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 （1966～1976）人性与文化的浩劫
毛误判国际形势，在国内发动一连串政治运动，造成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经济严重衰退。毛在压力下被迫认错并交出权力，由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接手善后。刘邓改变毛的极端做法，部分恢复了“大跃进”之前的制度，要求人民公社退还农民的自留地、农具牲畜和房屋财产，同时允许农民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试图借此解决经济危机。
毛为了夺回权力，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简称“文革”）。这场持续十年的浩劫对中国人造成的伤害、对中国文化造成的破坏与其后续的影响，历来已有大量的学术专著、影视记录片和各类文学创作等作品，就各个层面进行探讨。在此仅仅聚焦在农民当时的处境，呈现的只是悲惨世界中的沧海一粟。
惨绝人寰的酷刑与屠杀
造反的各派红卫兵为了夺权而持械互斗，暴力与恐怖很快就在各地蔓延，全国陷入无政府的准内战状态。此时只要出现类似“地富反坏右要造反了”这样的谣言，农村里首先遭殃的，就是在土改、大饥荒时侥幸活下来的地主富农及其家属。有些地区的农民会私设所谓的“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以集会公审的形式，对他们怀疑的对象进行逮捕、任意判处并执行死刑；有些地方的农民则连先开会批斗一番的形式都省了，直接将人从家里拉去处决。
城里一个记者下乡插队，和农民一起工作生活。后来他提及一段亲眼目睹的经历：农民们白天在田里干活，言谈举止一如往常，和记者有说有笑。到了晚上，他们手里拿着各种农具，例如棍棒、铁锹、锄头等等，将十几个到几十个不等的地富分子拖到广场上，用手上的工具将人活活打死，此时这些农民的面目表情判若两人。
嫁给地主的贫农和他们的子女亦无法幸免于难。在偏僻地区的一位小学女教师嫁给一位男教师，二人生了三名子女。只因为男主人被划定为地主出身。每当政治运动来袭时，他们依旧成为首先被抛出祭旗的目标。
男教师在前一天就被带走了，出身贫农的女教师也在隔天深夜被破门带走，连睡梦中的小孩也不放过。一家五口连同其他13名也被绑着的地富子女，被一群民兵押着，驱赶到郊外的山区，直到带队的书记下令众人停下为止。书记宣布：“我们是贫下农最高法院，今天判你们的死刑”，接着便开始点名执行处决。
“文革究竟死了多少人？”一个外国记者在1980年问邓小平这个问题。邓的回答是“天文数字，永远都无法估算的”。
中共军头叶剑英曾在一次高层的内部会议中，披露文革期间遭受迫害及死亡的人数，其中在农村有520多万地主、富农（包括部分上中农）家属被迫害、120万人非正常死亡；此外有1亿1300多万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击、约55.7万人失踪。后来的总理胡耀邦也曾告诉记者，当时有一亿人受到株连。
1984年中共中央公布“重新”统计的数据结果：420多万人被关押审查、超过172.8万人非正常死亡、超过13.5万人被处死、武斗死亡超过23.7万人、超过703万人伤残、超过7.1万个家庭全毁。专家根据中国县志的记载统计，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至少在773万人。
幸存的农民依旧是农奴
毛利用红卫兵造反来打倒对手、夺回权力后，作为工具的造反派失去了利用价值，便被卸磨杀驴，弥漫在农村的恐怖气氛才逐渐消散，农民回到原本奴隶般的生活，庆幸着自己又逃过一劫。
人民公社虽然归还农民自留地和房子，农民还是不能在自留地上自由耕种，只能从事中共“提倡”的行为，例如养鸡养猪。这些牲畜当然不是要给农民加菜或卖钱来增加收入的，而是为了“支援国家建设”，要让农民养大养肥后，无偿贡献给中共。
假如农民胆敢私下从事种植，哪怕只是在房子旁种菜来吃，都可能面临严重的后果。例如1972年一位老农妇在房子前的空地种了一柱苦瓜，结果被勒令拔除，还被罚款5角钱（人民币，下同）。当时的工资水准，一个成年男性从早到晚从事体力劳动工作12小时，一天也就8分钱，而一个女性在相同的工作时数下，是4分8厘钱，如此算来，这笔罚款就等于一个农夫工作一星期，或一个农妇工作11天的代价。
