利于工作的环境。况且我是中国人，并热爱和尊重我的国家和我的人民。在中国发生的事情，这是一场悲剧。和它比较起来，我个人所遭遇的一切不愉快都显得微不足道。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这个运动的残酷、横暴、恐怖、盲目和疯狂是超过十七年来所发生的一切的，而实际也是史无前例的。它导致中国知识分子被消灭。同其他许多人一样，多年来在终于起显著作用的不论是党内还是党外的人民（即使并非一直掌握）——去年夏天和秋天所发生的事件令我灰心丧气，并且迫使我和我的家人成为逃亡者，成为在国内漂泊无依的“饥饿的幽灵”。如果说我的遭遇在某些程度上和一般人有所不同，那只是因为我成功逃出了中国，而大多数人都没有能做到这一点。

这是怎样开始的

我记得这是一个五月的星期天，这一天我第一次听说到“文化大革命”。我的一个学生到我家来，没带小提琴，并且说他不能再到我这儿来学习了。由于“文化大革命”他因“资产阶级”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而受到了批评。他不敢再学小提琴了。

前几个月已经显示出正在开展一场什么新的运动。最近对电影、对某些历史学家的攻击加剧了，谴责他们“借古喻今”，每天晚上，广播里除了没完没了地反复叙述如此类的这个那个“罪犯”（这些罪犯中的许多人后来都自杀了），实际上其他的广播就一无所有了。然而老实说，我并没有感到可怕。当时一个来访问我的朋友说：“你没有写过什么文章，没有说过什么不正确的话，你毫无担心的理由。”我唯一的罪行就是作为中央音乐学院的主席（原文如此——译者注），在拿薪金，虽然实际上并没有在那里工作。

一九五四年起，事情已非常清楚，我这个学校领导人不过纯粹是个挂名角色，于是我就尽可能摆脱了学院一切事务。学院的一切权力实际上都属于学院的副主席，我还给几个学生教小提琴。其中包括我的儿子胡龙（译音：即马如龙），并且有的时候在北京和中国的其他地区开音乐会。一九六三年以后，欧洲音乐完全被禁止了，我对于这个新的运动将如何进行毫无所知，而且别的任何人也完全不能设想什么在等待着我们。局势是紧张的，但是在过去也曾经有过比着还要紧张的时候，比如一九五二年。我对于这已经习惯了，不得不习惯了。但是六月份初，我被通知说音乐学院贴了攻击我的大字报。

一个朋友说，对我说来最正确的办法是在事件进一步发展之前先作自我批评。我的妻子和女儿雪莉亚（译音：马瑞雪）表示同意。我感到犹豫，除了我不喜欢之外，我没有什么好招认的。最后我的女儿以我的名义写了一张声明，声明里说我很高兴地支持“文化大革命”，虽然我并没有具体承认任何罪行，但是我仍然表示愿意改造。我们买了三张黄纸，用大字报的形式写了这张声明，并且给它加了一个“我的决心”的标题。于是我把这张声明送到学院去。

频频更选和无政府状态

在那个时候还没有红卫兵，但是那些自称的“革命师生”已经开始给学校工作造成混乱。一个名叫赵沨的人，是音乐学院的副主席，过去他实际上是音乐学院的主宰者，但是我把大字报拿去的时候，赵沨不许我挂它。我怀疑他恐怕是有意用我去做幌子，好转移反对他的批评，但是不管他的计划如何，也都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第二天他就被停职了，并且自己遭到大字报猛烈攻击，一个对音乐一窍不通的姓王的军官来代替他。然而过了一天，王也失宠了——他由于企图召警察来制止“革命学生”两派之间的冲突而犯了错误。

当我准备回家的时候，一个附中的学生要求我跟他一起到他们的学校去。在那里，我被一群狂暴的少年包围了，他们开始对我写的一部音乐作品大喊大叫。这是一首为了纪念一个英勇的区党委书记焦裕禄而写的悲歌。这位书记为了捍卫自己的农村选民的利益而牺牲了，他永远是党的工作者的模范。我不是为了写这类作品，为的是避免一些不愉快的事情。虽然当时我还是确实是对奉献这首悲歌怀着敬佩的。但是少年们狂叫道：“你为什么写这么悲伤的音乐？你不配是焦裕禄的拥护者！”然后他们让我带了一卷大字报回去，要我挂起来读。我把这些大字报塞进了储藏室。

