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做贼的年代

在上世纪60年代，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庄稼减产欠收，有些地方简直就是颗粒无收，人们食不果腹、饥肠辘辘，国家还要求人们勒紧裤带还外债。当时农民的口粮标准大约是300斤，这都是毛粮，折成成品粮则每天不到六两。 一面是繁重而长时间的重体力劳动，一面是无油无菜没有副食的饭食，……特别是快到晌午时，那种饿得一点都动弹不得的劲头，没有亲身体验的人是很难理解的。

每当大食堂开饭钟敲响，家家户户便派人拎了小瓦罐，到大食堂排队打饭。炊事员用大马杓舀粥，一点儿也不会多给。稀粥打回家里，全家谁也不敢动，先由长者用杓子把罐底的米粒捞给小孩子吃，大人们只能喝稀的。那粥稀得照见人影儿，喝到碗底，才能看见有一点米颗子，人们都叫它“瞪眼儿米汤！”

后来，连这清汤也没有了。大食堂里每顿饭都熬一锅烂菜叶子，这是经过雨雪冻干的芋头叶子，经过水熬软了，放上一点盐。炊事员想把谷糠用水淘淘，团成团子，放在蒸笼里蒸。蒸熟的谷糠都散开了，吃的时候用手捧，扎嗓子眼儿，不喝水糠就送不下去。装进胃里扎得难受，到拉屎时就更难了，人憋得直叫也拉不出来。我的表弟，小时候吃多了谷糠，拉不下来屎，疼得满地打滚。妗妗让表弟撅起屁股，用手指从表弟的肛门里一点点往外抠，疼得表弟头抵住墙大声惨叫。如今他已是快60岁的人了，仍然又瘦又弱，每当见到他，我就会想起那惨叫的声音。

再后来，大食堂的烟囱终于不冒烟了，就连菜叶也供不起了，人们被饥饿逼得发疯般地寻找吃的东西，不管是人能吃不能吃的，统统被找来吃下肚去。

那些年，因为饥饿，人们能想的办法均已想尽想绝。可以吃的以及不能吃的东西也都全部啃了，嚼了，吞下去了。榆树皮、杨树皮剥光了，柳树皮比黄连还苦，也剥下来烤干磨成粉咽了下去。还有什么？有人说酒糟可以果腹，因此酒糟也被人抢光了，就连棉絮也扒出来吃了，人肿得不成样……

玉米芯去掉外衣，切成碎条，放入锅里炒干，再用磨磨成面，兑上一点玉米面做成窝窝头，也很甜。搭在树上，扔在墙头的山药蔓子原本要晒干后喂羊、喂猪，如今，饥饿的人们顾不得猪和羊了，先把山药蔓子用铡刀铡成寸把长，放锅里炒，再用石碾碾碎；用石磨磨成面；用箩一遍遍地箩，不用兑面，就可以做成窝窝头，吃的时候，味道有点苦。

听说还有吃死人的，人都饿疯了，有的人就偷偷去铇新坟，挖出死人来吃。后来人死了就扔在路边，也没人埋了，就会有人弄去吃了。

人人饿着肚子，大人们忍着，小孩则一声声地哭叫。白天，小孩扔在家中，大人上山干活去了，听不见哭叫声；夜里，小孩的哭叫声撕人心肝：“妈啊，我饿啊，我要饭……”

偷盗，本来不是件光彩的事，可在饥饿的逼迫下，偷也成了一件人人可为的事情。一时间，偷盗之风颇盛，大人偷、小孩偷、妇女偷、老人偷，不偷不行，不偷就可能饿死。

播种时偷拿种子，把种子埋藏在土里，收工后再去拿回家吃。因为收工时干部要搜社员的身，衣袋、裤兜都要翻出来检查，无论男女老少都是如此。所以只有在没人看见时埋在地里，过后没人时再去取。

收获时更有五花八门的行为，能生吃的东西大家都争着去干，如掰苞米，再傻的人都会弄几粒放进嘴里，当然也免不了要吃进一些泥土。挖土豆也是如此，有意无意地把土豆挖烂，看当官的没有注意时，迅速地往嘴里塞，狼吞虎咽地就进了胃里。

为了生存，为了活命。就是那些蚕豆、麦穗，人们也会生吃，在麦子将要收割的时节，路边上的麦子完全没有了麦粒，那些麦粒都被“顺手牵羊”了，早已填进了人的肚子。

舅舅对门院有个及弟婶是个小脚，扎着裤腿，穿一双粽子般大的鞋，她看见别人播麦时故意让麦粒溜进鞋壳，然后走回家把麦粒倒出，她鞋里装不下多少麦粒，就将麦粒塞进裤子里，结果塞得过多，裤管下坠得厉害而被发现了。及弟婶脸皮薄，回家后羞愧地喝了老鼠药。但老鼠药过时了，她没有死去，只昏昏沉沉地睡了一天。

村里的孩子在割草时，一起偷瓜、摸枣、抓鱼是常事。他们烧麦粒吃，新鲜麦穗，放火上一燎，搓掉糠皮，半生半熟，白汁丰富，味道鲜美。没麦粒吃了就烧玉米、烧地瓜、烧豆子吃，反正都是生产队的，不吃白不吃，吃饱就省下了家里的口粮。

那时有两个笑话在人们中间流传：

有人问：“到什么时候才没有偷盗现象呢？”有人回答：“到共产主义就没有人偷了，因为在社会主义阶段一切都被偷光了。”

某公社一社员在河里捉到一条大鱼，高兴地回到家里和老婆说：“看，我们有炸鱼吃了！”

“没有油啊。”

“那就煮！”

“没锅。”

“烤鱼！”

“没柴。”

社员气死了，走到河边把鱼扔了回去。那鱼在水里划了一个半圆，上身出水，举起右鳍激动地高呼：“毛主席万岁！”

“往事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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