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暴政录：12岁孩子告密父亲成“英雄”
编写：爱德华

最著名的告密者
帕夫利克是虚假典型
告密是共产党政权的需要

最著名的告密者

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中，帕夫利克可谓家喻户晓，苏联儿童加入少先队的时候，必须在莫罗佐夫的铜像、水泥像或石膏像前宣誓。少先队的队歌中有句歌词便是“向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看齐”。

帕夫利克的“英雄”事迹，是他作为一个十二岁的少先队员，告发了亲生父亲特罗菲姆。

帕夫利克的父亲特罗菲姆利用任格拉西莫夫卡村苏维埃主席的便利，给流放来的富农开通行证，帮助他们离开天寒地冻的乌拉尔。

帕夫利克1932年春天向苏联政治保卫局（即后来的克格勃）告发此事，说父亲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根据官方宣传，在审判罗菲姆时，他向儿子吼道：“我是你父亲啊。”但是帕夫利克告诉法官：“是的，他曾是我父亲，但我不再觉得他是我父亲。我的行为不是作为一个儿子，而是作为一名少先队员。”结果，帕夫利克的父亲被判劳改，后遭枪决。

后来帕夫利克和他八岁的弟弟费佳被杀死在森林中。而区法官未经调查便在村里召开公审大会，宣判帕夫利克的祖父、祖母和舅舅是杀人凶手，并对他们立即执行枪决。

苏共提倡、鼓励告密，以此来镇压异己，巩固政权。把帕夫利克制造成告密“英雄”完全是共产党和斯大林的需要，因此，文艺工作者们各显神通，用各种体裁 （电影、小说、诗歌、绘画……）歌颂告密“小英雄”。有无数的街道、学校、图书馆、集体农庄、轮船和飞机以帕夫利克的名字命名，多名作家为他树碑立传，很多诗人和画家为他写诗作画，邮票、明信片和火柴盒上都印着他的像。

从此苏联儿童便在课堂上学习帕夫利克英勇的斗争精神，以他为榜样，也向苏维埃政权告发家里的人，不放过任何一个“阶级敌人”，甚至包括自己的父母。

上世纪三十年代，你要是想做一名真正的苏联少先队员，你就得用检举亲友的无私行为来证明自己。那时，父母只好背着子女耳语，父母当着自己子女的面说什么都怕说漏嘴，因为他可能在学校有心无心提起，校方就会报告，就会有大麻烦。

连父母都害怕被儿女揭发，可见斯大林时代告密盛行到何等程度，几乎可以说是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

帕夫利克是虚假典型

作家德鲁日尼科夫从1980年代开始调查这个“小英雄”的故事，用十几年的时间发现了事实真相：特罗菲姆夫妇不和，特罗菲姆离家出走，其妻愚昧，唆使儿子帕夫利克告发父亲，以为丈夫一害怕就会回到自己身边。杀死帕夫利克的不是他的祖父母、舅舅（官方宣传的“反革命”），而是国家政治保卫局。

因为当局为了造成一种声势浩大舆论的需要，将儿子告发父亲的大义灭亲革命行为宣传得耸人听闻，引人注意，设计把儿子杀死，然后制造成英雄，导引全国告密，镇压异己，巩固政权。苏共倒台，档案解密，真相才得以曝光。

告密是共产党政权的需要

告密文化是为共产和专制社会所独有，鼓励告密是最恶劣、最没有人性的统治手段，它让人互相猜忌、互相敌视、互相告密、互相报复，人人自危的局面更利于共产专制者的高压管理。

共产政权把告密行为从儿童培养起，他们长大成人后，告密便成为一种自觉的行动。一个用暴力取得并得不到人民支持的政权，就要用告密来震慑民众，实行恐怖统治。即使举报不实，也不会反坐，不会受到任何处分。

为个人利益诬告他人是一种卑鄙的行为，在哪个社会都为正派人所不齿。人应当保持独立人格，有正义感、荣誉感、同情心。懂得尊重隐私权。但在斯大林执政时期，这些道德观根本就不存在。共产党政权把人类这些高尚品德统统归入资产阶级道德或封建社会道德的范畴。认为人道主义、平等和博爱都是资本主义虚假的宣传。共产政权要建立一种同以往的完全不同的道德。苏联政权公开提倡告密，告密行为往往经过意识形态的包装，成为冠冕堂皇的光荣行为，告密者既能心安理得，还能得到好处。

尽管很多人仍坚持全人类共同遵循的道德观念，不肯接受这种东西。苏联提倡告密是共产革命的需要，共产政权的需要。

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憎恨告密。因为告密是有些人升官发财的捷径、报复的有效手段。告密者不一定把告密当成光彩的事，但在实际利益的驱使下，照样乐于告密这个行当，因为共产社会有滋生告密的肥沃土壤。

1991年苏联解体，“苏联英雄”──帕夫利克的铜像被拆除，它宣告了一个特殊时代的结束。今天，俄罗斯人已没人谈起帕夫利克了。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18/3/8/n10200300.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