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4月8日，曾担任过第四任中共党魁、时任中共驻重庆代表秦邦宪，中共驻重庆代表王若飞，原新四军军长叶挺，叶挺之妻李秀文，女儿叶扬眉，儿子叶阿九等，乘坐美军观察组的C-46运输飞机返回延安，飞机因云雾浓重而迷航，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撞山，起火爆炸，机上17人全部遇难，史称“四八空难”。秦邦宪时年39岁。

最年轻的中共党魁

秦邦宪，江苏无锡人。早年就读于苏州工业专门学校。1925年入上海大学学习，参加过五卅运动。同年年底加入中共。1926年10月，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取了个俄文名字，中文音译为“博古诺夫”。此后，秦邦宪常使“博古”作为化名，以至于今天，很多人只知道博古，而不知其本名了。

博古留学苏联三年半，正值苏联教条主义者德波林学派盛极一时。这个学派的特征是：重理沦，轻实践，理论与实际脱节。1928年底，博古作为中山大学的优秀毕业生，被派往红色教授学院受训时，很快就在理论学习中形成教条主义倾向。在苏联期间，博古当过第三任中共党魁向忠发的俄语翻译。

1930年5月，博古借道法国，乘轮船回国。在上海，博古当过全国总工会宣传干事、团中央宣传部长、团中央书记。1931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抓捕。同年6月22日，第三任中共党魁向忠发被抓捕。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处境非常危急。

1930年9月初，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王明来到博古的住所，告诉他，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去江西中央苏区担任中央局书记，王明去莫斯科担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团长，由博古主持中央工作。这样，博古成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当年博古年仅24岁。

博古上任后，继续忠实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要求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首要任务，是用最大的力量，去开展城市工人的罢工斗争，配合红军行动；号召群众武装起来，推翻国民党政府。

一生做的最大错事

1932年12月，中共政治局常委卢福坦被抓捕。博古在请示共产国际后，1933年1月，将中共中央从上海转移到江西中央苏区。1934年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博古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

1933年9月25日至1934年10月，中华民国政府调集约50万兵力，对中共成立的“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发起第五次围剿。由何键、陈济棠、顾祝同、蒋鼎文率四路大军对中央苏区进行合围，逐步缩小包围圈。

当时，博古认为，中共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是争取中国革命取得完全胜利的阶级决战。基于对共产国际的完全信任，博古放手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指挥权，交给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负责。李德对中国的情况根本不了解，根据他过去在欧洲打仗的经验，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要求红军采取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的正规战，保守苏区的每一寸土地。

但是，与国军的钢筋混凝土堡垒不同的是，红军的堡垒大多是由木头和稀泥构筑而成，既经不起炮火轰击，也经不起风吹雨打，反而将红军拖入极为不利的境地。长期硬碰硬的消耗战、拚命战，使红军伤亡非常严重。对于李德的军事指挥，毛泽东后来总结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和突围时的逃跑主义”。

1934年4月，广昌之战，红军伤亡5500多人，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失守。之后，中央苏区面积急剧缩小，红军伤亡越来越大，逃兵越来越多，中共不得不决定撤离中央苏区，开始“长征”。

1934年10月10日夜，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从江西瑞金出发，率领红一、三、五、八、九军团连同后方机关共8.6万多人，向湘西进发，意图与红二、红六军团汇合，却在冲破第四道防线时，在湘江战役中几乎遭遇灭顶之灾：

红一军团损失6000多人；长征前统计共10922人的红八军团，由于所剩无几，被整建制撤销；红三军团第六师第十八团和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全军覆没；其余各部编制均不足半数。红军总人数从8.6万多锐减至3万多人。

战役过后，湘江江面密密麻麻漂浮的都是红军的尸体，以至于当地流传一句话：“三年不喝湘江水，十年莫吃湘江鱼。”
之后，红军被迫向西突围，辗转抵达贵州遵义。1935年1月，中共在遵义召开会议，对博古等人军事指挥进行批评。会议决定取消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团；由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毛泽东为协助者；增选毛泽东为中共政治局常委。从此，博古失去中共实际领导权。

