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于早期加入过红军的台湾人蔡孝乾，在加入国民党后，撰写了《台湾人的长征记录——江西苏区･红军西窜回忆》一书，回忆了当年中共高层在苏区的共妻生活。书中回忆，当年在中共统治下的江西苏区和陕北苏区盛行自由婚姻关系，当年苏区的妇女离婚、结婚都是自由的、一个女子结婚三、四次，甚至五、六次都是司空见惯。而这里所说的，还是指公开的婚姻关系而言，至于非正式的“秘密老公”或“秘密老婆”之类的现象，更是非常普遍。
《台湾人的长征记录——江西苏区･红军西窜回忆》谈到了金维映、邓小平和李维汉的三角关系。一九三三年邓小平被国际派指为“罗明路线”在江西的执行者，而遭整肃之后，金维映即与邓小平分离。此时李维汉（化名罗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金维映与邓小平分离的同时，也离开了工作岗位——中共江西省委会（设于宁都），调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嗣被派到“胜利”县担任扩红突击队长。由于她在扩红突击运动中立了“功”，因被提拔担任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武装总动员部（部长罗荣桓）副部长。由于工作关系，金维映与李维汉接触的机会多了，不久便和李维汉没有经过任何手续而结为“夫妻”，而且得到“公认”。一九三四～三五年，金维映随红军西窜到了陕北，仍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一九三六年中共在延安设立“抗日军政大学”，金维映任该校女生队队长，这一段时间她与李维汉的关系是正常的。但好景不常，一九三七年抗战开始，大批的女学生涌进延安，李维汉另有新欢，金维映成了黄脸婆，她和贺子珍（毛泽东妻）、刘群先（博古妻）同样的命运，被送到莫斯科，名为“留学”，实为遗弃了。
金维映与邓小平、李维汉的三角关系，最后被遗弃。（网络图片）
湖北人民出版社在1987年编印了中央档案馆的《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档汇集》，里面亦提到，根据中共当时的统计：在湖北省红安县、黄麻县、黄陂县、光山县等地的中共负责人“约有四分之三的多数，总与数十、数百女人发生性的关系”。
曾任中共宣传部秘书的郑超麟的回忆录《革命与恋爱》的章节中提到，已有家室的中宣部长彭述之先后与蔡和森的妻子向警予、罗亦农的妻子等人发生婚外性关系；向警予死后，蔡和森又夺去了李立三的妻子李一纯。而罗亦农后来又夺去了贺昌的妻子诸友伦；李一纯则先后与杨开智、李立三和蔡和森组成过家庭。
历史学者陈宪辉着《二十世纪中国纪事》第31章亦提到，毛泽东等人到了延安不久，中共高官开始了第一轮的换妻潮，毛泽东首先离婚再娶，抛弃贺子珍而和江青结合；黄克功求婚不成、竟连开两枪杀害陕北公学只有16岁的女学生刘茜，而且事后还大言不惭地反诬“刘氏狼心恶毒，玩弄革命军人！”
另据《解放日报》主任记者、上海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朱鸿召所著《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一书指出，权力跟性二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邓力群趁着李锐在延安整风时挨整之际，趁虚而入，占有了后者年轻的妻子范元甄。这些都是当时延安流行的一种风气。所以，作为文化人的王实味、丁玲来到延安之后，看不过眼，撰文抨击延安的乱象。据说，贺龙从前线回到延安，冲着王实味这些文人大骂：“老子在前方卖命，你们在后方骂娘！”
解放军未必解放到老百姓，但实行了性解放，倒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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