过了几天，从学校里打来了电话要我去。在学校里，我立即陷入了几百人的破口谩骂、狂吼乱叫的大学生的包围之中。“打倒资产阶级权威！”在每一个口号就有人吼叫：“毛泽东万岁！”一个小伙子喊；“马思聪万岁！”但这是喊错了，而所有的人都向他猛扑过去。有一个人用书包砸我，但是没有人打。我除了站立不动，别无他法。这一切我觉得完全是不真实的，可笑的。

我们被改造

这件事以后不久，我们十七个人就被叫到学校，并且接到通知要派我们去“受训”，这里面有几个教授和音乐学院的行政人员，其中包括学院的副主席赵沨，他的样子好像是有几夜没有睡觉了。

这些人里面好多人是党员。我们被送到社会主义学院，那个地方以前是共产党的干部马列主义学习的地方，后来这所学校变成了知识分子和著名的文化人士设置的集中营。

在那里你可以碰到各种各样的人——画家、演员、音乐家、电影导演、作家、文化工作者，美术学院、电影学院和其他学院的教师和教授。我们总共有五百人，我和国内最著名的一个小提琴家住在一个房间里。

我在这个地方度过了五十天——从六月中到八月初，那里是枯燥无味的，令人厌倦的。但是没有人严厉地对待我们。我们被分成小队，在军官们的监督下阅读各种文件，进行讨论，而在空闲的时间，就给自己或互相写大字报，而且还给“党内当权派”写大字报。

有一回我听到一个非常的新闻，中央宣传部拥有无限权力的副部长周扬垮台了。多年以来，他一直是我们的顶头上司，在多次的整肃中，他都起主要作用。给各个文化领域的指示，比如说规定哪些外国音乐作品中中国可以演奏，都是从那儿来的。如果不算一九六二年那个很短的时期，德彪西和拉威尔以及二十世纪大多数作品都是被禁止的。在一九六三年全部欧洲音乐统统被禁止以前，贝多芬、勃拉姆斯、舒伯特等古典作曲家的作品还可以演奏。

周扬曾经被描绘成为毛泽东思想的表达者，而现在一位取代他的副部长却向我们声称“周扬本人的思想是臭不可闻的、胡说八道的和难以理解的”。

他被称为“头号牛鬼蛇神”。

文化部派人来告诉我们关于周扬和他的部下令人吃惊的事情。我们被告知，似乎私藏武器（也包括大炮）的“反动分子”包围了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居住地整个中南海地区。我们当时对外发生的事件所知不多，虽然偶尔我们也被允许回家过礼拜天，但是有一次我看见在我们自己房子上的墙上用大字写着“打倒×××”。

有一天傍晚，一些从各个学校和部队来到卡车开到学院。在一辆卡车上写着四个汉字“黑帮专车”。这是八月九日，一进大门，我们就看到一大群群众。我们被从卡车上推下来，我的脚还来不及着地，就有人在我头上倒了一桶浆糊，别的人就在我的衣服上贴了大字报，戴上纸做的高帽子，上面写着：“牛鬼蛇神”。我的脖子上被戴上了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马思聪——资产阶级反对派的代理人”（译者：原文如此），然后又加了一块上面写着“吸血鬼”的牌子。后来他们给我们每人一个脸盆——“丧钟”和一根棍子，我们必须用它来敲盆子。在赵沨的高帽上写着“黑帮分子”，还给他披了一件厚厚的羊皮袄。天气是很热的，北京真正的八月天——不会低于38度。