1935年2月5日，红军进抵贵州毕节林口镇鸡鸣三省村。在这里，中共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张闻天取代博古，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延安整风被整得想死

1941年至1945年，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中共利用侵华日军对延安网开一面、从不轰炸延安之机，开展了持续四年的延安整风运动。博古作为中共党内“教条主义”的代表，首当其冲，成为被批评的主要对象。

毛泽东认为，博古“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各方面都犯了严重原则错误，集各方面错误之大成，它是形态最完备的一条错误路线”。

博古多次反复作检讨，声称“我给党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我就是再做多少工作都弥补不了这个损失”；承认1932年至1935年中共中央所犯错误，他是主要负责人；在教条宗派中，除王明外，他是第一名；在（与中华民国政府）内战时期，他在国内是第一名。

博古的儿子秦铁回忆说：“在延安整风的时候，父亲被整得非常厉害。父亲认为自己可能活不下去了”。“我手里还有一份父亲在1943年向中央政治局写的检查，里面有诸如‘罪孽深重’………之类的话，也可以感觉出他所遭受的压力。”

1943年3月，中共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毛泽东被选为中共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王明、博古不再是中央书记处成员。1945年中共七大选出的44名中央委员中，博古和王明排在最后两名，两人都未能进入七大产生的中共政治局。七大后，博古兼任的理论性职位和宣传阵地都被迫交出。

有人编造的离奇故事

博古去世57年后，关于他乘坐的飞机失事，又有新说法。大陆媒体《档案时空》2003年第3期发表了《叶挺将军座机失事真相揭秘》。文章称，时任中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中美合作所特工队长杜吉堂，在临终之前，讲出了当年那架飞机撞山的原因。

杜吉堂说，他受军统之命，组织、策划了此次空难。当时，国民党空军调度科科长王平是军统安插在空军中的眼线，他得知中共举足轻重的人物要坐飞机时，向南京的顶头上司报告，军统方面安排杜吉堂执行此次任务。他们派人假装成机修人员，在飞机的高度表和磁罗表的反面安放了磁铁，最终导致了这场空难。

此文一出，许多大陆媒体和网站纷纷转载，流传甚广，叶挺之子叶正大在广州也看到了。叶正大到北京治眼病时，特地把博古的儿子秦铁、王若飞之子王兴、邓发之子邓北生等，叫到他的住处，说：“事情过了这么多年，现在终于水落石出了，军统特务死前告诉媒体，是他们干的。”叶正大提议，由他们几个人出面，给中央写份报告，然后，在 “四八”烈士墓前立一座两个军统特务跪在他们面前的雕像。

但是，他们几个人商量后，觉得还是应该把事情搞清楚一些为好。当时，《新华每日电讯》也发了这个消息，他们找过去，对方告知：原始消息不是新华社发的，因为2006年是叶挺诞辰110周年，所以，他们就在4月8日那一天，转发了这条报道。然后，他们几个人分头查找这篇报道最原始的出处。但是，找来找去，都找不到。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打听杜吉堂的具体情况，答案都是：根本没有“杜吉堂”这个人。

秦铁认为，这篇文章漏洞百出：其一，国共会谈期间，双方的行动都是透明的，博古等人离开重庆时，报纸都有公开报道，国民党一些官员还到重庆机场送行，所以，所谓国民党特务刺探到这一条情报，是无稽之谈。其二，驾驶这架C-47的，是美国“飞虎队”的飞行员，国民党特务不会有胆量连美国人也一起谋害。

秦铁认为，“四八空难”还是场意外。

结语：

上述别有用心的人编造的关于博古之死的离奇故事，如果不看秦铁等人的刨根问底，仅仅看这篇文章，非常容易被误导。这表明，还原历史真相，探究历史真相背后的原因，是多么重要。

今年是中共建立100周年。中共正在大力宣扬中共百年历史。其中，有多少《叶挺将军座机失事真相揭秘》这样的伪造的历史，值得中国人民仔细辨识。否则，上当受骗而不知，确实是件非常可悲的事。

(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4/2/n1285529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