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月21日，时任中共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海军副司令员、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中将“投井自杀”，紧接着，发生了一连串蹊跷的事情。

中共元帅陈毅曾说：“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相信陶勇会自杀。”中共大将粟裕说，他一生最大的憾事，就是没能在有生之年，把这件事的真相查出来。陶勇文革中投井，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背后牵出哪些政治黑幕？

陶勇“投井自杀”

陶勇投井的地点，是在上海市东海舰队第四招待所的后花园。这天上午，他与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一起，商谈营救被打倒的原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中午，他还和廖政国一起吃饭、喝茅台酒。当天下午，却发生了“陶勇自杀”事件。

2017年，中共党刊发表《死因成谜的海军中将》一文，其中披露了陶勇“自杀”的有关细节。

据当时第四招待所所长回忆：他走到一口浇花的水井边，朝里一看，大吃一惊。“有人跳井啦！”他这么一喊，周围的人急忙跑过来。只见井里面一个人低着头，一顶军帽漂在水面上。有人俯下身子，用力一拉，原来是陶勇司令员。他们立即将陶勇抬进105房间，海军411医院的抢救组也闻讯赶来。虽然采取了各种措施，包括开胸急救，但是，全都无济于事。

一个曾经在战场上摸爬滚打几十年、身上7处被子弹击中都没有死的中将，一个曾经在大海上指挥作战的海军高级军官，最后，竟然在一口小水井里淹死了！

据现场参与抢救的人员回忆：陶勇后脑部有一个大血肿，像是先用硬物击伤的，可能是先被打昏，死后被扔到井里。制造陶勇自杀的现场，没有三五人一起行动，是完不成的。因为这口井直径只有半米多，刚容得下一个人；水也不深，人站在里边挺直身子没不到顶，水面离地面不到一米，就是跳进去，也淹不死。

现场参与抢救的一个工作人员说，他曾连续两次向东海舰队政委刘浩天报告：“陶司令抢救无效，已经死亡，请政委到现场看一看。”刘浩天没有一点点震惊的感觉，只说，死了就死了，请示上面之后再说。在抢救陶勇的全过程中，刘浩天和那位平时表面上显得“最尊重”陶勇司令员的高志荣副司令员，一直没有露面。

陶勇的遗体被批斗

这还不是最蹊跷的。当时，陶勇胸部切口的地方还没有缝合好，东海舰队体工队、文工团、护校的造反派四五十人，就冲进第四招待所大院，高呼：“打倒大叛徒陶勇！陶勇罪大恶极！”

陶勇穿的棉衣血迹很多，招待所管理处的沈处长拿了一件新棉衣给遗体换上。结果造反派看到后，立即抓住他在大院里游斗，强迫他敲着一个面盆，边走边喊：“我是陶勇的小爬虫。”

造反派还将陶勇的遗体拖到草坪上，将早已准备好的大牌子挂上，高帽子戴上，一手拿酒瓶，一手拿稻草。帽子上写着“罪大恶极陶勇”，牌子上写着“打倒大叛徒陶勇”。他们还用墨汁在陶勇的脸上画了一个大大的“X”字，摆好姿势后，不停地拍照，有人还向陶勇吐痰，用脚踢。

事发不到2小时，东海舰队政委刘浩天就宣布：“陶勇一贯争强好胜。这几天，他害怕自己卷到苏（振华）、罗（瑞卿）圈子里去，所以，才走了这条绝路。我看他是畏罪自杀，抗拒运动，是叛徒行为。”紧接着，由刘浩天审定的《陶勇自杀的经过和初步分析》的急件发到北京，送到海军政委李作鹏手上。

事发不到4小时，李作鹏就以海军党委的名义发出通报称：“叛徒陶勇，畏罪自杀。”