这是一个野蛮的场面，那些攻击我们的人好像疯子一样，在喊着各种各样口号的人群的喧嚣声中，我们被带着游遍了整个的音乐学院，沿路人们一直推撞我们，啐我们。我认出我的几个相貌变成了畸形的学生。最后，他们强迫我们低头，在一间房子的台阶上排出两排，开始百般辱骂，那些被认为“罪行”最严重的“黑帮”分子站在第一排，而比较小的“牛鬼蛇神”就站在后面。在后排站出的有钢琴家刘诗昆，他是一九五八年莫斯科比赛时克里伯斯的竞争者，后来他的手被打断了，已经不能再演奏。

看守们的横行霸道

然后我们被带到学校后面的一排矮小的房子里，过去这是放钢琴的仓库。我被领到其中一间房子里。这里仅仅够放一张床。房间的一面墙几乎全是玻璃。每一个人在任何时候只要他愿意就可以观看你。在我房间的墙上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下面的词句：“打倒吸血鬼！”和“如果你们不老实，我们就砸烂你的狗头！”。在过去的仓库门上挂了一块牌子：“牛鬼蛇神窝”。

每天早晨我们六点钟起床学习毛选和报纸社论，吃早饭然后从八点工作到中午，我们干的完全是毫无意义的工作——把分散的石头垒成一大堆，或者是把屋子里的东西搬到另一个屋子里去。整个下午和晚上我们必须写自我批评，这些自我批评充满了这样的词句，如：“我们是赵沨的资产阶级黑匪徒”，“需要对我们进行斗争，需要对我们进行改造”，我们每天把这些作品交给我们的看守。

每天早上、晚上，必须合唱，这个歌的名字叫《黑匪徒的狂嚎》（原文如此），歌中唱到：“我是牛头怪物，我有罪，我有罪。我应当服从人民的专政，因为我是人民的敌人，我应当老老实实，如果我不老实，就把我砸碎砸烂。”

我记得最恐怖的事情就是一个一个地叫出来折磨我们。红卫兵可以在任何时候命令我们：“低头”然后他们强迫我们四肢着地爬行，好几次他们在我的房间里大吵大闹，扔掉我的书，翻我的床，撕碎我的床单，一个“红色看守”抓起我的被子，扔到屋顶上，然后喊叫道：“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有时候，“红色看守”命令我们面墙而立，要一直站到他允许转过脸为止，可是过后他们完全把我们忘记了。他们或者强迫我们低着头站在太阳暴晒的洋灰地里。有一天夜里，我在自己的房间里睡觉，传来了激烈的喊叫声……

一个小伙子和一个姑娘：“起来”他们命令到，我一跃而起，小伙子开始用皮带抽我，而姑娘却啐我的脸。我还不算受罪，而赵沨碰到这种情况则总是被打的趴在地上，鲜血淋淋。

这一切都发生在八月的第一个和第三个星期，当时红卫兵在北京的狂暴行为发展到最高潮。在城市的另一些地方，也发生了一些骇人听闻的事件，在一所中学里，学生们简直把自己所有的老师都打得要死。

由于被这种闻所未闻的残暴行为所吓倒，我的家人不得不把一些东西转移到我的朋友家里，其中包括我全部未发表的近作，十四首大型作品，把另外的一些物品卖给了一家小铺，然后逃出北京。

红卫兵全国大串联

我的妻子和孩子穿上了那个穷人的破烂衣服，坐公共汽车到华中的一个城市，那儿有我的朋友。

雪莉亚告诉我们，六月间在音乐学院的学生中发生了长时间的无尽无休的争论，这种争论有时间带有歇斯底里的性质，在学院里，在北京，我想也都一样，红卫兵的队伍把自己称作“八一八”、“东方红”或“毛泽东思想”运动。在十一月，“八一八”运动由于自己的“反革命”性而遭到了“东方红”和“毛泽东思想”这些队伍的攻击，但同时这三个组织都认为自己是赤胆忠心的“毛派”。

当秋天来临的时候，局势变化了，成千上万的红卫兵从中国的各地来到北京。他们住在学校的校舍里，虽然街上有时还是很危险的，但学校里的形势对我们来说却缓和了一些，我们的门旁已经没有看守，也不注意我们，是按照预定的计划还在写忏悔。在九月初，我们被允许回家过礼拜六。后来我们又被允许从星期六的傍晚住到星期天的傍晚。而到十一月，我们已经能够回家过夜，而且只在白天到学校里“工作”和“学习”。

