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0年代的战争中，最令世界震惊的事件是什么？不是长津湖战役，而是中共指控美国对中国东北和朝鲜平民大规模使用生化细菌武器。但今天，充足的证据显示，所谓“美军细菌战”，根本是子虚乌有。

生物细菌战指控升级

1952年2月22日，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各大中共党媒，在头版刊登文章，声称美国在朝鲜和中国东北进行大规模细菌战，文中还附有投撒物和细菌涂片的照片。同一天，朝鲜在联合国进行了同样的指控。

3月8日，周恩来将指控升级扩大，他说美军在2月29日至3月5日发动了至少68批、448架次飞机，在东北抚顺、新民、丹东、宽甸等地撒布大量传播细菌的昆虫。从那时候起，这个故事越编越离谱，什么美军施放“毒气”，用大炮发散生物武器，对战俘进行生化武器注射实验等等，全都出现了。

其实，类似的说法在1951年就有。当年夏天，朝鲜流行过瘟疫；中共士兵也流行多种传染病，包括天花、霍乱、伤寒等。由于医疗卫生条件恶劣，很多人因为得不到救治死去。而美军侦察机或战机，成了转移疾病焦点的最好靶子，中、朝栽赃是美军发动细菌战。当时，那些只算得上口炮，对社会主义阵营民众可以洗脑，对西方世界却影响有限。但是，1952年的指控，性质就变了，在全世界都引起震动和谴责。

那次事件初起，是志愿军42军在战壕雪地上发现多种昆虫，有跳蚤（后来才知是雪蚤）、苍蝇等。因为恰好之前有美军机飞过驻地，他们就联想到细菌战上。志愿军司令部得到报告后上报中共中央，并下发收集可疑物通知。一时间，几乎所有部队都有大发现，上报的东西有死鼠、苍蝇、大蚊子、绳头和死鱼等等五花八门。也说有死人的，事后核实是道听途说。

时任志愿军卫生部长吴之理在回忆中说，他多次调查核实过这些报告的情况，认为还不能证实美军进行细菌战。他们对送检物进行检查和实验室培养，没有发现致病细菌。证据中被当作带菌昆虫的容器，其实是美军投撒宣传品用的铁四格弹壳和带降落伞的纸筒，也没发现突然死亡或者可疑细菌致病人员。再说，室内灶台周围成群的苍蝇飞到雪地上也有可能。

吴之理说，“事先我们并不知《人民日报》这么快公布。公布后，我对卫生部朱直光副部长（已过世）说，这下我们要被动了。朱说今后只有做文章。”“朝鲜人民军防疫局的金（矩阵）局长奉命来找我摸底和商量如何办，因为他们也拿不出证据。”

吴之理建议暂时不要大事宣传，但他遭到严厉批评。中央批评他警惕性不高，“说就是敌未进行细菌战，也可乘此加强卫生工作。”彭德怀还斥责他是美帝国主义特务，替敌人说话。

国内外联手反细菌战运动

吴之理不知道，在党媒炮轰美军“细菌战”的2月22日前，毛、周就已经肯定了敌人在进行细菌战，并指示各地中央局对细菌战罪行予以揭露打击、动员全国人民反美援朝。他们还计划联络有共产国际背景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发动世界反对美国进行细菌战罪行的运动”。

先定罪再找证据。中共一边下令调拨杀毒灭菌药以及鼠疫疫苗等到战区，将设想中的疫情消灭在未发动状态；一边宣传找出的更多“证据”。

1952年3月，中共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向全国发布反细菌战指示，要求各地搞好灭蝇、灭蚊、灭蚤、灭鼠、灭其它病媒昆虫的工作。一场空前浩大的“爱国卫生运动”席卷全国。

吴之理被任命为志愿军新成立的防疫办公室副主任。他拟定了反细菌战的措施颁发全军，包括加强个人卫生，扎紧裤腿和袖口，注射多种疫苗等；他还获准可以解剖尸体。

同时，中共派出几十名专家前来检查督导防疫，但送检的标本被培养后，“未出现鼠疫杆菌和霍乱弧菌”。吴之理说，“所谓大投撒物，形形色色都有，但很难和细菌战挂上钩。”“整个一年中，没有发现一名和细菌战有关的患者和死者。由于讲究卫生，病号减少不少。”

