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就喜欢看小说，对书中受压迫、受欺凌的弱小者总是满怀着同情；对贪官暴吏和仗势欺人的恶霸土豪，总是充满憎恨。到了读高中时，我碰到了一位我极其尊敬的老师——著名生物学家朱冼先生。当时他因上海沦陷，回到老家临海店前村；我就读的回浦中学，也正好因避日机轰炸搬到店前村，于是他就成了我们的生物学教师。
朱先生留法时同李石曾、吴稚晖、巴金等，都接受了安那其主义（无政府主义）。受了他的影响，我读了一些克鲁泡特金、巴枯宁等人的著作，于是也成了安那其主义的信仰者了。这些书打开了我的眼界，使我思考现实社会不公的原因，觉得社会制度必须改造。共产党建立政权后，宣传“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那时我幼稚无知，认为共产主义似乎与我原先信仰的安那其主义（无政府主义）颇为符合，因而受它的吸引，成为共产主义的信仰者和拥护者了。
于是我把共产党和毛泽东看成中国的光明未来和希望。
我出身于三代书香门第，曾祖父在前清做过官，早死，到祖父时家道败落了。父亲小时在台州六中读了几年书，因家贫，中途辍学了，就开小店从商。积累了点资金以后，他又开办酒坊，兼营山区土特产，如竹木薪炭等，家境慢慢富裕起来。他犯了一个当时无法预知的错误——买了些田地，于是在共产党的土改运动中，就被划为地主，并因此而丧了命。
当时我只是一个思想单纯的书生，对共产党其实一无所知。我既把共产党看作中国的希望，当然把它想像成一个仁义的政党，相信它所实行的政策，一定也是仁政。我在报上的宣传中，在一些公开的土改政策文件中看到，土改的目的是解放农村生产力，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对地主本人，则是改造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只有极少数恶霸地主，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才予以处死。
因此我对土改抱着十分乐观的幻想，怎么也想不到父亲会惨遭屠戮的下场。我以为，父亲虽有些土地，但也不多，他主要还是经商的，按政策，是个工商业者兼地主。这比起单纯进行封建剥削的地主来，罪行要小一些，惩罚也应轻一些，也许还可以保有经商的那份财产吧——真是幼稚无知得可笑！再说，他一生与人为善，没有欺压过任何人。因此我压根儿也没想到，一个推行社会正义的政党，会把“恶霸”的罪名横加到无辜者的身上。至于分田分地，或者强迫劳动改造，那也没有什么，这是建设社会主义不能避免的阵痛，我应该支持。
可是我错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是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暴行。搞土改他要来一次血腥的大屠杀。那时我家邻近各村，几乎“村村见红”，不少地主之家，还是父子双双罹难的。我们邻村的岭下和叶岙二村，就各有两户人家父子同时被杀；我们村有个地主与我父亲同时被处死，还好他的儿子及早出逃，才幸免于难，但以后还是被抓，送新疆劳改了十几年。回忆起这场大屠杀，我真不寒而栗。一九四六年我患肺结核，曾在家养病三年，幸而土改前一年病愈，当了中学教师，不然我一定也成为枪下之鬼了。
虽然我家惨遭此祸，我对共产党的信仰仍没有动摇。我相信报上公布的才是共产党真正的土改政策，只因基层干部文化、政治水平都太低，执行政策出了偏差，才杀了无辜的好人。以后每看到运动中这些残酷的现象，我也常常这样解释；我太相信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美好理想了，总无法把这些暴行同它口头宣传的仁义的革命目标联系起来。再加上每次运动来时群众表示的热烈拥护，使我误认为这是共产党得民心之故。这种幼稚无知，使我长期迷误不醒。
一九五七年，我在杭州浙江师范学院（大跃进时改名杭州大学，后又并入浙江大学）中文系教书，那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接着又号召人们助党整风，鼓励群众“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保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中共反右运动，批斗讲真话提意见者。（网络图片）
各级领导大力发动鸣放，人们的顾虑逐渐打消了，座谈会上有人开始发言了。领导对大家的批评，总是大加表扬，于是发言愈来愈热烈，学生的大字报对党员干部提的意见更尖锐。
当鸣放正热火朝天的时候，忽然《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令人惊得目瞪口呆的社论：《这是为什么？》于是风向顷刻发生逆转——助党整风变成了反右派运动。首先被揪出的右派，大都是各系的教授。我们中文系教授任铭善也在其列。
那时我对政治太无知了，根本想都没想到这个运动会搞到我。我个性沉默寡言，座谈会上极少发言，也没有写过大字报，所以心中坦然。可是一天，党委副书记朱子英忽然走进了我的寝室。坐定之后，他开门见山，切入正题，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来，摊在我面前，指着说：
“这是你的朋友陈松泠转来的信，你在信中的一些言论，是极端错误的。”
我一看，果然是不久前我写给陈松泠的信，有的句子下面划了些红杠子。原来我和他谈起我校的鸣放情形，以及我对有些问题的看法。我谈到肃反时学校党委发动教师斗“反革命分子”，可是最后却查明不过是些早已交代过的历史问题，并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反革命分子。但这场运动却导致中文系一位张姓教师自杀，并严重地伤害了同事之间的感情。我还连带谈到苏联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认为在肃反问题上，我们也有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错误。
信中划了红杠的地方，就是这些句子。
