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胡耀邦突然去世，引发了北京和一些城市的悼念热潮。 这股热潮很快又发展成了全国性的爱国民主运动，提出了惩治官倒、实行民主的要求，参与者也由学生和知识分子扩展到各个社会阶层。在运动受到当局高压的情况下，北京等地的大学生和市民纷纷走向街头游行，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绝食。

面对这场声势浩大的爱国民主运动，中共当局狗急跳墙，公然派出数十万军队开进北京城，对爱国群众进行武力镇压。6月3日，中共军队的坦克车和开花弹让上千爱国学生和市民血洒北京街头和天安门广场。在武力镇压的前后，中共还开动宣传机器，将这场爱国民主运动先后诬陷为“社会动乱”、“反革命暴乱”，将爱国的学生和市民打成“反革命暴徒”。

迈克‧奇诺伊是美国有限电视新闻网（CNN）北京分社的创始人和前任社长，1989年5月起，他身置北京民运中心，为世界实地采访报导了那场运动的全过程。由此闻达国际媒体的迈克‧齐诺伊于1997年出版了他在中国20多年工作的回忆录，《中国现场》。其中第九章“大谎言”对中共围绕六四爱国民主运动散布的种种谎言做了富有说服力的揭露。以下就是该章的全文：

近数十年来，中共的本能没有改变。面对危机，它仍旧采取旧的方式，镇压、整肃、外加“扯大谎”。不过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基于北京及其他诸多爆发抗议活动城市的市民的经历与记忆，通过戒严令颁布之前的五月中旬中国报纸和电视上曾昙花一现的新闻自由，通过美国之音（VOA）和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中文广播以及其他国际媒体的镜头，无数中国人和世界各地的人们看到、听到了过去数周发生的事件。清洗掉镌刻在如此众多心灵的图像并非易事。这将是一个令人吃惊的厚颜无耻的造假工程，它显然是这个政府的杰作。

所传达的资讯是公然无忌的：没有发生什么大屠杀。人民解放军以最大限度的克制剿灭了一场暴徒和流氓针对国家的“反革命”叛乱。它是一小撮与国内外敌对势力秘密勾结的人所煽动的。这次重写历史的第一步是以改换特定术语来控制相关的讨论和争辩：“民主运动”被官方称之为“反革命暴乱”（原著印刷为斜体，下同—译者）或“反革命动乱”，它被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士兵“制止”了。“屠杀”这个词根本没有出现。

军队，而不是北京市民，才是暴力的牺牲者。为了迎合党的这一宣称，中国电视开始演播6月3至4号那个周末的剪辑镜头，这些镜头经过了精心编辑，逼真地演示着市井无赖狂奔乱跑、攻击无辜的士兵。那些从主要交通路口的监视器上和军队摄影师镜头上剪下的图像一般来说相当厉害，这些图像显示示威者点燃的军车，还有被抗议者烧成焦炭状的、残缺不全的士兵尸体。但是这些夜以继日重复播放、并迅速置入整个纪录片的剪接镜头，是完全彻底编辑、改写的结果。在许多场景中，事件发生的顺序是被颠倒的。伴随着某些抗议者的激烈行为，在军队发起最后攻击的前几个小时，尽管街上的气氛确实险恶，但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只是在军队行动升级或者开枪之后，示威者才开始用石头，瓶子，砖块或者汽油瓶攻击军队。军用车辆所以被点燃，是因为它驶入人群，而且通常是高速冲入人群，造成人员死伤。声音也经过了改编：群众的喧嚷声清晰可辨，而军队的枪声完全销声匿迹。某些后继情况确实显示6月4号军队进入广场的最初时刻是安静的，全然无声的，然而回忆中，我仍然能够听到恰好在那个时间里，从几百码之遥传来的枪声、哭声和尖叫声。

最后是有关伤亡的疑问。官方发言人决意显示军队对流血事件没有责任，坚持说部队在天安门没有打死任何人，那一夜伤亡总人数不超过三百，而且其中大部分是军队士兵。只有少数学生被确认死亡。

