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卑鄙手段搞倒华国锋；用西单民主墙弄权；一手制造所谓纪念周恩来的四･五“天安门事件”，并对事件的知情者杀人灭口；掩盖其女杀害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及屠杀北京大兴县“黑五类”人员的证据；利用公安机关残酷迫害异己。

要不是耀邦人厚道，临终之前把这些说出来，否则再也难以大白于天下了。不错，所有这些都指向了一个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1988年7月13日—8月24日，杨尚昆去胡耀邦家六次，每次长谈约五个小时。以下是《杨尚昆日记》中，有关胡耀邦与杨尚昆谈话的部分摘录：胡耀邦道出历次历史事件的真相。

1988年7月14日：“耀邦告诉我，没想到小平同志这么霸道，听不得任何的不同意见。竟然搞垂帘听政。很后悔采用卑鄙手段搞倒华国锋，扶持邓小平。耀邦说，西单民主墙就是在邓小平的怂恿下搞起来的，目的就是搞臭华国锋，让邓小平上台。但没想到，邓小平上台后就把民主墙封掉了，把魏京生也抓进了大牢。”

1988年7月19日：“耀邦告诉我，1976年四五事件也是邓小平怂恿他搞起来的。他已经与作家师东兵在88年3月和4月两次谈过四五事件的来龙去脉。是秘密地在家里与师东兵见的面，连家人和秘书都瞒住了。

耀邦告诉我，76年1月15日，邓小平在周总理追悼会上致完悼词后，找到我说，今天我给总理致悼词，或许我们死后就没有人给我们致悼词了。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要搞点行动。3月中旬，邓又找到我，说他的孩子听人说，4月5日清明期间，有人决定去天安门给总理送花圈。这是个好机会，要想办法把事情搞大，给主席一个刺激，证明并不是人人都听他的。耀邦又说，小平让我找几个干部子女，让他们去工人中间鼓动一下，把矛头对准江青和张春桥。但有个别人把矛头对准主席，这也是我们没有料到的。

另外，那些人又大搞打砸抢，打伤了许多的解放军，小平后来也很生气。认为这是让他下台的直接导火线。这也是后来我们没有给四五高调平反的原因。因为如果那几个人如果不把矛头对准主席，不搞打砸抢，主席根本就不会让小平下台。而他就会在政治局会议上反击江青和张春桥了。”

1976年4月5日：“邓小平专门坐车去了天安门一趟，观察广场的动静。回来后，通过家人对我说，广场人很多，干得好！但他谎称是去北京饭店理发的。其实邓小平一直都是让北京饭店的师傅去他家理发。”

1988年8月5日：“又和耀邦见了一面，耀邦说，小平是过河拆桥式的人，你要当心。同时，耀邦又向我透露了一件大事，说这是他最见不得人的事件，不说出来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1980年4月，我们当时以清理‘三种人’为理由，将北京市公安部门24名科级到处级的干部骗到云南大理秘密枪决，当时还派了王震去现场观看。我问，为啥子秘密枪决他们，他们犯了啥子罪？耀邦说，他们当时掌握了我和小平是76年四五事件幕后指挥的证据。

另外，有些人也掌握了邓榕和其他的高干联动成员是1966年8月5日打死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凶手的证据。当然，还有人也掌握了联动成员于1966年8月在北京大兴县杀死大批所谓的‘黑五类’人员的证据。我说，我知道这件事，杀人的主谋高福兴和胡德福不是当时就被判刑了么？耀邦说，是啊，可高福兴和胡德福在75年9月突然翻供了，说是联动成员干的。他们是冤枉的。但1975年9月小平同志已经是政治局常委，把这件事压下来了。

1983年小平指示我给高福兴和胡德福平反，我照着做了。但北京市公安部门的几个干部秘密向这些‘黑五类’人员的家属通风报信，结果这些家属就起来闹事，反对给高福兴和胡德福平反。小平很震怒，指示我将北京市公安部门的这几个干部也作为三种人秘密杀掉。我听了后很震惊，说我们现在讲法治，怎么可以这样随便杀人，四人帮也没有这么干过呀？耀邦说，所以我内心有愧呀。但我已经指示将这24名干部作为因公死亡处理了，也给了他们的家属抚恤金。其中五个干部也授予了烈士称号。”

1988年8月6日：“耀邦说还有一事很后悔，凡是群众给他写信攻击邓小平的，他一律转给公安机关，要求严厉查处，并将查处结果告诉他。结果有300多人被判刑，其中60多人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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