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年11月，一支由大约200名的红卫兵组成的长征队伍从北京被派往山东省曲阜孔子的家乡。在这里他们亵渎和捣毁了大量与孔子有关的历史墓碑，文物和建筑。这就是文化革命的第一次反孔运动。 尽管这个事件对全面了解整个文化革命有明显的重要作用，然而研究文革的学者以及专业文献中多年来对此一直忽略。几乎所有对文革期间的反孔活动研究都集中在1973～1974年间的批林批孔运动。然而，如果要完全理解整个文革的复杂性，对1966年底及1967年间第一期反孔运动中实实在在发生的事进行了解是至关重要的。

为了更好地理解在1966秋和1967年冬发生这场劫难，有必要对1973～1974年反孔运动提供一种按时间顺序的陈述。当此运动开始时，中国已陷入全面动乱。在1966年八月和九月，受到毛及中央文革组的鼓励和响应“破四旧”及“造反有理”的号召，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忙于任意毁掉任何他们认为与四旧有关的一切东西。离北京成百上千里路远的孔子家乡曲阜似乎也是在劫难逃。砸三孔（孔庙、孔府和孔林）在1966年8月开始拉开了序幕。当时有些曲阜当地的学生自发地响应全国范围内的破四旧运动并试图毁掉他们家乡的孔子遗迹。然而，他们的努力遇到了当地政府和居民的抵制。当地红卫兵外出北京和济南寻求国务院和省政府的支持但未能如愿。

对曲阜三孔的全面冲击要追溯到1966年的11月7日，当时大约200名来自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战斗队”的大学生红卫兵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集合并宣誓要捣毁“孔家店”。在集会上谭厚兰（北京红卫兵五位主要领导人之一），表示“孔家店”及其他一些东西都是“吃人的阎王殿”，“封建主义的象征”、“四旧势力的代表力量”、“地主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复辟的支柱”、“毛泽东思想的死对头”，以及“把毛泽东思想树为绝对权威的大障碍”。因此，他们将前往孔家店——“反动势力的老巢”去闹革命。在11月9日，这些北京学生到达孔子家乡曲阜。在11月10日他们出版了第一期《讨孔战报》，其标题是：“捣毁孔家店，彻底闹革命，为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而战”。在同一刊物上，他们的檄文是“火烧孔家店——讨孔宣言”。此文章除了重申了一些陈辞滥调外，还开始批判一些孔子学说和儒教理念，如“畏天知命”、“反动的礼教”，以及“服服帖帖甘受奴役”，他们谴责“孔家店”是“大黑店”，等等。他们还攻击孔子轻视妇女、瞧不起体力劳动和劳动人民。他们进一步抨击孔子的“中庸之道”，批判他提倡的“仁爱”以及他认为的“学而优则仕”的思想。他们也试图证明孔子思想是所有邪恶之源。

11月10日，一些北京红卫兵试图进入孔府，向当地保护孔府的地方干部挑战，并寻找隐藏在孔府内的“犯罪证据”。红卫兵的企图最初被当地官员以需要保护重要文化遗物为理由阻止了。然而，通过“激烈的斗争”，红卫兵们最后设法进入了大院，并看到了许多孔府内的东西。在这许多“犯罪证据”中，红卫兵找到了国民党党旗，蒋介石的图像和他的训导词、旧通货币、旧的封建书籍和图画、甚至“特务工具”……

11月11日，北京红卫兵着手排除毁灭曲阜孔家历史遗迹的技术障碍，即：国务院1961年的决定，该决定中指明了孔庙、孔府和孔林为受政府保护的文化遗产。红卫兵们先是向国务院写了一封抗议信，信中他们要求政府取消“国家重点文化保护单位”，如孔庙、孔府和孔林。他们谴责国务院保护“牛鬼蛇神”和孔子，要求国务院马上满足他们的要求，并“支援他们的革命行动”。这种“革命行为”包括在孔府内自由书写毛的语录，挂毛的像以及随意破坏孔府内的“反革命赃物”。

11月15日，也就是他们发出抗议信后的第四天，红卫兵们又改变了战术：从“文斗”——写信发展到了“武斗”——施加暴力。那天，来自北京的红卫兵、曲阜师范学院和国内其他地方的红卫兵，以及许多当地居民在孔府前举行了一场要“彻底打倒孔子”的誓师大会。他们谴责政府官员利用石匾上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来保护“牛鬼蛇神”。集会完毕后，气愤和激动的人群冲向孔府前的碑匾，大喊“砸了它”，重1000斤的匾马上被红卫兵拖倒，然后用鎚子砸了个粉碎。他们然后去找周公庙，把其石匾同样砸了。有些红卫兵甚至进入孔庙，他们损坏和毁掉了更多的物品。捣毁行为持续6到7个小时后，红卫兵又进入孔林，他门毁掉保护匾及两只石狮。这天结束时他们还毁掉了至圣林牌楼。搬掉这些官方的保护匾并为下一轮暴力埋下了伏笔。

11月20日，在曲阜的北京红卫兵向全国发出通电，电文中提出了“彻底打倒‘孔家店’，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十点建议”。这封电报除了重复了一些旧的反孔言辞外，还宣布在11月底，红卫兵将举行群众大会，“彻底打倒孔家店、破四旧”，把“反动学术权威”与一座孔子泥像一起游街示众，或烧孔像，铇平孔坟，捣毁各种神庙内的偶像。为了造成一个全国范围内的大型的反孔运动他们还发了致全国公开电进一步要求各地宣传部门宣传他们的资讯。此电报甚至鼓励红卫兵和全国各地“革命的教师和学生”参加步行的大串连，参加工农兵的讨孔活动。最后，电报提议建立全国联络委员会“团结国内所有讨孔革命组织”。