我的妻子和女儿在九月底到北京来想和我见面，但是我不能够走出门，也就没有能见到他们，他们是乘坐挤满红卫兵的火车来到，她们受到严密的盘问，并且差一点被当做嫌疑犯逮捕起来，雪莉亚开始说话，并且吃了没有洗过的梨，这样使他们就相信了她和我的妻子是贫苦的农村妇女。妻子和女儿在北京的时候，想住我们的朋友家里，但没有人敢接待她们，她们只好在乘上火车之前在人群堆里躲了几个小时。

在这次尝试以后过了两个星期，雪莉亚一个人来到北京，这一回和我取得了联系，并在我们的一个远离市中心，住在南郊的朋友家里会了面。我们在院子里一间小厕所的黑暗中悄悄地说话，而我们的朋友则站在入口处给我们看望，我们一直谈了好几个小时。

脱逃

在他们当时居住的那个城市里，人们经常谈论从中国逃出去的各种办法，有些人是步行走去的，另一些人是坐小船——究竟怎么走去，也知道的不太确切，但是她确信，我们也能那么做。

可是我还没有准备走这一步，我不可能轻易地离开去和我的家人会合，在我的家人居住的那个地区，红卫兵的积极性加强了，他们可能在那儿逮住我。从另一方面说，如果逃跑的计划失败，那么我们就完了。整整一夜，我非常紧张，不能入睡。正如中国常说的那样，我是“背水一战”，最后我和一个熟人交谈了自己的想法。

最后是“走”——他说，于是我同意了。雪莉亚排了半夜的队，但终于弄到了火车票。我到学校去上了早班，然后说：“我病了，要去看门诊。”我和雪莉亚收拾了那部分送去保存的东西，其中包括我的小提琴，然后用绳子捆成两个包袱，我的新作品不得不留下来。

马思聪

【后记】

根据网上的资料简单梳理了马思聪逃亡和逃亡之后的事情：

1966年末，马思聪小女儿马瑞雪“潜回”北京，把准备到香港避风养病的计划和盘托出，马思聪即刻拒绝。马思聪回答：他一生坦荡，无愧于世，不走此路。经过两个多小时的争执，女儿改换说法，先回广州市，休息养病，观望形势。身心处于极度疲惫和失望中的马思聪，终于同意了。在厨师贾俊山和医生倪景山变卖自行车的资助下，马思聪化装前往广州。

由于他的失踪惊动了公安部门，马思聪就只剩下两个选择：被抓回北京，其结果必定性命难保；或者偷渡香港，逃离灾难。1967年1月15日夜晚，马思聪携带着他那把至爱的小提琴，与妻子、子女，登上偷渡船（广州新港渔轮修配厂的002号电动船），悄然出海，往香港方向驶去。16日凌晨，登上香港九龙海滩时，马思聪从胸前摘下毛泽东像章，扔进茫茫的大海。1967年1月19日，马思聪一家登机飞往美国，踏上了一条漫长而艰难的流亡之路。当日，香港几十家中英文报纸，都在头版头条位置，以粗黑的铅字刊登醒目标题《中国著名音乐家马思聪逃抵香港！》。

1967年1月，马思聪被公安部定为“叛国投敌分子”。公安部的《关于马思聪投敌案请示报告》，经康生、谢富治批示，对马思聪的“叛国投敌”案进行了严厉彻查，几十人被牵连入狱。在上海生活的马思聪的二哥跳楼身亡，岳母、侄女和厨师相继被迫害致死。

1967年4月12日，马思聪在美国发表《我为什么要逃出中国》。

1985年1月文化部发布《为中央音乐学院前院长马思聪先生彻底平反的通知》，为马思聪平反。

1987年5月20日于美国费城逝世。马思聪先生自逃亡后未踏入大陆一步。

2007年12月，马思聪及夫人的骨灰安葬在白云山麓的“聚芳园”。

(看中国:http://kzg.io/gb3ZF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