但我写这封信的本意，其实主要并非批评共产党的错误，而是称颂共产党的伟大，称颂这次整风运动。共产党虽然过去犯过这些错误，但认识了错误后，就决心改正，这正是共产党、毛主席伟大的地方。我还表示，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中国会走向幸福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前途是光明的。
一个思维正常、不带偏见的人，谁都看得出这是信中的主题思想，十分明确。我指着信末这些热情洋溢，真诚赞扬共产党、毛主席的话，进行剖白和自辩。
朱子英对我的辩解不置可否，谈了几句就走了。
第二天就召开了一场对我的批判会，除了中文系全体教师外，别的系也派来了代表。会上的积极份子众口一词，都咬定我的言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我虽然在信中极口赞扬共产党和毛主席，但是对这些一心要置我于死地的打手们，无论怎样昭如日月的真理，都可把它踩在脚下；他们可以完全不顾逻辑，断章取义，肆意歪曲，在后台的支持下，狂吠怒号，扑在猎物的身上乱撕乱咬。
对这场从大鸣大放到反右运动的急剧转变，我的思想怎么也转不过来。伟大领袖不是保证“言者无罪”，保证“不扣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的吗？一国的领袖，怎么能这样言而无信？提意见的人是否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我不知道，至于我本人，自问确实是一片真心，没有一丝一毫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的。我感到委屈，想不通。
比起北京这个“首善之区”和四川、陕西等地来，浙江对右派的处理甚至可说是极其仁慈，极其人道的。我校的右派都被作为一般干部，下放到萧山一个生产队里劳动，而且不宣布右派身份。农民是淳朴善良的，虽然也知道他们的底细，但都把他们看作同志，态度亲切，而不是看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人。
可是，对我的处分却不同：我是遣送回乡监督劳动。我获得这样的处分，也是由于我的幼稚无知和轻信。
一位监管我的党员“启发”我：在系里处理我的会上，我应该把自己内心的真实思想向党汇报，以表明自己的真诚悔过。我真是个傻瓜，果然老老实实地认真交代，把自己的思想从不通到想通的过程一锅子端出来。结果领导并没有如这位党员所说，把这看作是我真诚悔过的表现（也许这里又埋藏着一个“阳谋”），反而把我的发言看成“猖狂反扑”，因而给了我从重的处分。
系领导在会上宣布对我的处分时说，本来他们并不打算这样处分我的，但鉴于我的恶劣态度，他们要另作考虑了。推想起来，这些审判官们一定怀着险恶的心理：一个恶霸的儿子必定会遭人痛恨，回到自己的家乡，群众会把对“恶霸”父亲的仇恨发泄在儿子身上，够我消受的。可是共产党的悖逆的逻辑常常与现实相左：他们以为被处以极刑的人，一定是遭群众痛恨的恶人，却不会反省他们自己在滥杀无辜，杀的却正是受人同情的好人。
我父亲不但与人无怨无仇，而且做了许多好事，比如为人排难解纷，给人治病等等，因此深受村人的敬重。年青时他自学中医，虽不以行医为业，但常为村人义诊，把不少人从死亡线上挽救回来。农民是知恩的，受惠者把他看作恩人。村人知道父亲要被处死，企图营救他，发动贫下中农在申请书上按指印，呼吁土改队赦免他。当然，共产党决不会倾听这样的呼声的，它的政策就是要大杀地主。
这些情况，当然是我的审判官们始料不及的。他们没有想到，对我的重判反而便宜了我，使我的劳改生活过得更轻松愉快。
我在家乡监督劳动七年，除了三年饥荒时得了浮肿病，几乎饿死外，我从没有像在杭州学校里那样，受人歧视，受人欺凌和斗争。生活在淳朴的村人之间，我反而感到温暖。特别是村中的老人，都同情我，照顾我，觉得我不应受此不公正的处分。但当然也有个别共产党的流氓干部给我穿小鞋——不过同别的地方的右派相比起来，这些根本算不了什么。
我于一九六三年摘了右派帽子，一九六五年回校。次年，十年文革的黑暗时代开始了。校园里到处是大字报，对老师们的某一句话无限上纲，乱扣帽子，有些观点简直荒唐透顶，十分可笑。运动迅速发展，许多人被批斗，另一些人被戴高帽，挂牌游行。我本人也挂过写着“牛鬼蛇神”的大牌，关过牛棚。
我对这些现象感到迷惘，但此时我还沉迷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美梦里，没有觉醒过来。我还相信毛泽东是真正为了反修防修才发动这个运动的，至于“革命群众”，我以为他们幼稚无知，做事走极端，其实是违背了毛主席的政策的。
这场运动愈来愈失控了，特别是武斗，自己人打自己人，自己人杀自己人，使我十分反感。到了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倒时，我更感困惑不解了：一个几十年来一直并肩战斗过来的同志，竟忽然成了叛徒、内奸、工贼，真太难想像了。
直至林彪事件发生后，我才由怀疑到豁然大悟：所谓“文化大革命”，其实是党内的一场权力之争。毛泽东的真实面目终于彻底暴露了。官方拿出来为毛泽东文过饰非的所有解释，都显得苍白无力，无法自圆其说。伟大、英明、一贯正确、从无失误的圣主明君，怎么会这样失察？怎么会把林彪这样阴险的奸臣，视为亲密战友、并在党章上定为接班人？这位一生最忠于毛主席，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捍卫毛泽东革命路线的第二把手，又怎么竟会变成要暗杀他如此崇拜的伟大领袖的敌人？过去在宣传里把他抬得这么高，几乎是完美无缺的人物，怎么忽然在一夜之间变成一无是处的坏蛋？林彪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写入历史的战功，也都一笔勾消了！——这是实事求是吗？
无论毛手下的文痞们怎么善于玩弄生花妙笔，铁定的事实终究是抹煞不了的。谎言就是谎言，是骗不了人的。
于是我心中这座伟大的神像，从高处摔了下来，砸成一堆碎片了。
（原文有删节，仅代表作者个人的观点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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