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镇反，反右，大跃进，四清和文革吗？“不知道”。

知道胡风，林昭，张志新，遇罗克和黎九莲吗？“不知道”。

现在二十五岁以下的青年人，对我提出的这些问题，大部分的回答，都是“不知道”这三个字。这说明中共对自己前三十年的罪恶历史淡化的很成功，再过十几年，当“共和国”的第二三代见证人丧老病死殆尽，《六四》这个话题，也会在中国人民的记忆中消失，从此中共就是清白的了。中共统治的残暴，我亲眼目睹多次，那些年月，以中共惯例，每隔一年半载的政治运动，每遇重大政治举动（如人大党大两会），以及每临国际政治气候紧张，甚至逢年过节，都是要大杀一批“反革命分子”的。

东北辽西的一个小县城凌源，那地方有好几所大监狱。每座监狱都有工厂，有仪表厂，客车厂,还有一座监狱据说制造人民币的，全国的要犯重犯都关押在此，因为这些犯人都是无期徒刑或死缓，没有人能活着出去，要他们来造人民币是最可靠最安全的。那些监狱的高高围墙，电网，岗亭，还有大门口挂的“新生XX厂”白底黑字的大牌匾，门前那条黄尘飞扬的土道，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最刻骨铭心的记忆，还要属枪毙“反革命”的那些血淋淋场面。

凌源县隶属朝阳专区，朝阳县城郊区有座乱坟山，叫狼山，一条土路直通一个小山坳，就是一处枪决死刑犯的刑场。那年是一九七三年，“九一三”事件之后，当时“林贼叛逃”的事情，令全国都处于一级备战状态，一片肃杀之气。在中共“国庆”之前，为了镇压“阶级敌人蠢蠢欲动”，各地都杀了一大批政治犯，其中有替林彪喊冤的，也有文革中因反对“林副主席”而被专政，为自己喊冤要求平反的，但更多被杀的人，却与林彪事件毫不相干，这些人实际上是一种政治牺牲品，随时都可以拉上“无产阶级专政”的祭坛，他们的人头，是被共产党蓄意借来杀一儆百，震摄人心，稳定政权的。

有人会问，林彪既然已经是叛国投敌的“卖国贼”，那么当初反对他的人就是正确的，为何不给予平反？反而还要枪毙镇压呢？我说提这种问题的人，他是不懂政治的，更不懂得共产党是什么。以共产党的立场看问题，人民反对林彪，反对高岗，反对刘少奇，反对所有的被共产党自己打倒的中共头子，从政治意义上说，都属于“反党反革命”行为，因为林彪刘少奇们在没被打倒之前，都是共产党的领袖，是代表共产党的，共产党绝对不会因为你反对的人被它内部的权势斗争打倒了，就会认为你是正确的，是拥护共产党的。所以对于林彪事件，不管是反林拥林，还是与林不相干，平民百姓只要对社会现实不满，对某个领导干部甚至某个党员不满，都是“反党反人民”，都是“现行反革命”，都是要坚决镇压的。

那次的“杀一批”，这个只有二十多万人口的小县城就枪毙了十五个，其中还有三个是刑事犯。过去，中共一向是将政治犯与刑事犯一道处决或判刑的。中国历史上王朝统治中的糟粕部分配合了儒家教育中的糟粕部分，被共产党利用，给中共治下的中国人民留下这样一个奴性传统：不论什么人，“谋反”都是大逆不道的，都是叛国或卖国。在中共的阶级斗争教育下，人民也一向认为，“反革命犯”是比刑事杀人犯还要凶恶的，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阶级敌人”。对于那几个刑事犯，他们的罪状也是“在狱中趁机蠢蠢欲动，与反革命分子相勾结，抗拒改造的”。如果不与政治犯勾结，就不算抗拒改造，也就不至于掉脑袋了。

死刑犯们，面色青白的可怕，都被五花大绑，双脚砸着粗重的铁镣，浑身散发着死牢中特有的那种难闻气味，脖子上挂着“现行反革命犯XXX”或“杀人犯XXX”的大牌子。宣判完毕，那只大牌子就被翻了过来，变成了打了大红叉的死刑标志。接着，又在背上插上了带有封建刑典色彩的，名字划着一串串红圈的令箭状的斩头标，被推推搡搡的押上了“大解放”卡车，面对着情绪激昂，高呼口号的“广大革命群众”，游街示众，然后就是“绑赴刑埸立即枪决”。

行刑队伍的阵容很庞大，是由警车、刑车、押送车组成的车队，押送人员由解放军和民兵组成，那时还没有警笛，而是一辆装着高音喇叭的“大解放”改装成的宣传车在前边开路，一遍一遍的重复广播判决内容，高呼：“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动分子难受之时！”之类的毛语录，虽然不是警笛，但听起来比警笛还恐怖。

