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2月20日晚上，上海闸北火车站，宋教仁被一颗子弹击中，新生的民国方向逆转，中国第一轮民主宪政的尝试和实践受挫。

汤化龙的挽联说：“倘许我作愤激语，谓神州将与先生毅魄俱沉，号哭范巨卿，白马素车无他赴；便降格就利害观，何国人忍把万里长城自坏，从容来君叔，抽刀移笔向谁言。”他称宋教仁是万里长城，国人为何要自坏万里长城。

1882年出生的宋教仁，在100年前的中国，只不过是32岁不足。一个80后，却要为中国担当这样大的责任，要成为一国的栋梁，要成为这个国家的万里长城。凭什么？凭的是那个时代提供的机会。那个时代是一个大转型的时代。当他少年时代，中国发生了戊戌变法，中国发生了八国联军进京，中国发生了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这个国家的命运成了很多读书人关心的问题。他在那样的大时代，追求自己的理想，参加革命，到日本深造，最后成为那个时代风口浪尖上的英雄人物，成为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成为国民党的重量级领袖。

他的出现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是一百年的中国呼唤出来的。是一个大转型的时代孕育出来的。今天的时代可能越来越靠向他的时代了，又在呼唤着一批一批的英雄的诞生，重新建造一个全新的中国。宋教仁是那个时代的少年人，他要创造一个少年中国。一个少年中国的少年，他的生命夭折在32岁，一百年后，人们还要探寻他走过的道路，探寻他的政治理想。他今天仍然没有离开我们，因为他留下的百年谜案都没有解开，我们还在破他的案；他留下的百年之问，我们还没有回答。今天我们所有的人，中国人，男女老幼们，其实每天都面对着宋教仁之问，或者说宋教仁留下的百年之问：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在这一块专制深厚的土地上，有没有可能实行宪政民主？这是一个百年之问，今天还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不仅是过去的，更是未来的。所以我说宋教仁这个人物，也不仅是过去的，更是未来式的。他主张在宪政的轨道上，公平竞争，轮流执政，政党内阁，议会民主选举，省长选举，省自治，一整套一系列的主张，都是人类美好的理想，这些理想在世界大部分的国家都已经变成了现实。包括在华人的某些地区也变成了现实。在我们周边的一些小国，像缅甸也即将成为现实；在越南也正在成为现实；最后只剩一个老大中国。我们是世界的末班车，我们有幸赶上了这末班车。

谭人凤先生说过一句话：“破坏建设一身肩，有思想，有学问，有才能，谓之政治大家曾何愧。”这是他写的挽联的一幅上联。在那个时代，宋教仁就是这样的一个政治家，身上有超强的建设力，他不仅有理念，能搞演说，而且能搞组织，而易能操作实际的政治，运作当时的中国人都陌生的那一套宪政运作的那一种方式。所以当他死之前，中国的报纸都已经把他看成政治家。1913年1月26日，徐血儿在《民立报》发表一片评论，题目叫《当今之政治家》，文章中“当今第一流之政治家，而无有可以企及者也”就是宋教仁，说他“有沉毅的魄力、运用的手腕，尤其有系统的政纲，而且能坚持政见，不屈不挠”。

2月21日，来自浙江的一篇稿件说：“听孙先生演说，理想高远，是一大哲学家；听黄先生演说，诚坦动人，是一大实行家；听宋先生演说，条分缕析，是一大政治家。”宋教仁的演说，条分缕析，对外交事务、内政事务，对财政，都有自己的主张，自己的见解。3月24日，在宋教仁死后不久，《民主报》发表文章论当世政治家，“本党理事，国民党的理事当中，孙黄二公之外，才气之纵横当推宋教仁为最。能运用大党略，以与他人争雄者，亦以此公为最。能为强毅之手段，与他人奋斗者，亦以此公为最。”

同一天《民权报》评论说，宋教仁是政治界中的稳健派，认为他用温和的手段稳健地推动中国的民主，所以他称之为真民国的万里长城。这一个称呼跟汤化龙给他的称呼万里长城是一致的。所以当时有很多的人把宋教仁看成是民国的万里长城，万里长城却在顷刻之间就塌了。整个国民党上下，乃至整个的中国朝野，无论支持他的还是反对他的人，在那一刻都感受到了失去他的痛苦，在那一个春天1913年的春天，整个中国都感受到了失去宋教仁的痛苦，那是真民国的万里长城顷刻塌陷的痛苦。今天如果你蓦然发现万里长城塌了，带来的那种震撼，那种心痛是可以想见的。这个痛苦不仅停留在1913年的春天，而且穿透了百年，直到今天整个百年史都感受到了失去宋教仁的痛苦。宋教仁的痛苦不仅是湖南桃源人的痛苦，更是整个中国人的痛苦。而且这种痛苦时不时就要隐隐发痛的痛苦。因为我们失去了一个难得的具有建设力的人物，一个中国历史上稀缺的具有建设力的人，一个阳光人物。

他身上具备健全的角色意识，他所以说，他如此笃定的说，进而组织政府，实行确定的政治主张，退而在野，处于监督地位，跟反对党可以相磨相帮，共同进步。这番话一百年来如此笃定的说过，一个掌握了权力的人敢说进而在朝如何，退而在野如何，敢说出这么笃定的话吗？他有自信，他知道，选下来了，下次可以选回来。因为他有自信，如果没有这样的笃定，政治人物说不出来这样的话。政治人物好不容易在打天下中赢得了政权，哪肯放手的？你见过放手的吗？我只见过一个，蒋经国先生，他放手了，他终于放手了。我们看见他在那一个时代他可以说出这么笃定的话，“进而组织政府，实行政见，退而在野，处于监督地位”，这正是民主宪政最核心的理念。这是中国的一条正路，这条光明大道，曾经在1912、1913年的中国铺开了，他是走在这条路上的领头羊，是中国政治的领军人物，是一个超前看见了新中国的人。但是这样的一个阳光人物，他即将给中国带来阳光，带来全新政治文明的空气，他不幸被一个兵痞，武士英一颗小小的子弹击中了。这颗子弹就结束了中国探索民主宪政的一条道路。这一百年我们仍然活在百年余痛当中。宋教仁的百年之问，到今天仍然是一个巨大的、写在天空的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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