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暴政录：反右运动共
编写：爱德华

目录
中共为什么要发动反右运动
精心策划的反右运动
劳动教养制度
反右运动到底划了多少右派
株连政策
鲁迅会被打成右派吗？
北京大学反右概况
中共从未否定反右运动
反右运动的实质及恶果

1957年的反右实际上是一场中共及其党魁毛泽东领导的针对知识份子乃至全社会各阶层的全国性政治迫害运动。

中共为什么要发动反右运动

那么中共为什么要发动反右运动呢？

毛泽东之所以把数以百万计的人推到对立面加以政治迫害，穷根究底，缘于对知识份子的仇视，及认为民主党派对他的潜在威胁。

早在国共合作时期的1925年，任国民党宣传部代理部长的毛泽东，发表论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把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份子，一部分定为“极端的反革命派”，大部分定为“半反革命派”。此文同时在3个刊物上刊出，并出过单行本。在1951年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此文是开篇，但文字删去近半，上述这些话全不见了，却又加上原文所没有的“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

中共的理论及纲领都是暴力、独裁的，早在1945年4—6月的第七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就说：“我们战胜蒋介石，革命成功之后，主要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党派了。”当时的民主党派成员大部分是知识份子。毛1947年11月30日给史达林的电报中说：“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期，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所有政党，除中共之外，都应离开政治舞台，这样做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

中共夺取政权后初期，由于中共干部大部分是土包子，根本不了解如何治理国家，因此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才通过了《共同纲领》精神，从中央到各省、市、县的政府部门，都有一些民主党派中的知名人士任职，尽管职务不很重要或多为副手，让中共干部有个了解政权的运作过程，这只是嗜斗、嗜杀的中共的策略而已。待熟悉政权的运作过程后，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毛泽东正是借反右，一举清除异己，让他们离开政治舞台，清除民主党派对他的潜在威胁，了却其郁结多年的宿愿。

精心策划的反右运动  

1）毛泽东藉“鸣放”引蛇出洞

整肃知识份子是中共的一贯政策，但胡风案件以及此后掀起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肃反）使得当时的知识界噤若寒蝉，中共暂时找不到切入点。而在国际上，一九五六年三月开始，匈牙利的裴多菲俱乐部活跃起来（“裴多菲”俱乐部引发的要求民主与公开性的诉求，后被苏联出兵镇压，称为“匈牙利”事件，此处不表），先后举办了一系列大型研讨会，讨论经济、哲学、历史、新闻等问题。参加这些研讨会的有全国知名的经济学家、作家、历史学家、教育工作者、科学家、哲学家等学者和社会名流，也有年轻的知识份子甚至还有人民军军官。发言者在研讨会上提出的问题越来越尖锐，情绪也越来越激动，人们内心燃烧多年的要求民主与公开性的烈火“喷发”出来了。这给中共的启示很大，于是“引蚂蚁出洞” （以后改称“引蛇出洞”）的计划出笼了。

毛泽东于1956年4月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即“双百”）方针，号召中国的知识份子和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其意在于把他们中的“反党分子”诱骗出来。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五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十四日晚，毛泽东提出临时发言，他在会上说：“东欧一些国家不断在政治上混乱，基本问题是领导层没有阶级斗争观念，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新老反革命没有搞掉，这方面我们要引以为戒。……我敢说，我们党内也有阶级斗争。”

在1957年1月毛泽东的《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就可以找到藉鸣放和整风“引蛇出洞”的思路。他说：“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么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他们不搞什么大民主，不到处贴标语，还不晓得他们想干什么。他们一搞大民主，尾巴就被抓住了。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

毛泽东还说：“我赞成放，放得尽些，才能让各阶级都出来表现。不放，怎样来辩论？放半年，不够，放一年。左派要有准备。”

当时鼓励人们鸣放的说辞，叫做“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绝不秋后算账。”

经毛泽东和全党组织“诚恳”的动员，并在“言者无罪”的保证下，鸣放开始了，许多人诚恳地给中共提出了许多建议,党报天天整版刊载对共产党的批评意见。

等这些意见和建议发表得差不多时，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在《情况汇总》上作了批示：“一放，各阶级就会表现出来，原形也毕露……”

一九五七五月十五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此文送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阅，在党内分二个阶段下达：第一个阶段，发至十级以上干部；第二个阶段，再发至十七级以上干部。