在死刑犯中，有一个叫尹占武的“现反”，那是一个长脸庞的中年男人，穿着一件脏兮兮的棉军衣，我至今还记得他那可怜催人泪下的样子。在宣判过程中，他一直转动着充满盼望的大眼睛，在人群中搜索什么，眼角似乎还噙着泪水。与其他“现反”们一样，尹占武的嘴中被塞了一块木头，并用铅丝套着像牲畜戴“嚼子”那样紧紧地勒过脖颈，嘴角凝固着黑血和口水。在那个年月，这种残忍方法是专门用来对付政治犯的，是为了防止他们呼喊“反动口号”。当然这也是故意做给百姓们看的，显然是在告诉人们：看清楚！胆敢反革命者，就是这般下场。

在行刑车队临行前，我站的地方离尹占武很近，只有一米多距离，就隐约地听见他在车上，喉咙咕咕的响，似乎是要喊出声来。这时，我听见围观的群众中，有女人在小声的啧啧叹息：“唉哟哟，那个姓尹的，三个孩子啊，大孩子才十来岁！”原来，他是在人群中找自己的老婆和孩子！

狼山刑埸，早已人山人海，先前到达的民兵们拉起了长长的警戒线。但由于此地是山坳，人们也可以像在古罗马斗兽埸那样的居高临下，将杀人过程看个一清二楚。刑车开了进来，死囚们被架着拉下了刑车，铁镣哗哗作响，他们被警察们一一的按照指定位置，以标准姿势按跪在地。他们在人世的最后几分钟，还被剥夺了最后的人格，被强迫跪在那些观看他们受死的人们面前！那些正在“开心”的“人民大众”、千头簇动的围观者们，其实并非就是他们的仇人，也并非是他们的亲人，他们与死囚素昧平生，眼下只是为了看热闹寻稀奇，就像看宰杀牲畜。不过更多的人，一面大饱眼福，一面也在灵魂深处发出懦夫的颤抖，这正是共产党杀人的目的。

面对死亡，几个刑事犯早就吓瘫了，他们都是被拖过来的，如果不是警察在身旁架着，他们就会躺倒在地上。“反革命”政治犯尹占武，仍在巴望着能见到自己的妻儿，那双眼睛还是不停地在人群中扫来扫去，七八个老少“反革命”还都镇定，似乎对这一天早有预料，跪的也是直挺挺的，像是在站立。

朝阳地区公安局刑警队的白队长指挥行刑。白队长是老资格的监斩官，在他的枪口下已经不知处决了多少“反革命分子”。他矮矮的个子，一脸黑黑的横肉，镶着一口金牙，戴着白手套，打着一面小红旗，那面小红旗，就是监斩旗了。那时的警察服装和军队差不多，装束比现在的警察简单，都是戴着解放帽，但裤子是蓝色的，镶着一条红线，帽徽是个国徽。行刑人员，是军分区派出的十二个解放军战士，戴着白口罩，手持上了刺刀的半自动步枪，一人执行一个“任务”。

死刑的执行，不是人们在电影中看到的那种“预备－放！”齐射或扫射，而是一个一个的排号射杀。这也是一种精心的残酷设计，先死的容易后死的难，排在后面死，是对死囚的最大心理折磨。所以刑事犯们被排在最先处决，而反革命们，则刻意的被排在刑事犯之后，其用意再明白不过了。这时，最后关头到了，白队长看了看手表，举起了小旗，只见站在第一个死刑犯身后的士兵，跨前一步，端起步枪，那刺刀尖几乎戳着了犯人的后脑，随即推弹上膛。此时的空气都凝结了，围观的人都瞪大了眼睛，伸长了脖子。唰！白队长小旗一摆，一声枪响，那死囚的脑前立刻喷射出一股长长的血流和一团红雾，身体沉闷地向前一倾，裁倒在地，两条戴着铁镣的腿蹬了几下，呜呼哀哉。

在第一声枪响时，第三个刑事犯死囚，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子，竟然自己先自动倒了，他因此被白队长大发慈悲，多延长了几分钟的生命，被拉起来重新跪好，排在最后处决。白队长的本意大概是：越怕死的，偏要你看看别人怎么死。其实那老头，此时很可能已经进入催眠状态了，第一声枪响时，就已经吓傻了。令人们惊呼的是尹占武，随着枪响，他的脑袋像西瓜一样被崩裂成两半，半张脸散落在一边。有人说这是子弹被事先锉过了，变成了“炸子儿”，我有个当兵的朋友也证实了这种事，很简单，只须将枪弹端头的铜皮锉开一两道刻痕，就是炸子儿了，也叫达姆弹。那个用炸子儿的解放军，不用说，一定是个“苦大仇深”的“五好战士”了，他认为自己杀的就是十恶不赦的阶级敌人，应该用炸子儿。

