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1958年发动“大跃进”运动以后，中国出现了一场前后延续四五年之久的大饥荒，令神州大地生灵涂炭，超过四千万人非正常死亡。
中共在1980年代以前将大饥荒归咎于1959年至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后改称为“三年困难时期”。历史记录显示，实际上那三年风调雨顺，大规模严重的洪水、干旱等自然灾害一次也没有发生。大饥荒完全是中共造成的彻底的“人祸”。
曾在1959年担任毛泽东兼职秘书的李锐评述道：“高举‘三面红旗’，高指标，瞎指挥，一平二调，造成国民经济大破坏，饿死成千万人，这是中外古今历史上承平之世绝无仅有之事。”
荷兰历史专家冯克（FrankDikotter）表示，强迫、恐怖和系统的暴力是“大跃进”的根本，“大跃进”是人类历史上有动机的最致命的大规模屠杀之一；“大跃进”饥荒可与古拉格群岛和纳粹大屠杀并列为20世纪三大人类灾难。
由学者宋永毅主编，哈佛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1958–1962）》包含七千多份档案资料，二千多万字，其中有三千多份中共内部档案。宋永毅在总导言中表示，大饥荒的本质，是中共对中国农民进行的一场“粮食战争”。
上接：大饥荒年代中共高官享特供 北京流传一民谣
八、大饥荒三年风调雨顺
对于造成大饥荒的原因，“中共共产党党史”第二卷声称：“由于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的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
然而，根据气象资料，这几年全国范围内，风调雨顺，根本没有大的自然灾害。
《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1895—1979）》是根据全国120个水文站点历年的水文气象档案资料编制的，逐年清楚地记录下了这80年间全国及各地的旱涝态势。该资料表将每一年度的旱涝状况统一划分为5个等级，即1度为涝，2度为偏涝，3度为正常或旱涝相当，4度偏旱，5度为旱。
数据显示，不论是从总指数、平均指数看，还是从2度和1度站、2度站和-2度站所占的比例看，也不论是单独看其中一年，还是看三年平均值，1959至1961年都可以说确实是“正常年景”。它甚至比公认的风调雨顺的1957年和1958年更为接近旱涝相当或不旱不涝的正常指标。
前新华社记者杨继绳透露他在写作《墓碑》时，五次跑到国家气象局，找了专家个别请教，也翻了一些资料，最后的结论是：天灾年年有，这三年是常年。
杨继绳在《墓碑》一书中呈现了跟农业生产、跟粮食产量有密切关系的五条气象曲线。1959至1961年期间每条曲线的偏离中线程度都不是最大的，相反，那三年是偏离很小的，而八十年代偏离比那三年大得多，但八十年代没有饿死人，更早的也有偏离很大的，也没有饿死人。
九、“苏修逼债”真相
1959年中苏领导人出现了一系列争吵，尤其是赫鲁晓夫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批评激怒了毛泽东，庐山会议出现的党内争议也被怀疑与之有关，两党关系趋向恶化。1960年6月，中苏两党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又出现激烈争执，赫鲁晓夫为施加压力，于同年7月16日以政府名义突然通知中国，撤走在华的全部专家，并违反合同停止供应许多建设项目的设备。
中苏关系恶化后，中共曾以干部宣讲和群众口传方式出现了“中国为抗美援朝欠债，苏修逼债造成挨饿”之说，并在多年间被一些文章和文艺作品引用，致使许多人长期信以为真。
可是，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历史文献能够证实“苏联逼债”的存在，中共官方正式文件也从未正式谴责过“苏联逼债”。
那么，苏联当年是否逼债了呢？实际上，1960年7月份，苏联撕毁科技合同、武器合同，跟农业合同没关系，而1960年7月份大饥荒已经发生了一年半，所以1960年7月份的撕毁合同跟大饥荒的产生肯定没有关系。
当时的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在1999年出版的《十年论战（1956—1966）── 中苏关系回忆录》一书中回忆说，1960年7月16日，苏联决定召回在中国的苏联专家，但是并没有提出还债问题；是毛泽东自己决定提前还债。
1960年7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指示周恩来算一下要多少年还清苏联的欠账。周恩来说：“中国尚欠苏联80亿卢布，要10年才能还清。”毛泽东说：“延安时期那么困难，我们吃辣椒也不死人，现在比那个时候好多了，要勒紧裤腰带，争取五年内把债务还清。”于是政治局决定，各省成立外贸小组，挤出东西来还债。与此同时，大批的中国人正在死于饥饿。
苏联不仅没有逼债，而且还向困境中的中国伸出了援助之手。1961年，苏联借给中国20万吨粮食，“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1961年2月27日，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提出鉴于中国发生食品供应方面的困难，苏联愿意以贷款的形式向中国提供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并且表示中国对苏联易货贸易中没有交货的价值10亿卢布货物可以分5年偿还，不计利息。但中共当局没有接受小麦，只接受了食糖的援助。
