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1月30日，中共发布《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处理工作的指示》，由此发动了针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所谓“思想改造”运动。随即，“思想改造”运动从教育界扩展到文艺界和整个知识界。

中共所谓的“思想改造”运动采用强制学习、坦白、批评与自我批评、批斗等手段，重演中共的延安整风运动，以集中过关的方式，在短时期内强制性地对知识分子进行所谓的改造。

中共“思想改造”运动让中国知识分子无休止地自我践踏和自我奴役，打垮了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逐步磨灭了知识分子的个性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从而令他们蜕变成为为中共政治服务的工具。从此以后，“中国社会再没有一种独立为文化、为道统负责的力量了”。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恶意评价

中国传统社会讲“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其中“士”代表的就是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是道统的承担者，因此从道德角度来看，他们甚至比统治者更有话语权。中共害怕知识分子代表的正统道德观念，这从中共党魁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评价中显而易见。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在四十年代他的两次讲话中曾集中体现。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共党校开学典礼大会上发表演说《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他批知识分子摆架子，还说：“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

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批知识分子“不干净”，需要改造，“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与工农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干净处，就是身体也不干净，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大小资产阶级都干净。”他指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需要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早在1939年12月，毛泽东在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将知识分子一笔划进“小资产阶级范畴”。在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顶“小资产阶级”的帽子就足以让知识分子抬不起头来。

1947年底，中国的民主党派在未来中国的政治体制中的地位，成为毛泽东头痛的问题，因为中国的民主党派，大体上是知识分子群体。为此，他特向斯大林发出一份绝密电报，对斯大林陈述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观点，毛泽东说：“我们对这种人的策略是，不抱太大的希望，同时利用他们为革命服务。”，他称，效仿苏联和南斯拉夫，除中共外，全部政党都应退出政治舞台。

学者谢泳表示，从毛泽东一生对知识分子的基本评价中可以看出，他对知识分子是没有好感的。在毛泽东眼里，知识分子只是一种可以利用的力量，他从没有把他们看成是具有独立人格和精神世界的群体。

谢泳认为，毛的这个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后来的命运，不仅是毛泽东个人，也可以从中共的体制化行为中看得很清楚，“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只是一个早晚、一个以什么样方式来完成的问题，改造是必然的。”

中共“思想改造”运动的形成

中共实际上是害怕知识分子代表的正统道德观念，但又需要以知识分子为中介去改造普通人的思想，因此中共掌握政权后，首先做的就是改造知识分子。

作为政治运动的“思想改造”的启动，与两个人有直接关系，一个是马寅初，另一个是周恩来。

“思想改造”运动的起始可以从1951年9月3日算起。据《周恩来年谱》记载，“这一天，（周恩来）和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谈话，听他介绍北大汤用彤、张景钺、杨晦、张龙翔等十二位教授响应周恩来8月关于进行思想改造的号召，发起北大教师政治学习运动的情况，并就马提出拟邀请中央负责人为北大教师学习会作报告事交换意见。”

马寅初所指的响应周恩来的号召，是指1951年8月22日周恩来在题为“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说：“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在过去不是受着封建思想的束缚，就是受着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的侵蚀；现在……思想改造是不可避免的。”

1951年9月29日，周恩来在北京、天津高等院校教师学习会上做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报告。周的这番讲话以后，中国各地的“思想改造”运动就开始了，全中国几乎所有有名的知识分子都开始以接受记者采访、单独发表检讨文章的形式，表示自己要和过去划清界线。

1951年11月30日，中共再发思想改造的指示，要求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进行系统化改造，以期掌控全国所有的学校。指示还明确改造是“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地于一至二年内，在所有大中小学校的教员中和高中学校以上的学生中，普遍地进行初步的思想改造的工作”，对学校进行分化，在培植积极分子的基础上，“对在大中小学校的教员中和专科以上（即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中，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

1952年9月，中共在建政初期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基本结束，中共发出《关于各地须做高、中、初等学校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综合报告的通知》，称“今年秋季开学以前，在全国90%左右的高等学校教职员和70%左右的中等学校教职员中已完成了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

“思想改造”重演“延安整风”

1949年后中国所有的政治运动，几乎都可以从四十年代初的中共“延安整风”中找到源头，无论是运动的指导思想，还是组织方式以及具体的工作作风。1952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不过是把当年“延安整风”和审干那一套东西，用来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重演一遍而已。

1952年在中共政权当中，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人完全是延安知识分子，特别是当年延安马列学院的知识分子，如胡乔木、周扬、李维汉、艾思奇、范文澜以及地位在他们以下的于光远、胡绳、邓力群等，他们当年都经历过延安整风和审干部运动。