而且还幸亏这位老人是贫农，最后只有罚款了事，若是所谓的阶级敌人，轻则游街批斗，运气不好的话，说不定就被打死打残了。
农民为生产队工作一整年，年底才能获得微薄的代价，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工分任由干部计算，农民基本上不敢有任何异议。
农民所属的生产队每年都有上缴粮食、副食或牲畜的定额，农民整年的收获必须全数上交生产队，生产队上交给上级，上级再将该生产队能够分配到的数量下发给生产队，生产队再按农民“多劳多得”的比例分给农民。但经过层层的克扣，实际到农民手里的实在不多，因此经常发生农民半年就没粮吃了，得走数十里路去远方挑几担廉价的红薯回来度饥；或先向生产队赊欠，等年底结账再用工资抵债，结果往往是年年负债。万一整个生产队上交的没有达到要求的定额，就无法获得配给，因此经常发生种田的没饭吃、养猪的没猪肉吃。
文革结束后，中国的经济濒临崩溃，人民陷入极度贫困。产粮大省的农民居然还食不止饥，随处可见蓬首垢面、逃荒要饭的人群；而山区的村民更是穷到住茅草房、睡芦苇席、衣不蔽体，天寒时只能坐在柴草堆里取暖的地步。百姓只求能吃得饱穿得暖就心满意足，再无所求。
农村的贫困与落后，并非如中共所称，是“旧社会”遗留的祸根。真相恰好相反，即使在抗日战争、中共发动内战的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农民的生活还过得比“新社会”好，在偏远地带的农村，都能自给自足，和中共统治后的数十年相比，甚至可说是富裕的。
根据史料，1948年的中国人均GDP还排在全球的第40名。相比之下，在中共改革开放前夕的1978年，中国人均GDP沦落至全球倒数第二，仅是印度人均GDP的三分之二。联合国统计数据显示，1978年的中国人均GDP仅为229美元，处于每天不到一美元的绝对贫穷线之下。
这点可以从一本名为《告别饥饿——一部尘封十八年的书稿》的书中得到证实。党报在1980年派四个记者到晋陕甘宁最贫困的地区去实地采访调查，目的是为了做成绝密级的“内参”呈交中南海，作为权斗和制定政策走向的依据。18年后这些原本只提供给中共最高层的内容终于得以出版，即便面世的内容或许有所淡化美化，仍让人对农村赤贫的实况感到无比震惊心痛。
书中记录了二个老农民的口述历史：一位住在陕北安塞县的王家湾，这是一个被群山围绕的小山村，1947年时有17户共一百余人。当时中共受到围剿，毛泽东和周恩来率领中央干部三百多人躲到此处避难长达58天。若无足够的粮食，岂能供应三百多人白吃白喝二个月，而没饿着一个人？
曾经招待过这些不速之客的老农回忆：当时他家里有八人，在村里属于穷户，一年的收成光粮食就平均一人六百斤左右，全家都吃不完，这还不算上洋芋豆瓜等副食。然而1980年的他干瘦如柴、卧病多时，老泪纵横地道出近况，“已经饿了十好几年啦，去年还算好，一口人分了三百来斤，自留地一人有弄来四五十斤，饿是饿不死了，比前些年吃树叶的日子好过些了。”
高川离王家湾不远，记者访问到的一位老农，同样对“旧社会”缅怀不已：当年他家有八口人、二头牛、二头肥猪、三匹驴、百来只羊和一群鸡，一年收获的粮食平均每人二千多斤，怎样也吃不完。从农历六月到九月，每月都要宰几头羊，过年宰的猪羊就更多了，猪肉多到吃不完，腌起来可以一直吃到五月。羊除了自己吃和卖钱外，还可以织毛衣毛裤、做皮袄，穿得暖烘烘的。而1979年时他家有六人，每人分到四百斤，“算是这几年分得最多的了”；羊在文革结束时只剩一只，现钱呢？打从文革以来就没分到过。
穷乡僻壤的农家在巨大动乱的年代尚能温饱自足，为何在没有战争的30年中变为赤贫？农村原来积累的，以及在这30年间收获的财富哪去了？
根据陈桂棣、春桃在《中国农民调查》中的估计，从1953到1978年，中共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从农业掠夺了总额在6000至8000亿元的财富，而1978年国家工业固定资产总计也不过9000多亿元，如此可以合理推论，中国工业化的原始资本，是否靠着抢劫农民的财富积累而来？
小岗村与改革开放
小村的发展反射改革开放的成败
文革虽然结束，地方上仍掀起另一波的政治运动，批斗清算和“四人帮”牵连的人事物。中共高层为了各自的权力和中国未来的走向，也处于激烈的斗争之中，一派坚持继续毛的阶级斗争和人民公社的路线，另一派希望放弃阶级斗争，以务实的方式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在尚未分出胜负之前，谁也不敢多做多说多想，整个社会定格在无序的失落与茫然中，但是处于最底层的人民已经被逼到生死存亡的边缘。
