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57年9月21日夜晚，唐山铁道学院“马列部”历史讲师，被划为右派的胡思杜“畏罪自杀”。他给要好的堂兄胡思孟留下一封遗书：

“现在我没有亲人了，也只有你了。我留下的600多元钱……希望你们努力工作，你的孩子们好好学习，为社会主义立点功。”

1948年12月，北平已被包围，当时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胡思杜曾经可以和父母一起去台湾，但是他却拒绝了，坚持要留在北平。他认为“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

在其后的运动中，背负着家庭负担的胡思杜惶恐至极，积极向组织靠拢，努力改造思想。根据要求，他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和父亲划清界限、断绝关系的文章，他直接大骂父亲是国民党的“忠实走狗”、“甘心为美国服务”、“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

但和至亲割席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好处，反而包袱越加沉重。因为成分不好，他三十好几也结不了婚。在1957年的大鸣大放中，他为了积极表现，给所在的学校领导提了关于教学改革的几条建议。没想到转瞬就被打成了“右派”。整个学校贴满了骂他和他父亲的大字报。

终于认清了形势的胡思杜不可避免的产生了幻灭。失去了一切赖以生活下去的信念，自杀成了唯一的解脱。

他的父亲，叫做胡适。

二

1963年初，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郭世英，和几个志同道合、爱好文学的同学成立了一个叫做“Ｘ诗社”的文艺组织，郭世英对社名的解释是：“X表示未知数”。在当年高压的社会环境中，文学上的切磋成了这群年轻人唯一的寄讬，当然也免不了一些对时局的非议。

很快这个组织就被人检举传播“反动思想”，忘记“阶级斗争”。所有成员皆受牵连，部分被定罪入狱，而郭世英则因为家庭背景被下放到河南西华农场劳动改造。他很不屑于自己的家庭，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全世界什么最干净？泥巴！”

1965年秋，在家人的疏通下，他终于回城，进入北京农业大学重续学业。1968年3月，随着新一轮批判狂潮的掀起，许多高校的造反派大揪“反动学生”。有“案底”的郭世英自然首当其冲。造反派绑架了郭世英，准备继续就当年的“Ｘ诗社事件”深挖余罪。

在持续三天的刑讯逼供中，郭世英被打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但坚持不认罪。他的母亲知道情况危急，请求郭世英身居高位、每日陪大人物看戏的父亲去求情，救救自己的儿子。但他父亲始终没有答应。

1968年4月22日，不堪受辱的郭世英趁看守不注意，从三楼的房间里面破窗而出，坠楼身亡。死时双手被反捆，全身多处骨折。

他的父亲，叫做郭沫若。

三

1956年，在风声鹤唳的政治氛围中，已经44岁的陈子美因为自己的家庭背景不妙，辞掉了上海的助产士工作，举家搬到广州避祸。她在居委会找了一个当扫盲老师的工作。

但是1966年文革开始后，陈子美的家庭北京还是被人得知，成了把柄。她作为“中国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孝子贤孙”，抄家批斗成了家常便饭，被关进牛棚长达14个月。无休无止的羞辱让这个年轻时代就独自艰难生活的坚强女性不堪重负，萌生了逃港的想法。

1970年9月，为了不造成拖累，已经58岁的她先让自己的两个儿子先行逃离，自己请人把5个装酱油的铁皮桶绑在身上，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毅然跳进了波涛汹涌的大鹏湾。经过10个小时的漂流，九死一生登陆香港。如此高龄冒死偷渡，连见到她的香港警察都忍不住要和她握手。

因害怕被港英当局遣送回内地，其后陈子美带着儿子千辛万苦前往加拿大，最后又移居美国，并于1989年入籍美国。

晚年她听过内地有关部门要给她的父亲修坟墓的时候，她并不乐意，认为“又在花百姓钱，说不准以后还要砸”。

她的父亲，叫做陈独秀。

四

1946年，国民政府建设的三家中央医院之一——贵州中央医院迁到广州，成了广州中央医院，钟世藩任副院长。他的妻子，同样是著名护理专家的廖月琴亦同往。夫妻二人作为北京协和的高材生，此前都有赴美留学的经历。

1949年，国民党迁台前夕，时任院长的钟世藩拒绝了上级令其携带医院资金和人员迁台的命令，将医院的移交给新政权的军管会。

文革开始后，夫妇两因为曾经为旧政府服务和留学的背景，双双被斗。钟世藩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倒，只能去儿科洗奶瓶度日；而妻子廖月琴时任中山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副院长，境况更惨，因为不堪羞辱，1966年7月投珠江自杀死亡，时年56岁。

钟世藩将妻子的骨灰，一直存放在他的卧室里中，陪伴了自己整整12年。

他的儿子，叫做钟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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