这个宣传工事本身显然是一个新闻题材。报道这个题材没有休止的变奏成了六四后数周之内我持续工作的主题。我必须承认，政府自导自演，技术高超。借助残酷地重复谎言和一遍遍地重播篡改了的录影带，宣传工事开始显示效果。在这个党的魔咒之下，很多人害怕谈论自己的真实见闻，而且开始怀疑自己的记忆和认知。高度紧张，压抑成风，人们用来形容那个周末事端的用语成了对那个事件采取什么立场的标志。说“大屠杀”，就表明支援学生的立场；使用“动乱”这个词则成为认可政府说法的标志。甚至在外国社区，人们也开始退出现实：我越来越多地听到外交官、商人、一些记者更频繁地使用相对中性的词语“意外事故”（incident）或者干脆使用“六四事件”(the event of June 4) 这个词。我发现我自己也开始困惑：我是否夸大了那个周末的事件？是否刻意忽略了学生的不妥协和激进？无论其方式如何令人发指，在数周的分崩离析之后，政府试图清理街道是否全然无理？事情是否真像我记忆中的那样发生过？

为了保持清醒的头脑，也为了公开见证，我决定集中做一次全面分析，反对谎言。我重新审视自己的笔记和录影带，不仅仅是6月3号至4号的笔记和录影带，而是整个春季的笔记和录影带。由于没有中国人愿意开口，我求助于大批新闻界同行，他们都是过去一两个月发生事件的见证人，对于那个血腥的夜晚，他们有不同的观察优势和角度。

在仔细考察所有资料之后我清楚地意识到，尽管六月三至四号那个周末之前发生了小规模的暴力行为，但政府所谓一小撮“黑手”精心策划和导演整个动乱的说法不能成立。运动的整个规模和多样性使这种情况实际上没有可能。来自学生的繁杂的政治信号、不断变化的通知、内部的矛盾、无人有足够的权威告诉任何人应该如何做的感受，上述我个人对这次抗议活动的观察表明，运动缺乏一个组织完好的指挥中心。这次运动爆发得如此迅疾，以至于没有个人或组织有能力全面控制或指挥军队给北京的街道松绑。当戈巴契夫到达北京前几个月，有可能妥协时，与赵紫阳的支持者达成妥协、挽回面子的努力所以归于失败是有原因的。它导致学生5月27日关于宣布胜利、撤出广场的决定被推翻，而这个决定本来可以避免继后一周里发生的冲突。各种不确定因素开始失控并恰恰在军队即将到来之前增加了危险气氛，也是有原因的。进一步地说，北京市民和工人的压倒性的支援与卷入，以及在戒严颁布之时和镇压当夜自发抵抗军队的行动，决定性地消解了关于这场运动是精心组织策划之阴谋的争论。

关于学生及其支持者阴谋制造动、乱颠覆政府的说法，看起来也是一个不着边际的夸张。如果学生最初有任何温和的要求使我震动，那就是他们要求新闻自由、制止腐败、政府更加开放。学生们渴望这个党认识到抗议者们行为的正当性与爱国情怀，他们希望改革这个体制而不是颠覆这个体制，因为他们所接受的一贯训导就是继承这个体制。只是在事态发展清楚表明政府没有诚意做有意义的妥协和对话时，学生们才开始强化他们的要求。在戈巴契夫访华期间，运动在规模与程度上的急剧对立引起了岌岌可危的紧张，而双方的不妥协导致了这一紧张局势的加剧。

但是我发现令我最愤怒的是有关暴力与伤亡人数的问题。我亲眼看到了平民百姓被枪杀，所以对他们的死亡进行否认或诋毁的企图如卑鄙的亵渎刺痛我心。是的，当被迫面对自己经历的真实性时，我必须承认，媒体中的我们犯了一个错误，这错误被政府玩弄与股掌之中。特别是太多记者和编辑在那天夜间过分集中于天安门的报道而忽略了那夜北京其他地区更多得多的暴力。再进一步，报道缺乏精确度，从而使“天安门广场大屠杀”这个词进入了我们的语汇。其结果是为中国当权者转移公众对其余所有地区大屠杀的视线打开了大门。事实上，在狭义的、绝对文字的层面上，北京（当局）关于天安门没有死人的争辩也许包含着微弱的真实性。在”广场”确切定义的范围内，流血事件不大，聚集在革命英雄记念碑的抗议人群被准许离开广场，为此辛德（Cynde，CNN摄影记者—译者）在黎明时拍了照片。但是中国政府无疑懂得，强调广场的狭隘边界的定义是错误的，因为天安门已经成为民主运动的同义语，作为北京心脏的象征，那天晚上恐怖事件的范围并不能被“天安门”这个词语的狭义地理界线所限定。

我从北京饭店的阳台上亲眼看到遭到军队枪击的受难者被三轮车送走，而我为报道此事所采访的同事也目击了同样的场景。刘易斯 . 西蒙斯（lewis Simons），一位长期为“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Post）工作，后来又为奈特-里德联合报业（the Knight-Ridder newspaper chain）工作的亚洲记者，6月 4号礼拜天的凌晨恰恰从广场的东北角观察了整个事态：“我看到军队用机关枪向四百之众的人群分别拦腰扫射了三次”，告诉我，“我数了，第一次有五具尸体，第二次我数出了六具尸体，第三次我数出了二十多具尸体，也许三十具。这就是屠杀了。而且，到目前为止，我认为那里就是天安门。”