在快饿死的情况下，安徽小岗村的18位农民于1978年立下“生死状”，大意是为了能吃口饭活下去，大家违反国家的规定将村内土地分开承包，如果被抓被杀，家里的妻儿老小就让别人帮着养。村民为了活命而玩命的行为，开创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模式。1979年这18位农民的收入比上年增长了六倍。
小岗村的成绩和上述提及的绝密内参先后送到中南海，加上许多县市要求紧急调发粮食的报告，以及各地出现大字报，希望改变农村面貌的报告接连不断的送入北京，才使改革派胜出，因而才出现了所谓的“改革开放”。拥毛派即使落败，仍可在1982年通过的《宪法》中留下伏笔（在原法条中加上一句“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用以杜绝土地私有化的可能性。此举却在后来造成了难以解决的土地问题，以及因此导致的无数悲剧。
小岗村模式在1980年得到中共的肯定，却到了1982年宪法修正后，才开始在农村推广。这个被中共作为改革典范而大书特书的方式，其实就是租佃——农民承租他人的土地进行耕种，收成依约定数量交给地主，其余归农民自己所有。中共为其农村改革措施创造出一堆新名词，如“大包干”、“包产到户”、“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等等，说穿了其实主要就是将原本属于农民的权利与责任还给农民，让他们有权选择种植何种作物，交出定额后余下的庄稼，无论是留下作为粮食还是拿到集市交易，农民都有权自由处置。
这些本来就是古今中外社会中最普通、再正常不过的农业生产方式，但在当时的中国，农民却得签下“生死状”，还要发誓“瞒上不瞒下”，冒着被杀头的危险，才敢在一片理论上属于人民所有的土地上，进行在政府“计划外”的生产行为。
荒谬的还不只如此，这个计划外的行为如果没有做出成绩来，这些农民可能真的得挨整甚至被砍头了；即使做出点成绩，如果不够杰出，也不会被中共认可而允许其继续存在。庄稼的收成是农民辛苦努力的结果，却被中共窃为自己领导下的成就，还要百姓对它感恩戴德，真是岂有此理？！
中国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逐渐获得改善，中共又吹嘘是自己治理有方，殊不知，形势能往好的方向发展，不是因为中共做了什么，恰恰是因为它“不做”。所谓的“改革”，其实就是中共减少了对生产和经济的干涉；而所谓的“开放”，就是中共放松人民对外经贸和技术交流合作的限制。当中共不再折腾百姓时，凭着中国人的勤奋与智慧，自然会开创出一番新气象。若硬要找出中共有功之处，也许就在“放手”吧！
小岗村作为改革开放的典范，自然得到较多的关注和资源，它的变化可以提供人们作为观察的线索，去推测中国农村在发展状况较为良好的情况下，可能会呈现何种景象，遭遇多少挑战以及发生什么问题等等。
1998年是改革开放的20周年，党魁下乡巡视典范村，藉以标榜20年来的杰出成就，自然成为纪念活动中的一个重点。根据《小岗村“大包干”30年》披露，在时任党魁江泽民到访前，为了让小岗村看起来“富裕一些”，地方政府建了“大牌坊”、张家港资助铺设了水泥大道、省一级出资安装了自来水供应系统并开办了学校、凤阳县电信局免费安装了电话、家家户户都有企业和社会捐赠的彩电和小岗村专用车。
20年前小岗村率先起跑，经过20年的发展，村内依然没有水泥路（还不是柏油路）、没有电话、自来水和学校，村民家里没有彩色电视。作为典范的农村尚且如此，广大农村的景象也就可想而知了。当时喊的彻响的那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看来是不包括先起跑的农民吧？！
过了10年，又到了党魁下乡视察伟大政绩的时刻。胡锦涛在2008年到小岗村考察近年来此处大力发展的蘑菇种植，党媒对此的报导却只用一句“村民通过种植双孢菇增加了不少收入”轻轻带过，而没有就改革开放30年的光荣成就大肆炒作一番。这种反常的举动反倒引起观者的注意，梳理线索找出其中不能说的秘密。
原来种植菇类由于投入成本高，价格因市场需求不稳而大幅波动，已有不少农户弃种。但为了国家最高领导人视察时要好看一点，承包人只要每新建一座菇棚，即可申报财政补贴5000元。“申报几个棚，拿到补贴后，到时候实际上只种其中一小部分大棚，这样就可以赚很多钱。”一位村民说，“比如有五个棚，就有2万5000块的收入，到时候就只做三个棚。”这就是“村民通过种植双孢菇增加了不少收入”的真正原因。