学者唐勃在《中共与知识分子》一书中指出中共对知识分子改造的三个目标：（1）革除知识分子“资产阶级思想”——也就是个人主义思想、自由主义思想、平等主义思想等，以及中国数千年的传统学术和伦理思想，从根本上清除中共政权与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和对立，让知识分子为中共政权服务。（2）打击知识分子的不满，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以迂回曲折的欺骗手段，迫使知识分子成为驯服听命的工具。（3）控制人民的思想：使人民意识到教师和教育工作人员都改变了过去的想法，以求达到整个社会思想领域的根本变革。

“思想改造”通常要经历如下五个步骤，这五个步骤基本上是从延安整风中照搬过来的。

一是学习。用政治学习、理论学习为名，灌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只能接受，不能怀疑。

二是坦白。以会议上发言、写自传或学习心得报告等方式，强迫知识分子否定自己原有的思想。

三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借用民主评议之名，开展公开批斗，要知识分子先作自我批评，再由群众来批斗（如学生控诉老师、儿女控诉父母，以及妻子、朋友、邻居等控诉），鼓励掀起斗争高潮，以进行反复的斗争，从而运用操纵群众的方式，决定其能否过关。

四是改造。逼迫知识分子参加中共发起的系列政治斗争运动，逼迫知识分子彻底放弃自己的思想、观念、与意识取向。

五是总结。强迫知识分子反复总结被改造的过程，随时准备再次面对被改造，被强迫再学习等。

“思想改造”运动主要是在学校里进行，分小组进行，不是检讨批评就算了事。检讨必须由小组或大会通过，才算过关。所以有些教授虽然做了八九次检讨，以致痛哭流涕，还是过不了关。如果被认为涉及政治问题，这些教授就进入“镇反”或其它带有镇压性的运动范围，这个人就有被逮捕，或劳改的可能。

“思想改造”与其它政治运动相结合

五十年代初，所谓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与朝鲜战争、“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重叠，所以让知识分子觉得非常恐怖；在“思想改造”的文明词句的伪装下，知识分子作为这场运动的目标，面临着不可抵抗的暴力镇压的威胁。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所谓的教育和改造除了令大中学校组织教师学习中共政协三大文件、中共编撰的所谓社会发展史和新民主主义论之外，从1951年秋天开始，组织大批知识分子参加“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一场场的血腥运动让许多知识分子目睹了共产党的残忍和凶狠，许多人的脊梁骨在那个时候就吓软了。

1952年1月，中共政协常委会做出《关于展开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即让被改造后的知识分子把中共给他们灌输的思想推向全国，改造所有人的思想。

从1951年9月30日至1952年12月26日，中共官喉《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等主要报刊发表了大量著名知识分子写的有关“思想改造”的文章，作为“改造”对象在报刊上发表自我批判性文字的，是一些非体制知识分子；冯友兰、梁漱溟、金岳霖、张东荪、沈从文、钱端升等。

这些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文章，大都是对自己或自己过去所受的教育、所从事的工作进行的检讨。例如“批判过去协和的一切”，“否定过去”，“从头学起”，“肃清崇美思想”，“批判我的崇美奴化思想”，“批判我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教育思想”，“检查我追求教授名位的思想”，“清除我的清高思想”，“批判我的剥削思想”，“斩断与旧协和的一切联系”，“进步包袱是思想的敌人”，“名誉地位给我的毒害”，“我替美帝作宣传”，“批判我的反动买办思想”等等。


“思想改造”运动中的华罗庚、潘光旦与顾颉刚

清华大学的“思想改造”运动中有两个特殊的例子，一个是批斗华罗庚，一个是批斗潘光旦。华罗庚是闻名国际的数学家，从美国回来投奔祖国的，不久就碰上所谓的“思想改造”运动，他以坦白的心情尽其所有地交代。但最后因为华罗庚还保留着原有的出国护照未加焚毁，由此引起了对他的无穷的批斗，说他有“投靠帝国主义的思想”，有“留后路”的打算。

华罗庚简直成了“罪人”，在批斗会上有口难辨。他看见了这个无情无理、不问是非的世界，自己的灾难是无穷的，生活在这样的社会还有什么意义，于是选择了自杀。但因为被发现得早，得以保住生命。

清华大学另一个批斗的对象潘光旦是中国有名的社会学学者，为人老实厚道，为民主运动奋斗尽力，早年就加入了民主同盟，还多年担任中央常务委员的职位。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他的历史人所周知，也不需要什么隐藏，但他却被称有“思想暗流”，意思就是在表面思想之外，还有隐藏的思想。这一追查，越检讨，越搞不清，潘光旦前后作了八次检讨，被批斗得痛哭流涕，最后也是在民盟北京市支部检讨之后过的关。

