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所谓的“红二代”，想必大家都不陌生，是指中共夺取政权元老的子女。现如今，红二代中，有的人在当政，比如习近平；有的人被关进监狱，比如薄熙来；有的人移居海外，比如李南央。而移居海外的红二代中，一些人走上了与中共决裂的道路。

今天，我跟大家聊一聊四位与中共决裂的红二代。

第一位 原中共大将罗瑞卿之子罗宇

罗瑞卿曾是毛泽东身边的一员大将，是中共建政后第一任公安部长；之后当过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央军委总参谋长、中央书记处书记。1965年12月，罗瑞卿被毛泽东打倒，次年3月被逼跳楼自杀，摔成重伤。1966年5月文革爆发后，他再被打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成员。

父亲被打倒后，当时在清华大学读书的罗宇成了“黑帮子弟”，被劳改5年。文革结束后，罗瑞卿平反复出，到中央军委工作。罗宇呢，1988年授总参谋部大校军衔，在总参装务部空军处任职。

1989年，“六四”惨案爆发。军队开枪的隔天，罗宇按原计划到巴黎出席航空展。但是，他因为不满邓小平下令屠杀学生而“逾期不归”，之后愤然请辞。1990年，罗宇随团出访时出走国外、与中共决裂，1992年被江泽民开除党籍、军籍。

2016年，罗宇的回忆录《告别总参谋部》在香港出版，里面披露了中共高层的许多黑幕。

罗宇比习近平大9岁，罗习两家关系很好。2012年习近平成为中共党魁后，罗宇一度对他寄予希望。从2015年12月3日起，罗宇在海外发表《与习近平老弟商榷》的系列公开信，劝习顺应时代潮流，结束一党专政，开放党禁、报禁，搞司法独立、民主选举、军队国家化等，走自由民主道路。他还一再呼吁习近平平反“六四”和法轮功，抓捕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

罗宇至少写了31封公开信。可惜“精诚所至”，习近平的心却没被打动。中共十九大后，习一路左转，将“一手好牌打成烂牌”，内政外交危机四伏。2019年11月之后，罗宇不再给习写信。2020年10月22日，他在美国去世，享年76岁。

第二位 原毛泽东秘书李锐之女李南央

李锐一生三次挨整：第一次是上世纪40年代延安整风时，被当成“特务”关押。第二次是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被撤职，开除党籍，下放北大荒劳动。第三次是文革时期被关进秦城监狱八年。1979年平反后，李锐任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晚年，成为中共体制内自由派代表人物之一。

因为受父亲的牵连，李南央在少年和青年时代受到过很多打击。“六四”天安门屠杀后，李南央经苏联绕道西欧，再到美国，先后在德克萨斯州美国超级超导对撞机国家实验室、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国家实验室，以及SLAC国家直线加速器实验室任工程师。2014年退休后，她到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任客座研究员。

李南央在中国生活40年，旅居美国30年。她对中共的反思，主要是围绕她的父亲李锐、生母范元甄、继母张玉珍展开的，并写下了《我的父亲李锐》、《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和《我有这样一个继母》等书。书中对三个人的生平有详细的描述。

比如，李锐年轻时追求“进步”，加入中共，一生饱受磨难，到晚年终于觉醒。李南央曾经问父亲：“你从什么时候就比较大彻大悟了？”李锐回答说：“是平反复出以后，1979年到美国来，一下飞机，彻底醒悟了——共产党的这条路线已经完全错误了。”

李南央的生母范元甄，原本是出身有钱人家的大家闺秀。天真无邪的秀美少女，18岁到延安投入革命“熔炉”，在中共的持续洗脑下，最后变成了一个思想僵化、满脑子阶级斗争的“马列主义老太太”。