十二声枪响过后，死囚们陈尸一片，行刑的士兵们收队，警察们上前翻转尸体，如果还有活气的，照例要补枪。不过，不可能还有活气的，好像死囚们全都挨了炸子儿，因为他们脸部的五官都不见了，都是一个大血窟窿。接着是法医上前验尸拍照，同时取下铁镣，行刑队班师回朝。那些尸体，分别被装进巨大的黑色塑料袋中，扔上两辆“大解放”，大约是开往火葬埸去了。噢，你问我一开始不是说枪毙了十五个人吗？怎么这里又变成了十二个了？没错，是十五个，在宣判时已经告诉人们，那三个都是更年轻的死刑犯，在同一天由其所在的监狱公开执行。人们都说这类在监狱内部执行的死刑犯，都是要摘腰子（肾脏）或挖角膜另有它用的，监狱里的杀人场面应该更野蛮更残忍，因为这是杀给其它犯人看的。所以我说中国监狱的黑暗，蹲过中共大牢的人都清楚得很，决不是中共宣传的那么“人道”！

人们可以从这个小县城在九一三事件期间杀十五个人的比例，来保守的估计出中共在每个“非常时期”杀人的数目。按人口比例，这个小县城杀了万分之零点七五的人，当然客观地讲，是不可能全国每个市县都在同时杀人的，但即使是这样，按当时十亿人口中成年人总数的三成算，减掉那些有血债的该杀的罪犯们，全国也要杀掉一千多罪不该死的政治犯，或者根本就是无辜的人，姑且不算镇反或“平叛”时的大批杀人，就算太平盛世稳稳当当的杀，一年杀两次，毛泽东在世的三十年间杀多少？六十万不多，五十万不少！

顺便再提一提，凡经历过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一代，只要当时他是个成年人，就会记得那个时期，正是所谓的“阶级斗争”白热化时期，一面是“忆苦思甜”，一面是四清运动，大反“资本主义复辟”，大抓“反革命分子”，执行死刑的白纸红叉布告几乎每天都有，“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成了人们最常用的诅咒，小学生们都玩起了“枪毙特务反革命”的游戏。有人统计这个时期非正常死亡的中国人是三千万，那只是指饥饿死亡的人数，而在镇压之下死亡的政治犯（地富反坏右分子）人数并未包括在内，那些被草草审判或未经审判就枪毙掉的，还有更多在“劳动改造”中虐待至死的，有多少？这至今也是个迷。中共在这一非常时期大搞阶级斗争，大量杀害根本就毫无反抗能力的“阶级敌人”，其目的不只是为了在肉体上消灭他们，而是政治上的需要，为了政权的稳定，要“杀鸡吓猴”。试想，如果不是靠“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铁拳”，怎么能镇摄住饥饿中的人民呢？

文革是中共杀人的高峰，在文革中，中共更是把杀人的权力下放给“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大开杀戒。红卫兵就是中共的党卫军冲锋队，它是在中共军干权贵的支持下产生的，它成立的目的就是震摄人民群众：在共产党的权势斗争中，“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为了这个目的，再一次将那些早已被剥夺了财产和自由的，历次运动中幸存的“地富反”及其子女们推上了杀人祭坛，像纳粹灭绝犹太人一样，最后从肉体上消灭他们，就连八九十岁的老人和月大婴儿也不放过。这本来是中共为了保护整体利益而进行的大规模谋杀，是中共的集团犯罪。

《三国演义》第九十一回讲了诸葛亮用肉馅馒头祭泸水的故事，据说他若不告慰那些在连年战乱中死者的鬼魂，他就无法渡过泸水班师回蜀，于是他代表国家写了祭文哭拜在地“……聊表丹诚，敬陈祭祀。呜呼哀哉！伏惟尚飨！”试问中共，对它杀害的饿毙的数千万人民，可曾有过一丝悔意？对它骗上战场送命的千千万万解放军志愿军烈士们可曾有过一丝歉意？

有句名言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对于中共，的确是这样，中国大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已经被中共按自己的需要改写了无数次，它把自己打扮成一贯的伟大光荣正确。但它最近却从“无产阶级政党”摇身一变，变成了剥削阶级政党，那么，那些被它杀掉的“剥削阶级”，被它用来为共产主义事业献祭的数千万中国人民，这笔血账又该怎么算呢？那么爱国愤青们吃过了人血馒头之后，有没有本着良心考问一下自己：我们的“共和国”，在并非战争和瘟疫状态的中共统治下，中国人被“奋斗牺牲”了数千万，到底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还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需要呢？

中共要求人民向前看，自己却在向钱看时，为什么不看一眼那些冤魂和他们的后人呢？父债子还天经地义，即使是改朝换代，一个新政府也要替上一个政府对人民负责，这就是国家存在的意义。同是一个中共，如果还承认自己是共产党的话，有没有想到：对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迫害致死的数千万无辜百姓，应不应该负起这一历史责任？应不应该进行赔偿？怎样赔偿？对那些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故意杀人甚至在文革中吃人的罪犯恶魔们，应不应该清算？怎样清算？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中共岂能逃脱其累累的历史罪责？中共至今还在坚持暴政，关押着无数追求民主人权的政治犯，残害数千名争取信仰自由的法轮功学员，老账新账越欠越多，债务拖欠的越久利息越大，从各个方面都指向最终清算时刻就要到来。身在中共国的领导、各级官员和被洗脑严重的百姓们，何去何从，自己选择，留给人们的时间不多了！

（转自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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