据当年清华大学学生中英杰回忆：“（思想改造运动之后）教师讲课时突然谨小慎微起来了，尽可能照本宣科，闭口免谈自己的独特见解，随之在晚饭后再也不敢轻易出来散步和学生随便攀谈……这些先生们自着或编译的教材全部作废，通通改用苏联教材和教学大纲。”

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在1951年7月9日的日记中说：“此次学习，可怕者三：天正热，不堪炎热，一也。刺激太甚，使予接连不得安眠，二也。开会太多，无写作自我批判之时间，三也。”在1952年7月13日的日记中他说：“思想改造，一定要写文章，说过去是如何如何的不好，此于我真是一难题，一向日予自觉是一不做坏事的人也。”

他在1952年9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予失眠自作检讨书起，至今亦月余矣。学习中终日开会，无写作之暇，而又不得不做，只得在晚间为之，而予夜中不能工作，一工作即失眠，愈发愈剧，至近日而非服药两三次不可，‘脑息定’至不生作用。”

“思想改造”运动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学者刘青峰在《试论文革前中国知识分子道德勇气的沦丧》一文中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主要来源有三，一是来源于内心；二是来源于文化知识，三是来源于对外在规范的热忱。而“思想改造”运动正是从上述三方面对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进行打击。

刘青峰说：“要摧垮知识分子道德勇气最有效的办法是，用否定传统的道德勇气三大来源的方法，使他们再也不能利用这些资源，于是传统的道德勇气就因借助于人们下意识中存在的传统思维方式而被打倒。所谓的“思想改造”运动之所以在短短的时间内摧垮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正是采用了这种方式。”

学者周鲸文在《风暴十年》一书中阐述，“思想改造”运动用意之一，是打垮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不让有超然物外之想；如果你超然物外，就是反对无产阶级的领导，就是维护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政权。“在大会批斗是严厉的，其疯狂的程度，不亚于土改斗地主，在镇反中镇压反革命。”

文章说，“通常坐在大会台下的是被批斗者的同事、教书先生和自己教授的学生。他们指着鼻子骂你，说你肮脏、顽固、旧时代的走狗；你的知识是害人的，有毒的，你全身都是细菌，而你自己还恬不知耻地以此自高自大、自豪、自满等。这样的人格污辱对一个大学教授来说，是非常之大的。此外，教师们成了阶下囚，学生成了审判员。中国传统的尊师重道观念被思想改造一扫而空。”

学者刘再复在《历史角色的变形：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迷失》一文中分析，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在理性层面和社会实践层面上，对农民的盲目崇拜，造成了一种不必要的自我贬抑和自我矮化，以至在接受“改造”命题之后无休止地自我践踏和自我奴役，这就使得自己进一步丧失知识分子的独立本性，顺理成章地变成革命王国的驯服臣民。

他说：“中国知识分子的改造，除了农民化过程之外，还有一个国有化过程。国有化是在经济国有化的同时，要求精神文化的国有化和个体心灵的国有化。这种国有化的基本内容是通过对‘个人主义’的批判，逐步磨灭知识分子的个性、个人生活空间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把他们变成国家机器中的螺丝钉，变成政治服务的工具。”

胡适给刘绍唐《红色中国的叛徒》写序时，看了金岳霖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写的检查，他说：“是不是毛泽东和他的政权已经很成功地做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就是将这一位最倔强的个人主义的中国哲学家的脑给洗干净了？还是我们应该向上帝祷告，请准许我们的金教授经过了这样屈辱的坦白以后可以不必再参加‘学习会’了。”

胡适说：“许多我们的朋友公开否认北大的传统；这是在日本铁蹄之下都没有经过的苦痛。我们那些老朋友，在思想改造时期，被迫作自我批评；而且要所有群众来批评‘自我批评’。……所有这些公开否认‘胡适思想’，检讨‘蔡元培思想’的朋友，都是在非人环境的生活中，被压迫而这样样做的。我们应该基于深刻的同情，知道他们没有说话的自由，也没有不说话的自由；我们应该体谅，他们所坦白的，绝不是他们心中要说的。”

学者谢泳在《思想改造运动的起源及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一文中表示，中国知识分子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把自己的独立性全部交了出去，从此以后，一个阶层在社会上的独特地位消失了，中国社会再没有一种独立为文化、为道统负责的力量了。“文革”当中，知识分子之间的相互残杀，不能说与“思想改造”运动的后果没有关系。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17/5/9/n9124299.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