毛泽东的《事情正在起变化》内指出：“……社会上的中间派是大量的，他们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份子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左派大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同。”，“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倡狂。……我们还要让他们倡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倡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注意，毛泽东使用了“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这样的军事语言，可见他是把反右派斗争当做一场战争来看待的，是要把右派当敌人歼灭的。

2）中央发指示“反击右派分子进攻”

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该指示称：“这是建国以来一场大战，战斗是无烟、无光的，在党的心脏展开。他们大多已在不同领导岗位，有一定追随力量。”

1957年6月8日，反右斗争终于出笼了，《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假惺惺的社论《这是为什么？》。

中共的大刀终于出鞘了，大鸣大放中提的意见都成了罪状，三百多万人被打成右派。

劳教制度

如何处置这些没有触犯刑法的众多右派，配套措施出台了—-劳教制度（劳动教养制度),它是在1950年代中共中央发动的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中逐步建立起来的，1957年8月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十八次会议批准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并于8月3日由国务院公布，从法律上正式生效。

劳动教养制度，不经法律程式，可以随意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进行无限期关押，并强迫劳动。

反右运动到底划了多少右派

据1978年平反右派过程中的统计，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58年的“反右补课”中，全中国抓出五十五万名“右派”。“估计有40万到70万知识份子失去职位，并下放到农村或工厂中劳动改造”。

但据后来的解密材料，实际上当时被打成右派的，含各个阶层，为317万多人。一九五八年五月三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反右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定性为右派集团二万二千零七十一个，右倾集团一万七千四百三十三个，反党集团四千一百二十七个；定为右派分子三百十七万八千四百七十人，列为中右一百四十三万七千五百六十二人；在运动中，非正常死亡四千一百十七人。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317 万和55万两个数字的巨大差异，55万是平反的数字，右派人数远超过55万，否则那来“估计有40万到70万知识份子失去职位”，有些右派还在本单位接受改造，没有失去下放和劳改。317 万和55万的差值就是各次运动中被中共搞死的右派、自然死亡的及农村的右派，比如：大饥荒年代，各地劳教所都有人饿死，仅1960年甘肃省酒泉县的夹边沟农场2,400名右派饿死了1,300人。

中共说中国农村没有反右，但《反右绝密档》显示，中共农村“反右”整死了好多人。1957年中共在农村开展了主要针对中共强制推行的“统购统销”政策的大辩论，还有1958年全国各地开展的声势浩大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等，不同意见者就被整肃。“统购统销”就是国家强迫农民交出所有“余粮”，‘统购统销’ 是大饥荒的原因之一。如同城市里的人对农村的大饥荒惨状知之甚少，农村的“右派”也就没人给他们申冤和平反，自生自灭。

在反右运动后期，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在小学教师和乡镇干部中不划右派，那些已划为“右派”的，改划成“地主”或“坏分子”，他们以后的遭遇比右派还要惨。他们的总人数估计约50万人。

全国年龄最小的右派是四川达县（今达州市）的小学生张克锦（画家），十二岁被划为右派（“右童分子”），在监狱里度过了7年时光。“右派”分微右、中右与极右，属于“阶级敌人”和“专政对象”。此外，还有“内控右派”，档案中记着，由中共书记等秘密监视其言行表现，但本人及普通群众并不知情。

株连政策

由于共产党的株连政策，一个人被划为右派，右派分子们的全家和所有亲属都连带遭殃。父母、妻子、儿女乃至兄弟姐妹，无一不受到人格侮辱、精神折磨、肉体摧残、举家被驱赶到农村等等一连串令人发指的株连……。中共灭绝人性，惨无人道，许多夫妻被迫离异，许多子女被迫与右派父母断绝关系……。著名翻译家傅雷和妻子朱梅馥双双上吊自杀；著名化学家曾昭抡的妻子俞大絪教授被剥去上衣，用皮带抽打，不堪其辱，当夜服毒自尽；著名学者彭文应妻子邓世容被活活吓死，年仅19岁的儿子彭志平吞食碎玻璃、钢针、安眠药自杀；章伯钧女儿章诒和为父申辩被判刑20年；北京大学新闻系女生林昭被枪决后，其母被索要5分钱子弹费而气疯，后来在街头被红卫兵活活打死……。此类事例数不胜数。每个右派分子的家史，都是一部凄风苦雨，惊心动魄的血泪史！由此看来，反右运动的受害者，至少是317万的五倍。