当汤姆‧明蒂尔（Tom Mintier）和我把我们的摄影器材悄悄从藏身的角落扔开时，军队恰好在那一刻开枪，而建翁（Jan Wong，音译），一名“多伦多环球与邮政报”(Toronto Globe and Mail)的记者，那个周日晚些时候人就在北京饭店。“我看见军人们以直射角度向人群开火，人群中许多试图逃跑，”她说，“我看见他们三次直接开枪射入人群后背。我就站在那里，计算他们的连发射击的次数。”

死亡的总数仍然是一个伤脑筋的问题。从见证人、参与者、观察家、学者和记者后来发表的大量报告来看，对于伤亡数目没有一致的说法。此一现象并不奇怪。在无政府状态和戒严令之下，几乎没有可能进入每家医院并从惶恐的医生以及死难者亲属那里获得准确的信息。在镇压之后接踵而至的高压环境里，传闻与推测中的死亡数字高达数千，即便在中国官方坚持强调伤亡不超过三百的时候，传闻和推测也是如此。我倾向于避免这一夸张的说法，并持续敦促CNN谨慎对待任何有关数字。但是中国红十字会官员与某些外国记者和外交官员谈话时，确实首先采用了2600人死亡这一数字。然而，不久后，红十字会又否认了这一说法。这之后他们拒绝与记者谈话。对于我们这些试图找出一个可信的相关数字的人而言，这简直算不上什么麻烦。很快，来自官方的压力就导致大部分医生和院方拒绝回答记者的提问，而政府方面也拒绝透露任何死亡者的姓名。传闻经久不息：一些被害者的尸体已经被秘密处理掉了。遇难者亲属过于恐惧，不敢出声。这些传闻的见证人，我们的朋友们、我们的同事们，则没有能力确定准确的伤亡数字。这些朋友曾经告诉我们有受难人的头骨被流弹击碎；这些同事参观过一个官方确认的停尸房，那里曾经停放过许多禁止记者看到的尸体。

事实是，除非确凿无疑，也许我们永远无法获知确切的死亡总数了。但是，在某种意义上，确切的数字和关于究竟受难者是死在天安门范围内还是死在街上这个问题，模糊了道德与政治的界限。事实上，面对大量手无寸铁、了无防御能力的示威人群，中国军队受命于领导核心，解除了开枪禁令。而这些示威者大部分不过是为了政治改革参与了一场非暴力的抗议活动而已。（开枪镇压）这一行径严重破坏了中国共产党的道德合法性。特别是这一行径发生在首都和知识分子及学生中间，它践踏了中国的国际声誉，而且将永久性地玷污邓小平的遗产。六四周年记念日，将可能如阴影一般数十年如一日萦绕在独裁者周围。

大屠杀两周以后，中国外交部长邀请外国记者及电视制作人员参观天安门广场，我失去了这次机会。镇压过后我精疲力竭，到香港去度长周末，探望琳内（Lynne）和丹尼尔（Daniel）（作者的妻子和儿子—译者）。

……在香港，当走过霓虹灯闪烁、时尚着装人流拥挤、商店林立的街区，我迷惘失措，心绪不佳。我被替换出京，到此省亲，却无法将北京驱逐出自己的心。我试图享受数月以来难得的良宵酣睡，却发现要摆脱如影随形的恶梦十分困难。我盼望这短暂的休息足以使我几周后康复，以便恢复在中国的工作。

与此同时，在北京长时间的限制几乎消停时，汤姆‧明蒂尔接替了我的报导工作。在官方组织的巡视中，辛德陪他一道去了广场，广场空旷而安静。当白色的撒水车向路面喷水，工人们以石膏修复革命英雄纪念碑破损处的时候，手持来福枪的士兵们沿广场四周执行警卫任务。“我们执行戒严令的军人没有打死一个学生和青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言人，陆军上校李之云（Li Zhuyun—疑为Li zhiyun—译者）站在辛德的摄像机前抑扬顿挫地说：“军车没有碾轧一个人。没有发生大屠杀。”

“魑魅魍魉，一如鬼域，”辛德后来在她的日记中写道，“他们清除了所有民主运动的迹象，但是他们无法从我的记忆中抹去那些面孔。”

(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4/26/n1290587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