时光又过去10年，2018年中共不再安排党魁到小岗村去视察了。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大会上，中共一反常态，不那么用力的自吹自擂了，只有低调地说，改革开放“取得成功”，中国人“忍饥挨饿、缺吃少穿”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1949到1978年的30年间，中共不花什么力气就让人民从昔日的富足陷于长期的赤贫；接着又蛮忙了40年，然后宣布人民不挨饿不受冻就算成功。
中共默默地将改革开放成功的标准调到温饱程度，若再去除其中夸大造假的成分，真实的情况恐怕是连温饱都成问题。从中共的前几任党魁统治时，其中央第一个发布的“一号文件”都是针对“三农”（农民、农村、农业）问题来看，中共完全清楚，这数十年来制造的问题与弊端，已经抵消、甚至大过所谓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利益。
脱贫尚未成功
2000年，贴近农民的乡级党官已经忍不住地说了大实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中共是从煽动农民造反起家的，深知农民一旦被逼到走投无路，揭竿而起时，也就是中共的灭亡之日。因此隔三差五的中共就会推出一些笼络农民的政策，例如降低原本的高征税、减少无偿征用农民修建公共工程、避免无偿征用农民的财物如房屋、牲畜、车船等等。这些措施只是将捆绑在农民身上的层层枷锁松开一点，无法真正根除问题，农民依旧贫困、农村保持落后。
中共自认为“大国崛起”之后，怎能允许大国内还有大批被国际公认的贫民存在？于是在2015年宣布开展所谓的“脱贫攻坚战”，计划在5年内消除全国所有的贫困人口、“迈入全面小康社会”。2021年2月，党魁高调宣布，农村贫困人口全部准时脱贫、取得“全面胜利”，并特别强调，在其领导下又创造了一个“人间奇迹”。此外他还宣布，自脱贫之日起，再设立五年的过渡期，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消息一出，各方反应一致：一是对中共的“数字脱贫”丝毫不感到意外；另外则是相信，这个脱贫胜利是连党魁本人也不相信，否则就不会宣布再过渡五年。所谓的“过渡期”，其实就是变相承认，中国依然存在着贫困人口。
在2020年5月，中共总理李克强就曾透露，中国有“六亿人每个月收入也就一千元”，也就是说，在中国14亿人中，至少有40％的人每天收入不足5美元。根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定义，人均GDP一万美元的国家，其国民每日生活费低于5.5美元，即属贫穷。依此标准，中国超过40％的人口生活在贫穷状态。然而实际情况可能更加严重。
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已经逐渐下滑，从2019年底爆发瘟疫以来，经济更是受到重创；加上中共隐匿疫情遭到国际围堵、外资工厂纷纷撤离、国内灾难不断、南方洪灾泛滥持续数月……。在内外交困、瘟疫频传的情况下，中共还能“精准”脱贫，“主要有四大戏法”，一位体制内的官员揭露：“一、降低脱贫标准；二、数据造假；三、突击慰问；四、野蛮封嘴。”
扶贫、脱贫对中共官员和其同路人来说，绝对是门好生意。层层官员都可以从补助款中分一杯羹；基层干部只需拿着脱贫表格，让贫困户签字按手印，说是上面要求的任务，有些人害怕福利被取消，只好照办，这里就成功脱贫了。有些地方政府把任务交给流氓地痞，给他们一点好处，让去威胁恐吓、逼迫贫困户签字，多少人也就这么脱贫了。
“被脱贫”的人比当贫困户时的生活更加艰辛，因为既然已经脱贫了，也就不需要再接受补助或享受特定的福利了，原本经过官员的层层克扣后，还能拿到的一丁点补助款也就没有了。在四川深山做救助的义工告诉《大纪元》：“当地自从精准扶贫后，很多人更穷了。许多人一年也吃不上几餐大米饭，小孩七八岁了也没洗过澡，卫生纸都没见过。”东北一位农民说，最近村里一个村民饿死了，因为地被政府征收，没给补偿也没低保，最后不声不响的死了，“在死之前连要饭的都不如！”
未完待续
——转载自《新纪元》
(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11/13/n13374178.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