毛泽东说：“哪怕把全中国人都饿死也不要赫秃子的一粒粮食，中国党和政府是有志气的。我们不但不要苏联的援助，而且还要把欠苏联的债还清。”
事后毛泽东向其保健医生李志绥、秘书田家英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中国有几亿人口，饿死几千万人算啥大不了的事呀！让妇女敞开生孩子，死的几千万人，过几年又不回来啦！我们凭啥吃赫鲁晓夫的磋来之食？”
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里叙述，其曾向时任中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当面提出支援，周恩来答复说：领导上已经讨论过了，决定对苏联表示感谢，但对援助表示拒绝，说自行去解决。
美籍华裔经济学家、三一学院经济系终身教授文贯中曾撰文《中国三年大饥荒的触发及加剧之原因》。文章分析称，中共官方当年用“苏联逼债”来解释饥荒的触发，是十分拙劣的遁词。首先，出口的粮食来自征调粮，所以，说粮食出口增加大饥荒，其实与强调粮食征调过大是一回事。对农民而言，无论被征调的粮食是用于出口还是别的目的，过度征调粮食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即饥馑乃至饿死。
其次，当时是中共政权主动决定“提前偿还欠苏联的债务”，为此增加了粮食出口，由此引起的饥荒其实并不是“苏联逼债”造成的。
而毛泽东之所以要“提前还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苏联、东欧各国政府及其它国家的共产党对中共疯狂的“大跃进”多次提出批评，认为这种做法违反了经济规律，而毛泽东为了证明自己的“大跃进”政策是成功的，就用“提前还债”的方式，通过增加粮食出口以“事实”来反驳这些“兄弟党”的批评，试图挽救中共坠落的声望。
“提前还债”的结果是农民的口粮被搜罗殆尽，从而大大地增加了因饥馑而死亡的人数。
文章还表示，毛当时说过“要为中国争气”的话，其实这是以成千上万农民的生命为代价，来为他本人及其支配下的中共领导层“争气”；等到大饥荒造成全国农村大范围的非正常死亡之后，“提前还债”所换来的其实只是丢更大的脸，同时向其它共产党展现了毛支配的中共政权的反人性的一面。
可能正是因为这个结果，毛泽东才在60年代前半期发动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批判，其动机无非是用意识形态领域的争斗来转移“兄弟党”对他的经济社会政策的耻笑。
（未完待续，下接：大饥荒时中共出口136亿斤粮 够3400万人吃1年）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17/2/16/n8818768.htm )
曾在1959年担任毛泽东兼职秘书的李锐评述道：“高举‘三面红旗’，高指标，瞎指挥，一平二调，造成国民经济大破坏，饿死成千万人，这是中外古今历史上承平之世绝无仅有之事。”
荷兰历史专家冯克（FrankDikotter）表示，强迫、恐怖和系统的暴力是“大跃进”的根本，“大跃进”是人类历史上有动机的最致命的大规模屠杀之一；“大跃进”饥荒可与古拉格群岛和纳粹大屠杀并列为20世纪三大人类灾难。
由学者宋永毅主编，哈佛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1958–1962）》包含七千多份档案资料，二千多万字，其中有三千多份中共内部档案。宋永毅在总导言中表示，大饥荒的本质，是中共对中国农民进行的一场“粮食战争”。
上接：大饥荒年代中共高官享特供 北京流传一民谣
八、大饥荒三年风调雨顺
对于造成大饥荒的原因，“中共共产党党史”第二卷声称：“由于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的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
然而，根据气象资料，这几年全国范围内，风调雨顺，根本没有大的自然灾害。
《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1895—1979）》是根据全国120个水文站点历年的水文气象档案资料编制的，逐年清楚地记录下了这80年间全国及各地的旱涝态势。该资料表将每一年度的旱涝状况统一划分为5个等级，即1度为涝，2度为偏涝，3度为正常或旱涝相当，4度偏旱，5度为旱。
数据显示，不论是从总指数、平均指数看，还是从2度和1度站、2度站和-2度站所占的比例看，也不论是单独看其中一年，还是看三年平均值，1959至1961年都可以说确实是“正常年景”。它甚至比公认的风调雨顺的1957年和1958年更为接近旱涝相当或不旱不涝的正常指标。
前新华社记者杨继绳透露他在写作《墓碑》时，五次跑到国家气象局，找了专家个别请教，也翻了一些资料，最后的结论是：天灾年年有，这三年是常年。
杨继绳在《墓碑》一书中呈现了跟农业生产、跟粮食产量有密切关系的五条气象曲线。1959至1961年期间每条曲线的偏离中线程度都不是最大的，相反，那三年是偏离很小的，而八十年代偏离比那三年大得多，但八十年代没有饿死人，更早的也有偏离很大的，也没有饿死人。
九、“苏修逼债”真相