鲁迅会被打成右派吗？

1957年7月7日，毛泽东沉醉于反右运动的胜利，在上海接见30多位文教工商界人士。翻译家罗稷南壮着胆问毛泽东：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毛泽东回答：“鲁迅么──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这个曾被毛泽东赞誉为“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勇敢的棋手”的鲁迅，在1957年必然也会成为右派，并且还要坐牢！

北京大学反右概况

现在看看极具高度代表性的北大的“反右派运动”的大概情况：

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和延续到1958年1月底的三个月的“反右补课”中，北京大学反右派时划了716个右派分子（589名学生，110名教职员，和后来又“补划”了17人），还有未戴“右派帽子”受了各种处分的人842名。

当时北京大学全校学生人数是8,983人，教职员人数是1,399人。北大总人数的7％被划成了“右派分子”。教职员中的“右派分子”比例高于学生，接近10％。教授中的比例则更高。

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题为《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收集毛泽东于1957年7月9日，在上海干部会议上讲话说：“右派只有极少数，像刚才讲的北京大学，只有百分之一、二、三。这是讲学生。讲到教授、副教授，那就不同一些，大概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右派。”比较毛泽东的讲话和在北大反右实情，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大规模的“划右派”的行动，是按毛泽东的具体指示并制订百分比划取右派分子，按预先设定的指标抓出一些人作为“阶级敌人”打击。

北京大学反右划了716名右派分子中，有八名在文革中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文革中造成北大63人死亡。其他高校也相仿，清华大学反右划了571名“右派分子”，清华文革中造成了58人死亡（至少有二人是“右派分子”)。北京农业大学反右划了143名右派分子，全校有13.4％的教授、副教授，4.7％的大学生被划成“右派分子”。文革中北农大有30人被害死。

各大学受迫害人数呈现明显的均匀现象，是因为反右都是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的。中共多次发出内部档或者通过公开报刊，把北大的做法介绍给全国效仿，因此北大反右极具代表性。

前几年，北大反右受难者校友维权上书上访北大党政领导，要求校方“赔礼道歉，推翻冤案，发还蒙难22年间被扣押的工资并索赔”，还多次上书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均无回复，有的被打压，甚至被打。

中共未否定反右运动

中共从未正视和反思历史，不肯赔偿与道歉也是中共的方针，与其它后来被中共自己否定的政治运动相比较，反右运动本身并未被中共视为错误，官方最终仍然保留了极少的右派分子。还有，“右派”分子在受迫害期间遭受的经济和财产损失没有得到偿还或者赔偿。中共仅承认执行过程中有“扩大化”问题，即“反右扩大化”：在具体执行中，为下级单位指定右派分子的百分比，“一个单位应有5%的人定性为右派分子，甚至在只有很少几个知识份子的单位和没有人鸣放的单位，这个指标也得完成。”

反右运动的实质及恶果

反右后，各级政府“肥水不流外人田”，再也没有民主党派人士的办公桌椅。他们被收容进了各级政协，夹着尾巴做人，虽不当家，只要百依百顺，唱唱颂歌，可保锦衣玉食，富贵尊荣。

反右运动扭曲了人性，运动中，在中共的怂恿和威逼利诱下，背信弃义成为时尚，吹毛求疵的检举揭发，使得人人自危，惶惶终日；运动后，仍互相防范戒备，摧毁了人类文明赖以生存的伦理道德准则，败坏了彰善瘅恶的社会风尚，埋葬了诚实博爱的传统美德。中共政治及其运动的特点就是用小人约束好人，从而社会风气日下，道德沦丧。

对于难改造之人，抓起来劳动改造，杀鸡儆猴，谁敢再对共产党的政治说三道四，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反右打断了中国人的脊梁，人们汲取“祸从口出”的血泪教训，从此或守口如瓶，或言不由衷，歌功颂德、假大空盛行，说假话受奖，说真话遭罪。整个社会是非颠倒，黑白混淆，良心被鄙弃，人性遭践踏，是人类历史上一次罕见的精神浩劫。

参考资料：
网路综合
《反右绝密文件》
维琪百科 ：反右运动
丁抒：“千方百计引蛇出洞”，《阳谋》第七章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18/1/10/n10044605.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