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是红遍上海滩的电影明星,有过一段众星拱月般的艺术岁月。她曾美艳不可方物,受到毛泽东多次神秘接见,并为她写诗词。她凭借一张纸条躲过了成为“右派”的厄运,却因为一封信引得江青醋意大发,最终在“文革”中被逼上绝境,以惨烈的方式结束了人生。 您可以叫她韦均荦,但她还有一个熠熠生辉的名字——上官云珠。
上官云珠出生在江苏无锡,1937年抗战爆发,16岁的她随丈夫到上海避难。最初为生计,上官云珠在照相馆做开票员,却因为出众的容貌被老板选为模特,把她的照片放在橱窗里展览。那时的上海,作为战争时代的“孤岛”,电影事业繁荣,成就了一大批电影明星,青春娇美的上官云珠也在这充满机遇的城市中,踏上了演艺生涯。
1940年,上官云珠在为电影《王老虎抢亲》试镜的时候,被当时著名的导演卜万苍相中,卜万苍还亲自为她取了“上官云珠”这个艺名。这成为她步入演艺生涯的标志。在之后的日子里,上官云珠不断磨练自己,几乎走遍上海滩大大小小的演出团,即使没有报酬也要参加演出。
逐渐地,她凭借不着痕迹而又风格多变的表演天赋在演艺界声名鹊起。在话剧舞台上,她在《日出》、《上海屋檐下》等剧中担纲重要角色,更在《雷雨》中饰演繁漪而驰名上海滩。而通过《一江春水向东流》、《太太万岁》等电影,她成为大银幕前的常客,将妩媚虚荣的交际花、刻薄势利的阔太太,或饱受欺凌的工厂女工等性格迥异的角色诠释得维妙维肖。
此时的上官云珠,就如同她的艺名一样,如云中明珠,耀眼璀璨。然而,命运总是出人意外的。在电影《太太万岁》里,上官云珠有句台词:“我的一生真是太不幸了,要是拍成电影,谁看了都会哭的。”都说“人生如戏”,这仿佛就是她命运的昭示。
中共建政之初,上官云珠刚刚30岁,这正是一名女星可以大有所为的年华,然而她却遭遇了演艺道路的瓶颈。由於戏路、形象与气质,都不适合表现中共重点宣扬的“工农兵”,上官云珠一度处于无戏可演的尴尬境地。为延续艺术生命,她主动对自己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希望从“旧上海明星”,改头换面变成“新中国的文艺工作者”。
据大陆期刊《大众电影》记载,为洗刷所谓的“资产阶级情调”,上官云珠参与了一系列赈灾筹款与劳军义演,演出反映工人革命的话剧。1950年过年前后,她吃住都在剧场里,以每天两三场的频率,连续演出131场,终于因劳累过度,患上急性肺炎而昏倒在舞台上。在中共发起的“文艺大整风”运动中,她经常带病参加“人人过关”的会议,声泪俱下地“主动反省和检讨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可是这一切都是徒劳。
1955年,此时的上官云珠已经坐了三年的冷板凳了。导演白沉力排众议,起用上官云珠来饰演女主角,一位游击队的女护士长。在这部电影中,她彻底颠覆了自己以往风情万种的“交际花”、“阔太太”形象,实现银幕角色的“脱胎换骨”,也由此获得所谓的巨大“成功”。
1956年1月,上官云珠接到了一张改变她命运的纸条,上面是陈毅亲笔写下的11个字:上官云珠同志,请您来一趟。等她到了指定的中苏友好大厦,才发现毛泽东也在那里,上官云珠被安排陪同其跳舞。后来,上官云珠又与毛泽东神秘见面6次。
那个时候,“反右运动”暗潮汹涌,上官云珠原本被电影厂划为“右派”,却突然峰回路转,成为“重点保护对像”,右派指标被另一位演员顶替。这中间还有段小插曲。大陆作家铁流曾揭密,有段时间,上官云珠被毛泽东淡忘,为此,她亲手用瘦金体抄写陆游的《卜算子——咏梅》,寄给毛泽东,以表寂寞哀怨之情。
而毛泽东随后写了一首《卜算子——咏梅》回赠给她:“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谁能想到,这首被中共文人大肆吹捧的词,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出来的。
我们再回到60年代初的上官云珠,她变换角色,依附权贵,似乎正在迈向人生的第二个高峰。然而命运的转折总是让人猝不及防。