1959年中苏领导人出现了一系列争吵，尤其是赫鲁晓夫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批评激怒了毛泽东，庐山会议出现的党内争议也被怀疑与之有关，两党关系趋向恶化。1960年6月，中苏两党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又出现激烈争执，赫鲁晓夫为施加压力，于同年7月16日以政府名义突然通知中国，撤走在华的全部专家，并违反合同停止供应许多建设项目的设备。
中苏关系恶化后，中共曾以干部宣讲和群众口传方式出现了“中国为抗美援朝欠债，苏修逼债造成挨饿”之说，并在多年间被一些文章和文艺作品引用，致使许多人长期信以为真。
可是，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历史文献能够证实“苏联逼债”的存在，中共官方正式文件也从未正式谴责过“苏联逼债”。
那么，苏联当年是否逼债了呢？实际上，1960年7月份，苏联撕毁科技合同、武器合同，跟农业合同没关系，而1960年7月份大饥荒已经发生了一年半，所以1960年7月份的撕毁合同跟大饥荒的产生肯定没有关系。
当时的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在1999年出版的《十年论战（1956—1966）── 中苏关系回忆录》一书中回忆说，1960年7月16日，苏联决定召回在中国的苏联专家，但是并没有提出还债问题；是毛泽东自己决定提前还债。
1960年7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指示周恩来算一下要多少年还清苏联的欠账。周恩来说：“中国尚欠苏联80亿卢布，要10年才能还清。”毛泽东说：“延安时期那么困难，我们吃辣椒也不死人，现在比那个时候好多了，要勒紧裤腰带，争取五年内把债务还清。”于是政治局决定，各省成立外贸小组，挤出东西来还债。与此同时，大批的中国人正在死于饥饿。
苏联不仅没有逼债，而且还向困境中的中国伸出了援助之手。1961年，苏联借给中国20万吨粮食，“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1961年2月27日，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提出鉴于中国发生食品供应方面的困难，苏联愿意以贷款的形式向中国提供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并且表示中国对苏联易货贸易中没有交货的价值10亿卢布货物可以分5年偿还，不计利息。但中共当局没有接受小麦，只接受了食糖的援助。
毛泽东说：“哪怕把全中国人都饿死也不要赫秃子的一粒粮食，中国党和政府是有志气的。我们不但不要苏联的援助，而且还要把欠苏联的债还清。”
事后毛泽东向其保健医生李志绥、秘书田家英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中国有几亿人口，饿死几千万人算啥大不了的事呀！让妇女敞开生孩子，死的几千万人，过几年又不回来啦！我们凭啥吃赫鲁晓夫的磋来之食？”
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里叙述，其曾向时任中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当面提出支援，周恩来答复说：领导上已经讨论过了，决定对苏联表示感谢，但对援助表示拒绝，说自行去解决。
美籍华裔经济学家、三一学院经济系终身教授文贯中曾撰文《中国三年大饥荒的触发及加剧之原因》。文章分析称，中共官方当年用“苏联逼债”来解释饥荒的触发，是十分拙劣的遁词。首先，出口的粮食来自征调粮，所以，说粮食出口增加大饥荒，其实与强调粮食征调过大是一回事。对农民而言，无论被征调的粮食是用于出口还是别的目的，过度征调粮食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即饥馑乃至饿死。
其次，当时是中共政权主动决定“提前偿还欠苏联的债务”，为此增加了粮食出口，由此引起的饥荒其实并不是“苏联逼债”造成的。
而毛泽东之所以要“提前还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苏联、东欧各国政府及其它国家的共产党对中共疯狂的“大跃进”多次提出批评，认为这种做法违反了经济规律，而毛泽东为了证明自己的“大跃进”政策是成功的，就用“提前还债”的方式，通过增加粮食出口以“事实”来反驳这些“兄弟党”的批评，试图挽救中共坠落的声望。
“提前还债”的结果是农民的口粮被搜罗殆尽，从而大大地增加了因饥馑而死亡的人数。
文章还表示，毛当时说过“要为中国争气”的话，其实这是以成千上万农民的生命为代价，来为他本人及其支配下的中共领导层“争气”；等到大饥荒造成全国农村大范围的非正常死亡之后，“提前还债”所换来的其实只是丢更大的脸，同时向其它共产党展现了毛支配的中共政权的反人性的一面。
可能正是因为这个结果，毛泽东才在60年代前半期发动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批判，其动机无非是用意识形态领域的争斗来转移“兄弟党”对他的经济社会政策的耻笑。
（未完待续，下接：大饥荒时中共出口136亿斤粮 够3400万人吃1年）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17/2/16/n8818768.ht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