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毛是个忘恩负义的人
3、遵义会议后三、四年，代表中共中央同各方面联系与处理重大问题的，是总书记张闻天。例如和共产国际，各他红军、党组织的联络，派遣和任免重要干部，决定方针政策等等，其中成立陕甘宁省委派李富春为书记、成立甘肃省工委以刘晓为书记、派戴季英去陕南建立省委等，都是张主持会议作了决定后，再电告在前线的毛、周的。
即使对毛的分工和任命，也是张建议和提交政治局或常委会讨论决定的。从遵义会议上增补毛为常委到下寺湾会议毛当选中央军委主席，无不如此。（《笔记》p10）张闻天真是毛的大恩人，但毛后来却那样作践和羞辱张闻天，也算得是天下第一等忘恩负义的无耻小人。
4、从政治领导和决策过程看张闻天的核心地位。把毛泽东和张闻天两个人的《选集》、《文集》和《年谱》作一个对照，就可以明显看出，各人在政治领导和决策中的作用了。如1935年甚至到1936年，在整个形势和政策方面重要文件极多，毛几乎是空白。其间著名的《抗日救国宣言》、《关于改变对富农政策于命令》等，都是张闻天起草和发布的，毛只是表示同意和提出些修改意见。再把六届六中前后毛的著作作个对比，那么核心和非核心、为首和不为首的区别也是很明显的。
1936年12月13日，毛在讨论西安事变问题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提出了要“除蒋”、“审蒋”的主张，两天后以毛领衔的《红军将领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诸先生》仍呼吁“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年谱》p623）。而张则主张“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统一战线”。后来事变发展证明，中共执行的不是毛的主张，而是张提出的方针。
从遵义会议以后的一些重要会议，例如1936年3月晋西会议、1937年8月洛川会议等，也都是张闻天作政治报告和结论，毛只按分工作军事和统战方面的报告。有大量的事例证明，至少在1938年之前，张闻天还是名副其实的中共总书记，毛还不是居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笔记》p14）
七、毛当年承认张是领导核心
战争年代，前中共总书记张闻天（左）和毛泽东（中）在延安。
（网络图片）
5、遵义会议后以张闻天为首的中共中央是公认的，毛本人在当时也是尊重这个事实的。
1936年张闻天曾以书记处名义把以他为首的政治局及其常委名单呈报共产国际，并得到共产国际的承认。
桀骜不驯的张国焘在1936年9月26日打电报给张闻天，“统一领导万分重要，请洛甫等同志即以中央名义指导我们。”同日任弼时的电报也有“以洛甫等同中央名义统一党和军事方针之领导”等句。各地党组织如北方局刘少奇、上海潘汉年和冯雪峰，也是直接向张请示汇报的。著名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出狱案，就是张闻天批的，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对审查该案的批语是：“1936年，张闻天同志是中央总书记，他的批覆，应该看作是代表中央的。”
延安整风前，名次排列虽不很严格，但绝大多数都是张闻天排第一位，有“洛博周毛”、“洛毛周博”，也有“洛恩博泽”，但极少以毛泽东打头。据统计，1935～1938年间，署名“洛、毛”的电报有220封；署名“毛、洛”的为36封，又多在1937年12月会议后。
直罗镇战役后毛给中央电报的开头是：“洛甫及中央各同志：捷报”。1935年12月5日电报标题为：“西北军革委主席毛电中共中央领导人张和国际驻中共代表李德”。毛到陕北后常对人说，洛甫这个人讲民主，开会让人畅所欲言，作总结时能把我的意见总结进去，我送他一个雅号，叫做“开明之君”，还称张的夫人刘英作“娘娘”，而自封“毛大帅”。这都说明毛在当时并未“领导”过党中央，而是在张闻天这个“有道明君”领导之下。毛一辈子开囗“实事求是”，闭口“要做老实人”，偏偏他自己就是大大不老实的狂人。
八、何方先生的真诚忏悔
6、毛泽东在1964年4月16日的一次讲话中提到，我们党的历史上有五朝领袖，第一朝是陈独秀，第二朝是瞿秋白，第三朝是向忠发（实际是李立三），第四朝是王明、博古，第五朝是洛甫（即张闻天）。这恰恰打了他自己一记耳光，既然“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了，哪里还有什么“第五朝是洛甫”？如果洛甫是第五朝领袖，那他毛泽东又凭什么资格“领导党中央”？
7、遵义会议后，毛的领导地位并没有得到普遍承认。1937年12月9～1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就显得十分孤立，他曾对李维汉说，“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1938年三月政治局会议上，毛的“王明同志不能到武汉去”的提议，就被大多数所否决。
刘少奇1939年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1941年写的又在1943年作了修改的《论党内斗争》，就没有一处引证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在延安整风前的文章也没有引用毛的语录。
8、最后何方先生指出，说遵义会议确立的不是以张闻天为首的集体领导，而是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不但有违历史事实，而且有损中共及其包括毛泽东在内领导人的形象（《笔记》p6～23）。对于这点，何老先生真是过虑了。中共这个法西斯黑帮组织面日早给中国人民看穿，它留下的杀人放火、卖国求荣、贪赃枉法、残民以逞的形象，早己深入人心。再加上这一条破坏组织原则、凌驾于党中央、施展诡计权术，实在也无所谓了。
非常感谢何方先生，以耄耋之年，仍辛勤笔耕，以五年的时间写出了这部《党史笔记》，给后人和历史留下了认识中共及其领袖们提供了珍贵而丰富的史料。更令感动的是地严格地解剖了自己，为“由于个人崇拜的思想信仰和自己过关的私心杂念”而揭发批判过张闻天表示忏悔、内疚，并把研究中共历史，为中共历史拨乱反正，当作自己的赎罪和补过。这没有一点道德勇气是做不到的。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的观点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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