1966年,上官云珠查出患乳腺癌,并立即做了切除手术。两个月后,她又患脑癌而不省人事,接受了一次脑部大手术。然而,病房外的环境却更加险峻,她的电影《舞台姐妹》和《早春二月》被批判为文艺界的“大毒草”。某天下午,尚未康复的上官云珠被一群造反派拉到电影厂批斗。
据上官云珠之子韦然回忆,那时家里已被破坏得不成样子:楼道的墙壁上全是母亲的名字,横七竖八打满了红叉;房门千疮百孔,被砸成了蜂窝。上官云珠背负着“旧社会明星”、“生活作风糜烂”、“主演多部坏电影”等多项罪名,被迫每天去电影厂的“牛棚”报到,“在那里学习、劳动、写交代、受批判”。
《大众电影》记载:“上官云珠时常被造反派们用包缠着布的粗大铁条往死里抽打,还有无休止的游街、批斗和人身侮辱。”1966年9月,上海电影厂召开批斗大会,她被造反派反剪胳膊作“喷气式”状,承受着辱骂和暴打。疯狂的看客为表“忠心”,也一齐冲上台对她拳打脚踢,直至她昏死过去。
时间到了1968年,文革运动从红卫兵造反的“红色恐怖”,转为毛泽东刮起的“清理阶级队伍”的“红色台风”。让上官云珠没有想到的是,她和毛泽东的特殊关系,让她在“反右运动”中逃过一劫,却最终将她推下深渊。
据大陆作家铁流撰文回忆,江青曾在保密处截留了一封上官云珠写给毛泽东的信,之后便打翻了醋坛子,并把上官云珠给忌恨上了。借着文革狂潮,大权在握的江青,开始了疯狂的报复。
上官云珠被诬陷为“国民党潜伏下来的战略特务”。从1968年9月开始,江青操纵的“上官云珠专案组”,及林彪秘密成立的“上官云珠特别专案组”,相继逼迫她写出与毛泽东往来的细节。可是,上官云珠始终没写出令专案组“满意”的材料。
上官云珠曾希望毛泽东出面救她,然而,毛泽东却硬是不开口。具体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只能猜测,或许毛泽东认为,年轻貌美的“新人”随处可寻,不值得为“旧人”节外生枝吧。
11月22日,上海电影厂来了两位不速之客,以“外调”之名提审上官云珠。在一间小屋子里,审讯人员围住她,逼迫她写出“对外不能透露、对内必须如实交待”的材料。
上官云珠答不出来,他们先是拳打脚踢,后来用皮鞋底狠抽她的脸颊。两个多小时后,他们把奄奄一息的上官云珠踢出门外,并勒令她明天必须写清楚那段“历史”,否则后果自负。
韦然在受访文章中描述母亲被打后的惨状:“回到‘牛棚’时,母亲的脸被打肿,嘴角流着血,目光呆滞,身体不停地颤抖。”
当晚回到家,伤痕累累、万念俱灰的上官云珠实在写不出“组织”想要的材料。因无法面对无尽的羞辱与磨难,在次日——1968年11月23日凌晨3点,也就是夜色最浓的时候,她纵身一跃,从四楼的窗口跳了下去。她在送医的路上停止了呼吸,年仅48岁。
韦然说,母亲坠楼后,身体重重地砸在楼下菜市场的大菜筐里,鲜血溅到了菜叶上。当时还有人闻声赶来抢救,后来,菜场的人用橡皮水管冲洗菜叶上的血迹,继续卖给消费者。
韦然听说后毫不惊讶,他说道:“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这样的举动并不那么难理解;更何况,那时候的人们,对各种非正常的死亡似乎习以为常。”
上官云珠最灿烂的年华,绽放在战乱时期的上海滩,却在所谓的“新中国”建立后,走向衰败和凋零。上官云珠曾有过三段婚姻,共育有两儿一女,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谁也不在她身边。而唯一一直跟随她的女儿姚姚,却又在她死后7年,出车祸死亡。
在整风、反右、文革等步步升级的政治运动中,上官云珠一次次妥协退让,一次次忍辱含垢,她甚至为了不影响自己所谓的追求“进步”,狠心地抛弃了遭人陷害而受到“劳动管制”的第三任丈夫程述尧。
然而,她没想到,在中共“摧毁一切”传统人文道德的暴风骤雨中,不要说她的电影梦想,就是她的生命也难逃坠入黑暗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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