从11月28日到11月29日，数十万以上的红卫兵、工人和农民在曲阜师范学院的广场上举行了一个持续两天的集会，誓要“彻底捣毁孔家店”。许多人一大早开始出发，一些来自邻近地区的红卫兵甚至走了一通宵来到集会点。早上六点时，红卫兵和农民开始在集合处汇集在一起，“来自各个方面的红色像融化了的铁一样”，人们挥动着造反旗帜，手拿毛的语录，把曲阜师范学院变成了一片“红色的海洋”。

在集会期间，他们一个接一个发言来批判所谓的“反动人物”，他们先批判孔子，再批判1962年孔子讨论会的参与者。每次集会后，与会人员就接着去破坏孔家遗迹和文物。他们配备了各种破坏工具，行动时像一股“大的红色波浪”。他们哄涌而入进孔庙、孔府和孔林。在去这些地方的路上，他们让县、区、省和学校官员站在卡车上或站在孔子泥雕旁边“陪斗”。

他们一到达孔林就不断焚烧孔子雕塑、铲平坟墓、挖出棺木、掘出尸体和取出棺木中的金银，并粉碎墓碑等等。在11月29日，参与者向毛泽东发了一份公开电宣誓要效忠毛，批判孔子和儒家思想，并告知了毛他们对孔府遗迹的破坏战果。

尽管大多数的孔府遗迹在11月28至29日已受到严重损坏或摧毁，但进一步的破坏行为还在持续着。事实上，1967年2月发表的来自“讨孔战报”中的“紧急通告”就表明了曲阜的公民还在孔林内肆意公开挖掘坟墓及陪葬的珠宝以及随意挖孔林中的树木。

根据此通告，有1000棵以上的松树从孔林中被挖出来。有一家曲阜银行购买了价值十一万一仟元人民币的黄金。这些卖主所卖的黄金就是从孔墓中获得的“战利品”。一些掠夺者甚至建议“分掉整个孔林”，而盗墓人还吹嘘“一晚一拖拉机”，其意思是：一个晚上掠夺的物品价值一辆拖拉机的价值。这在六十年代意味着一笔天文数字的钱。掠夺者之间甚至经常爆发暴力冲突，这种掠夺行为也波及到曲阜的其他地方。

伴随着对孔府遗迹物质上的摧毁的是对孔子理论上的批判和讨伐。此种批判来自这次运动的官方喉舌——《讨孔战报》，这是第一份也许也是唯一一份以反孔为办报宗旨的唯一的报纸。这份由“彻底捣毁孔家店建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革命造反联络站”主办的红卫兵报设在曲阜师范学院。此站由赋有同一使命的七个红卫兵组织构成。

这份报纸从创刊到在1967年3月前一直在全国范围内免费赠送。它的重要作用是把反孔活动的资讯传播到全国各地，它还为其他地方起了示范作用。

在1966年11月底砸“三孔”后，此份报纸继续批孔。它在理论上探讨儒家学说并由曲阜地区农民和工人对“孔子的批判”，“揭露孔府内罪恶”，诋毁“1962年的孔子讨论会”。它也谴责刘少奇对孔子思想的认可以及所谓的山东党内的走资派。此报也报导了1967年初在曲阜举行的“孔子罪恶展览馆”。“讨孔战报”成为了此项运动的喉舌。1967年8月底官方停止了它的发行。当时编辑们引用的停刊理由是：“它成功地完成了它的使命，现在学生需要重返学校参加革命”。

应当注意到在这同一时期毁掉孔子石碑的行为不只是局限在曲阜。在上面提到的“彻底摧毁孔家店的十项建议中”，来自北京的红卫兵号召全国人民参加批孔，并形成了全国性的反孔运动。这些建议通过在全国发行的“反孔宣言”到达了全国各个角落。

他们的建议随同他们大量毁掉孔子石碑的行为，激起了全国疯狂毁坏孔子遗迹的热潮。在南京，红卫兵把“文庙街”改成“人民街”。《纽约时报》有一篇名为“25个世纪后红卫兵们辱骂的孔子”上这么写道：红卫兵最近几周在广东附近内陆城市的街上冲刺，拖拉着大师（孔子）画像，画像上标有“我是牛鬼蛇神”……。游客们报告说：红卫兵作为文化革命的急先锋，一直在谩骂和焚烧孔子作品，他们说这些是封建思想头号罪犯。甚至在甘肃东北省兰州这一遥远的城市也发生了此类事。在那里，孔子氏族一整套少有的几本家谱，共含有108卷，被兰州一以大学为基地的红卫兵组织烧掉了。

反孔运动后果简直无法描述。只在曲阜，大约6000件文化遗物被毁掉；大约2700卷古代书籍、900件以上的书法和图画珍品，以及大约1000块来自各个朝代的石碑均被烧的烧、砸的砸了。在这些毁掉的物品中，有70件被划为国家最具价值的受保护的文化遗物，有1000本以上被毁的书籍为“孤本”。孔子出生地，这一具有中国集体文化遗产的出生地，遭受了毁灭性的和永久性的破坏。这些文化遗产曾在秦始皇手中幸存下来；也曾在毁灭性的太平天国运动中幸存了下来；又在民国初年军阀混战中幸存了下来；还在日本侵略者手中幸存了下来；但是它在文化革命的蹂躏中没有幸存下来。曲阜再也不会是原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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