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元是典型的中共御用文人。因替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头阵立下汗马功劳，被提拔重用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十年文革中，姚文元用他手中的笔，横扫一切“走资派”、“牛鬼蛇神”，被毛泽东的妻子、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称为“无产阶级的金棍子”。

姚文元被判刑20年

1976年9月9日，中共独裁者毛泽东病亡。主子一死，姚文元的末日即到。1976年10月6日下午3点，中央办公厅机要秘书郭木文，将一份紧急通知送到姚文元的办公桌上，通知他晚上8点在中南海怀仁堂二楼，列席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当晚7点40分，姚文元从家里驱车前往怀仁堂。一进怀仁堂的门，姚文元就被中央警卫局的军人抓捕。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永远开除姚文元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25日，姚文元被中共最高法院特别法庭认定为“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以“组织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判处有期徒刑20年。

姚文元善投毛泽东所好

姚文元，是作家姚蓬子之子，1931年出生于上海，17岁加入中共。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后，历任共青团上海卢湾区工委宣传部长，《萌芽》杂志、《文艺月报》编辑，《解放日报》编委等。姚文元的特点是善于观察政治风向，见风驶舵，善于“扣帽子、抓辫子、打棍子”，且文笔毒辣，口诛笔伐，颇对毛泽东的口味。

1955年，年仅24岁的姚文元，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中崭露头角。胡风是一个很有名的作家，也是他父亲的老朋友。姚文元曾经非常崇拜胡风，专门写过一本《论胡风文艺思想》的书，歌颂胡风是“最优秀的理论家”。但这本书正准备出版之际，毛泽东突然发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姚文元马上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对胡风“反戈一击”，在北京《文艺报》1955年一、二期合刊上，发表《分清是非 划清界线》，攻击胡风的文艺理论“反党反马克思主义”。姚文元的极“左”言论，立即引起时任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辑张春桥的注意。在张的指导下，姚文元写了一系列批判胡风的文章。

1957年2月6日，姚文元在《文汇报》上发表攻击作家姚雪垠的文章《教条和原则——和姚雪垠先生讨论》。文中，姚文元用词激烈，极尽攻击谩骂之能事，锋芒毕露。这篇文章碰巧被毛泽东看到，给毛留下深刻印象。毛特地向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打听姚文元是个什么人，还在当天的一次讲话中说：“最近姚蓬子的儿子叫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我看是不错的。”3月10日，毛在另一次讲话中再次表扬姚文元。不到两个月，两次受到毛表扬，姚文元立即身价倍增，受到上海市委的重视，成了上海文艺理论界的一颗“新星”。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震惊全国的社论《这是为什么？》，拉开声势浩大的反右派运动的序幕。姚文元凭着灵敏的政治嗅觉，认为大显身手的机会又到了。他立即写出一篇独出心裁的文章《录以备考——读报偶感》，刊登在《文汇报》上。这篇文章也被毛泽东看到了，且颇为赞赏，当即通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加编者按予以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节目中摘要播发。如此一来，全国各地报纸也相继转载了这篇文章。从此，姚文元官运亨通，一跃成为上海作协党组成员、反右派领导小组成员。流沙河、徐懋功、冯雪峰、艾青、巴金、丁玲等著名文人都成了他棒打的对象。凡是毛泽东看不顺眼的人，他都毫不留情地“深揭猛批”。

姚文元奉命打响文革第一炮

到了1965年，毛泽东开始蕴酿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他曾经选定的接班人、中共第二号人物、国家主席刘少奇，以及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中共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等。

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中共最高层分成一线和二线，刘、邓、彭在一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退居二线。毛退居二线后，发现刘、邓、彭等跟自己的政见差别越来越大。在苏联共产党内，苏共独裁者斯大林在世时，他的接班人赫鲁晓夫对他毕恭毕敬，但斯大林一死，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猛批斯大林。毛担心刘、邓、彭等人，是睡在他身边的“赫鲁晓夫”。

至1965年，毛泽东一直在寻找一个突破口。最后找来找去，找到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毛认为，《海瑞罢官》是一台“骂皇帝”、借古讽今、为1959年毛打倒的中共元帅彭德怀翻案的戏，是“大毒草”。

毛指使他的妻子江青到上海找到姚文元，要他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姚文元一听说是江青所求，倍感“鼓舞”，闭门数月，数易其稿，无限上纲，牵强附会，唾沫与棍棒齐飞，终于完成《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经毛改定后，1965年11月10日，在《文汇报》上发表。这篇文章成为毛发动文革的第一枚重磅炸弹。

姚文元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由于替毛泽东发动文革立了头功，姚文元从《解放日报》的编委，一跃成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不久，姚文元的官职再次“大跃进”，从上海奉调到北京，经江青提名，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从此，姚文元成为毛文革时期最重要的大笔杆子之一。

毛发动文革，在中央，要打倒刘少奇等一批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各部委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要打倒一批“走资派”。1967年初，根据毛的战略部署，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姚文元回到上海，与上海造反派头头王洪文等人一起，制造了上海“一月风暴”，夺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权。

毛对此非常高兴，坚决支持，表示“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1967年1月11日，中央文革小组为中共中央、国务院起草了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号召全国学习上海造反派的经验。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认为“一月风暴”是“今年展开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一个伟大开端”，号召“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自下而上地夺权”。从此，全国各地刮起夺权风。

姚文元成为中共政治局委员

1969年4月的中共九大上，姚文元被提拔为中共政治局委员。1970年8月，毛泽东的“大秘书”陈伯达倒台后，姚文元接任《红旗》杂志总编，成为中共意识形态的主管。1973年8月的中共十大上，姚文元再次“当选”中共政治局委员，并任中共中央组织宣传组成员，继续主管意识形态，成为“文革”风云人物及“理论权威”之一。十年文革中，姚文元一直在揣摩毛泽东的意图，毛泽东要打倒谁，他就紧跟着打倒谁。

毛泽东要打倒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姚文元就写了《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并称周扬背后是最近被粉碎的那个阴谋篡党、篡军、篡政的反革命集团。胡风、冯雪峰、丁玲、艾青、秦兆阳、林默涵、田汉、夏衍、阳翰笙、齐燕铭、陈荒煤、邵荃麟等，都是这个黑线之内的人物，一打一大片。

毛泽东要打倒中共政治局常委陶铸，姚文元就写了《评陶铸的两本书》，以“无限上纲”的手法给陶铸戴上“最大反革命两面派”的帽子。1976年，毛泽东发起“反击右倾翻案风”，再次打倒邓小平。姚文元也跟着反对邓小平，称跟邓一起复出工作的中共老干部，“从资产阶级民主派”蜕变成“走资派”，成为中共“继续革命”的对象，煽动对他们进行新一轮迫害。

姚文元沦为阶下囚

然而，共产党的绞肉机是冷酷无情的。今天整人的人，明天可能成为挨整的人；明天整人的人，后天可能成为挨整的人。毛泽东在世时，由于有毛泽东庇护，姚文元跟在毛泽东的妻子江青的屁股后头到处整人，刀笔所至，血光一片，无数知识分子被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无数中共官员被折磨得生不如死、死去活来。

但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时辰一到，立即遭报。1976年10月6日，就是姚文元遭恶报的日子。从这一天起，在十年文革中红极一时、害人无数的姚文元，沦为阶下囚，被关进阴森森的秦城监狱。直到1996年，姚文元被关押整整20年。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2/26/n12777952.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