陶勇的妻子被迫害致死

陶勇死后三天，他的家被反复查抄，连天花板都被揭了，他的妻子朱岚被抓去审讯，多次遭到殴打。

1967年1月24日晚，也就是事发后第三天晚上，一辆卡车拉来满满一车造反派，气势汹汹地闯进陶勇家，把他睡梦中的孩子从床上拖起来。客厅里乱哄哄地挤满了人，正中放着一张茶几。然后，几个彪形大汉把朱岚押进来，将她扭上茶几，喝令她跪下。朱岚已经3天粒米未进，加上极度悲伤和愤怒，身体十分虚弱，神志也有些恍惚。但是，她一听到这话，立即勃然大怒，说：“我没有罪，为什么要跪？要跪的是你们，杀人的刽子手。”造反派恼羞成怒，扑上去，对她又是一顿拳打脚踢。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曾派人来劝朱岚，要她尽快离开上海这块是非地。朱岚对来人说：“不把陶勇的问题搞清楚，我不离开上海。”

从那以后，她到处写信、寄信、告状，替夫申冤，招致的却是更大打击。1967年8月的一天，朱岚突然被抓捕，并被秘密关押起来。专案组夜以继日轮番对她围斗、拷打，逼她承认是“日本特务”，要她交代陶勇的“通日罪行”，包括向日本“借道”之事。朱岚被打得遍体鳞伤、肋骨折断。两个月后，她被迫害致死。

陶勇“被自杀”的两个原因

说到这里，朋友们一定很纳闷，陶勇究竟干了什么，招来如此大祸？

一个原因，是他在文革的权力斗争中站错队，并一再保护被冲击和打倒的上海头号“走资派”陈丕显。

1967年初，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上海造反派开始夺权运动。1月4日，他们夺了《文汇报》的权；5日，夺了《解放日报》的权。6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等人，借用全市造反组织的名义，召开“打倒市委大会”，批斗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等市委、市政府领导。当时，陈丕显想找一个地方开市委常委会都找不到，就向陶勇借地方，陶勇立即把东海舰队司令部礼堂借给他。这件事很快被汇报到中央，陶受到严厉批评。

有一天，陈丕显被造反派抓走并关押。陶勇得知后，立即驱车前去寻找，结果没有找到。回司令部后，陶勇挂电话给东海舰队机场负责人龚云池说：“老陈被抓起来了。你给我准备几个房间，我要把他弄出来，然后送到你们那儿去，你给保护起来。”

就在临死的当天，陶勇跟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说：“我有一个计划。我要亲自带一个警卫排，悄悄冲到关老陈的地方，把他背了就走，然后秘密保护起来……”这段内情，是陈丕显在2005年写的《缅怀战友曹荻秋、陶勇同志》一文中披露的。

毛泽东发动文革，在中央打倒了国家主席刘少奇、总书记邓小平，在地方也要打倒一批刘、邓的代理人。陈丕显被认为是刘、邓在上海的代理人。毛希望上海的造反派带头，夺市委市政府的权，然后在全国开展夺权运动。陶勇要保护毛想打倒的上海头号“走资派”，能有好果子吃吗？

陶勇“被自杀”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在抗日战争时向日军“借道”打国民党军。

据回忆陶勇的文章《“拚命三郎”陶勇手下的“孤胆英雄”》记载，抗战时期，身在新四军的陶勇，在江苏中部通海地区驻扎。有一次为进攻国民党军队，他派警卫排长毛俊雄给日本人写信，要求“借道”日据地盘；日本人乐于坐山观虎斗，欣然同意。

陶勇借日本人之力，迂回到国军的侧翼出击，打了胜仗。有人认为，陶勇这“借道”之举，为他在文革中被打成“叛徒”埋下祸根。

文革结束后，中共对外宣传说，陶勇是被林彪一伙害死的。但是，1971年9月13日林彪在蒙古离奇死亡后，中共成立了一系列专案组，审查与林彪有关的人。对陶勇之死负有直接领导责任的时任东海舰队政委刘浩天，却能安然无恙度过审查；另一个重要责任人、被认为是林彪“死党”的时任海军政委李作鹏，在被审讯时，居然也能避开陶勇之死。

一种解释认为：当初，陶勇向日本人“借道”打中国人，不是他个人的决定，而是中共更高层的决定。但是，中共更高层没人愿意替他承担责任，只好让他背黑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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