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6日，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谢富治的讲话，派出所的民警立即照办。他们向红卫兵提供了管片内“四类分子”的情况，并向红卫兵介绍了这些四类分子被严重夸大了的“不法行为”。警察告诉红卫兵，这些四类分子大都有“变天帐”，有人还可能藏有凶器。红卫兵本来就对四类分子有阶级仇视，听到民警介绍更火冒三丈。
8月27日，由大兴县的中学、厂矿及贫下中农组成的武斗队开始斗打四类分子。他们先对有现行问题的四类分子开了杀戒，乱棒之下把人打死后尸体就抛在野外。由于没有找到民警所说的“变天帐”，武斗队便把义愤转移到其他四类分子及他们的家属身上。他们让四类分子在前边下跪，家属子女在后排下跪。三、四个造反队员对一个下跪者。反抗者当时就被打死，不反抗者一点点折磨你。下面是大兴县黄村人民公社一位亲历者的回忆：
早晨刚吃完早饭，大队广播里便传出召开斗争四类分子大会。由于我叔叔是富农，我们家谁也不愿意开这样的会。尽管我们家成份是雇农，我哥还在湖北当兵。但摊上这样一个叔叔实在是件丢人现眼的事。大队广播里还要求四类分子的家属也务必到会。我们虽然算不上四类分子家属，但算是近亲。我和我爷、我妈、我姐提心吊担地来到了会场。
大会在场院召开，用木头还搭了一个台子。四类分子都已经到齐了，我和我爸爸刚在后排坐下，民兵连副连长就跑过来了，命令我们到前排去。由于我叔叔是四类分子，我和爸爸、妈妈每次开会都坐在后边。这次为什么要我们到前边去？我们很不高兴，但也没说啥，心想去就去吧。可到了前边，民兵副连长突然命令我们跪下，说四类家属都得跪下。我爸爸老实，不敢说话，倒是我姐姐厉害，她说我家是雇农，家里还有当解放军的。让军属下跪，有这个理儿吗？
文革期间，北京大兴县批斗“地富反坏”。（网络图片）
姐姐的话起了作用。副连长不再让我们跪，却让我们坐在我叔叔全家的后面。我叔叔家四口人，两个大人两个孩子。我叔叔、婶跪在前排，两个孩子跪在他们后边。我叔叔家大孩子是丫头，已经19岁了，我看到她脸上挂满了泪珠。她弟弟只有8岁，跪在那里浑身直打哆嗦。
斗争会开始了，三个县城来的红卫兵和三个我大队的民兵共6个人拎着皮带、木樨站在我叔叔全家旁边。别的四类分子家旁边有的站着5个人，有的站着7个人。最多的是一户姓王的地主，他家身边立着十来个戴着红袖章的造反派。他们个个凶神恶煞，怒目圆睁。我爸爸小声对我说：“看来你叔要吃不住了！”
果不其然，在一阵“打倒地富反坏右！”、“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中，我叔叔被红卫兵一棍子打倒在地，鲜血流了一身一脸。村里民兵把他拖了起来，红卫兵抡起皮带又一阵猛打。我叔叔又倒了下去。红卫兵和民兵干脆拎起我叔叔的四肢，喊着号子把他扔下台子。只听到一声嘶哑的怪叫，叔叔便再也起不来了。
接着便是我婶，红卫兵揪着她的头发，让她起来坐下，坐下又起来。我婶经不住折磨，倒在地上求饶。红卫兵和民兵急了，用脚踩着她的腰，用沾过水的皮带抽她的屁股。眼看着屁股肿了起来，越肿越高，像一座小坟头。我婶东躲西藏，吱哇乱叫。但红卫兵们越抽越凶，直到把我婶打得昏死过去。
我以为对四类分子子女不会动手了，顶多训斥几句。没想到红卫兵和村里民兵竟把我堂姐和堂弟也拽到前边，抡起皮带就抽。我表姐被打得跪地求饶，堂弟哇哇大哭。我表姐衣服都被打烂了，露出了里面的肉。爸爸、妈妈闭上眼睛不敢看，姐姐脸都吓白了。虽然我们对叔叔家并不怎么亲近，但看到造反派这么凶狠地打人，心里也十分难过。
堂姐、堂弟也被打得昏死过去。造反派往他们身上泼了几盆凉水。待苏醒过来以后，又接着打。堂姐已没有人样，衣服一条条地挂在身上，裤子也掉了，里面传来臭味。原来她把屎尿都拉在裤子里了。红卫兵不再理她，像扔我叔叔似地把她抛到台下。只听一声凄惨的大叫，堂姐也一动不动了。
堂弟浇了几盆凉水也没浇过来，原来他早已断气。我婶还有一口气，喊着：“水……水！”红卫兵照着她脑袋就是一棍子，顿时脑浆四溅！
这次斗争会，我们大队的四类分子及他们的家属没一个生还，全死在红卫兵和民兵的棍棒之下。四类分子和家属死后，没人敢给他们掩埋尸体，直到后来尸体臭味熏天，招来满街苍蝇。大队民兵才把这些腐尸找个坑掩埋起来。
如果把这种杀人者的兽性仅仅归咎于受形势环境影响也不完全对，这些人本来就是人类的渣滓，文化大革命给他们沉渣泛起的大好机会。几十年一直有一些有责任的公民想进一步调查这个事件，但一直受到阻挠。要求法办这些坏人的呼吁一直没有停止，但总有一股强大的势力保护他们。这些坏人有的已经见了阎王，他们在那里也会受到惩罚。有的已经风烛残年，在印证着“不是好人变坏，是坏人已经变老”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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