显然，吴之理不认可中共文献中记载的细菌战感染及死亡人数与案例。

挂羊头的国际调查团

从周恩来升级对美军细菌战的指控后，美国就明确否认，同时要求指控国允许国际红十字会前往实地勘察，并多次在联合国安理会提案。但这些，都遭到苏联一票否决。

中苏一方面阻止国际红十字会和世界卫生组织进行实地调查，另一方面又自我组织调查团发布报告，一次次指控“美国为首的国际联军犯下了细菌战罪行”。其中，发表于1952年9月15日、由“国际科学委员会”（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mmission for the Facts Concerning Bacterial Warfare in China and Korea，简写ISC）所做的调查有六百多页。这个ISC黑皮书成了中共至今最有力的“国际调查”铁证，挂着羊头也最能鱼目混珠搅乱真相。

然而，以“国际”名义出现的ISC，实际由苏联出资支持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组建，团长是英国科学家、马克思主义者李约瑟，副团长茹科夫（Nikolay Zhukov-Verezhnikov，也译作朱可夫）是苏联科学院院士，也是一名克格勃将军，他是十名成员中唯一的一位细菌专家。

1952年7月12日至25日，ISC首先在中国东北调查美军在那里投撒细菌的证据。还未进入朝鲜，他们就预先签署了确认细菌战的结论——这是受斯大林委托的茹科夫建议的。茹科夫说，朝鲜战场危险，先作结论签字，免得万一有意外劳而无功。其余人就听从了。

这已经证明这个调查团的不科学性。接下来入朝听证，结果可想而知。

瞒天过海的假证制作

在吴之理的遗书中，他还陈述了给ISC制作、提供假证据的细节。

在听证会上，志愿军拿出的证词是：20兵团驻地两名中尉在砍柴时发现的秘密跳蚤群，是不同于雪蚤的人蚤（Pulexirritans），培养出了鼠疫杆菌。而该军没有患者和死亡，是因为“紧束裤腿和袖口，及时对投撒现场消毒”。

但实际情况是，“跳蚤是在森林里的小茅屋里发现的，小屋里有柴草和杂物，适合跳蚤的繁殖”。证词中不提小茅屋，而说是露天发现。至于从来就不存在的鼠疫杆菌，吴之理说，“那好办，我们使它出现了。”

在之前的5月份，吴之理经北京批准，派人去沈阳取回两管鼠疫菌种（装在密封的铁管里）。一管交给了志愿军检疫队长——微生物学家陈文贵，另一管亲手交给朝鲜保健副相鲁振汉，因为鲁向他要过菌种。

做了这些准备后，吴之理还是很担心证据不足。美军细菌战被吹上了天，但是却没人死于带疫细菌，这个破洞不是太大了吗？得想好万全之策填补。于是，他对防疫队副队长说：“万一到时难证明细菌战，你给我注射鼠疫菌让我死，就说卫生部长染上美军投撒的鼠疫，不怕不是铁证。”副队长说，总有办法可想。

至于朝鲜方面先作的两个案件证词，霍乱病死亡例和跳蚤导致的鼠疫死亡例，情节合理。这是他们请教了中方专家教授准备的案情。

此外，ISC调查团也得到了被俘美军飞行员的关键证词，《人民日报》早就发表了他们“承认”投细菌弹等情况。但这些人被交换回美国后，全都推翻了之前的说法。

美国有个叫费舍尔的机长曾在杂志揭露，在被俘期间，他受到日日夜夜的反复折磨，被迫承认他从没参与过的细菌战。他不是ISC取证的证人，不过他的遭遇令人联想：那些战俘的证词，是不是也在胁迫下完成的？

当然，还有不少解密文件和学者研究，都证明中共对美军细菌战指控不实，时间关系，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讲。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谢谢收看，下次再见。

研究资料：1. 《抗美援朝大事记：1952年1月—1952年6月》
2．2013年《炎黄春秋》：1952年的细菌战是一场虚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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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真相】节目组制作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2/2/14/n13576687.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