虽然官至十一级，享受副部长级待遇，但是用李南央的话讲，“她（范元甄）是一个异化的人，这一生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改造思想”，“（她）不会做人的女儿，不会做人的妻子，也不会做母亲，非常失败”，“在共产党这口大染缸里被染得浑身漆黑。”
李南央的继母张玉珍，15岁参加革命，是十七级干部，因为嫁给李锐，也享受副部长级待遇。李南央说，就因为是老革命，张玉珍把中国农民身上的愚昧、落后、劣根、最肮脏的一面，发展到了极致，而把农民本来的纯朴全丢掉了。她还举了很多具体事例，任何一个有常识的人看了，都感到不可思议。透过继母的言行，李南央说：“为了一己私利，什么道德，什么情意，什么夫妻之情，他们什么都没有的，这就是共产党的本质。”

第三位 独立史学研究者李江琳

李江琳的父亲1940年加入中共，1956年反右运动时，因为拒绝在单位里打出5%的右派，一直没得到提拔；他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被整得很惨。李江琳的母亲18岁加入中共，被洗脑洗得极其彻底，到了离开“组织”就无所适从的程度。

李江琳本人在复旦大学读本科，在山东大学读硕士，后来留学美国，获犹太历史方面的硕士和图书馆学硕士。现居美国的李江琳，出版了《1959拉萨》、《1956-1962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战争》、《藏区秘行》等。

李江琳发现，中国农民一直很苦，她父母一辈的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挨整，过得也很苦。她从内心深处发问：中共搞革命到底是为了什么？

经过研究，她终于明白：“中国共产党，它不是民众自发成立的组织，它是彻底的外国代理人。”

“（中共）从成立一直到延安时代，都是（苏联共产党领导下的）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一个支部。它的所有重大决定、人事变化，还有所谓的长征，都是经过共产国际批准的。”“（中共）从成立到现在，它推行所有政策时使用的方法就是暴力，极其残酷的暴力，就是一路杀过来的，直到现在都是这样，谁不服从就杀谁。”

李江琳表示：“我的选择就是摒弃这一切。我拒绝接受你们（中共）的遗产。”

第四位 《解放军报》记者江林

江林的父亲是陆军少将，爷爷在抗日战争时加入新四军。江林自己18岁参军，进了第四军医大学。之后，她因写了一篇轰动一时的报导，被调到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宣传部；1986年到《解放军报》当记者。1989年，江林亲历“六四”天安门屠杀；2019年，她抵达美国。

“六四”是江林对中共从认同到决裂的转折点。后来接受“新唐人电视台”采访时，江林特别提到当时有张爱萍等七位上将给中央军委写信，说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不要对人民开枪，不要进城，但邓小平置若罔闻。

1989年6月3日晚，得知军队开枪的消息后，作为军报记者的江林决定立即去天安门。当时，她正在张爱萍上将的儿子、总参军训部战役训练处处长张胜的家里。张胜觉得她一个人不安全，提出跟她一起。于是，江林和张胜一家三口骑着自行车，去了天安门。

江林回忆说：“天安门的枪声是非常密集的，密集到什么程度呢？就像过节放鞭炮一样。”之后，她在东华门附近被武警暴打得头破血流，是路过的一辆轿车把她送到协和医院。经简单处理后，她被转往中日友好医院。

回忆起那么多人被军人开枪打死、打伤，江林说：“我真的是非常不能接受，你知道那种感觉是什么吗？就好像你看着自己的母亲被强奸的那种感觉，是非常难受、非常痛心的。”

透过“六四”屠杀，江林说：“（她）看到了共产党的两个本质，一是它的一党专政，二是它的党军体制。这个党军体制是使它的一党专政能够持续下去，能够这么持久而且还在发展的一个根本。”“它就仗着这个军队能够镇压你，能够拿枪把你打死。所以你从这个‘六四’可以看出来，香港问题、新疆问题，都如出一辙，它就是靠这个来统治的。”

江林还说，她之所以沉默30年后才谈“六四”，是因为“之前对中共还抱有一丝希望，希望他们中还有一些良心未泯的人能站出来，平反和纠正‘六四’错误”。但是，她等了30年，没有等到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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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2/5/30/n1374886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