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特科的红色特工，当年渗透了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每个角落，为中共收集了大量的军政情报，使中共在多次危机中得以保全。而中共以“统一战线”为名进行的与国民党军队的互不侵犯协议，更是让几乎陷入绝境的中共军队有了喘息和发展的机会。 历史上第一个统战协议是红四方面军与杨虎城陕军签订的“巴山协议”，而促成和实现这一协议的就是隶属于中共特科的秘密党员武志平。

中共历史上首个“巴山协定”

武志平1901年出生于北京通州一个书香世家，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1933年，任西北军杨虎城部少校参谋期间，被中共特科王右民、宋绮云发展为中共党员。任务是为中共搜集各种军事情报、煽动军人反叛，同时，要求他设法促使杨虎城不要与共军正面冲突，给共军提供便利。

当时，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窜逃至川陕巴山地区，国民党准备让刘湘的川军和杨虎城的陕军对红四方面军形成包围之势，计划将未站稳脚跟的红四方面军剿灭在巴山地区。

武志平经过仔细分析，计划从受杨虎城器重和信任的高级顾问杜斌丞作为突破口，武志平找到他，跟他提了“陕军最好与共军建立秘密关系”的建议，杜斌丞很感兴趣，并告知了杨虎城。后杨虎城亲自给武志平修书一封，让他帮助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去“联络共军”，达成互不侵犯的协议。

孙蔚如与武志平经过一番深谈，决定派武志平携带着由孙蔚如代表杨虎城写给红四方面军领导的一封绢书，作为使者到共军驻地去联络和谈之事。

因去年鄂豫皖剿共时，西北军将领吉鸿昌派密使去与共军联络。结果不但被拒绝，还把来使杀了。这是前车之鉴，武志平“如何取信”共军呢？

他准备了一份“投名状”，他利用作战参谋的便利条件，将军队的最高机密文件，包括一套川、陕、甘地图以及国民党总参谋部颁发的甲、乙、丙三种秘密信号、口令、军用密电码、灯语、地对空联络标志等偷出，打包封蜡后准备带给共军。

1933年5月13日，武志平只身穿越山高谷深、野兽出没的大巴山脉，经过八天八夜的跋涉，终于见到了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

50年后，傅钟在《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一书中写道：“武志平带给红四方面军的宝贵礼物，是川、陕、甘三省的军用地图和西北军用的密码底本及其它联络信号。这些与军队存亡、作战胜败攸关的机密要件，是他冒着生命危险，穿过深山密林，闯过土匪、民团的封锁阻拦才安全带到的。他把这些礼物交给我，我当夜派骑兵把四川地图送给了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徐向前同志，把密码底本和其他材料送给了川陕军委和红四方面军总部。”

正是武志平带来的这些重要密件，令红四方面军对陕军的诚意打消了怀疑，于是派参谋主任徐以新跟随武志平回到汉中商谈协议。双方最终于1933年6月24日正式签订了秘密的“汉中协定”，又称“巴山协定”，内容是：1.双方互不侵犯；2.建立联络站；3.红军可到汉中采购日常用品；4.陕军馈赠部分药品和军用地图。为了绝对保密，双方指派武志平负责联络站，而且，此秘密协定不能见诸文字，双方只能口头认可。

后来，武志平在凉水井附近盖了两间民房，作为秘密联络站，并建立了三条秘密交通线。武志平通过这三条交通线，源源不断地给红四方面军送去医药、纸张、布匹、食盐、无线电备件、各地报刊等物资，解决了当时军队缺医少药、信息不通等问题，同时护送了多位中共重要干部进入陕北，如潘自力、张德生、廖承志、刘瑞龙、张光远等等。

徐以新在回忆录中谈到：“这条线就是从西安到汉中，然后进入根据地。……这样就打破了蒋介石把我们包围封闭在川北地区然后加以消灭的妄想，使我们找到了一个突破口。” 在此期间，红四方面军由入川时的一万人发展至八万人，成为其历史上的鼎盛时期，这里不能不提到武志平的功劳。

中共言而无信 令武志平无立足之地

一年时间里，大巴山五百余里的南线没有战事，本身就引起了国民政府的怀疑，而武志平长期运送物资也引起了注意，最为关键的因素是“川陕苏区所办的报刊上，透露了武志平在巴山两边来往活动的情况”。

中共的一份名为《捷报》的报刊上，不但公布了孙蔚如军长的密信，还这样写着：“西北军某部已与川陕地区红军发生了秘密联系，说明蒋介石内部已经分崩离析……”

孙蔚如也说：“过去我军驻防汉中时，曾给张国焘写过各驻原防、互不侵犯的信，结果被张国焘在小报上透露了出来，蒋介石知道了，没把我整死！”

果然，不久蒋介石就亲自发出了对武志平的通缉令。1934年6月，蒋介石给杨虎城发来电报：“据密报，有伍志平其人，自称系三十八军参谋，住在西河口附近。经常给共匪输运军火、汽油等物，仰就近查办，并告。蒋中正”

杨虎城复电道：“据查，我部无伍志平其人，给共匪输运军火事想系误传。”不几日，蒋介石又来电，将“伍志平”更正为“武志平”，其余一字未改。杨虎城不得已，发出了缉拿武志平的命令。

孙蔚如对武志平说：“共军的事只好到此为止。”并开除了武志平。他只好去上海找到了特科负责人王世英，也是王右民的上级。王世英却指示他仍回汉中，恢复秘密交通联络线。

国军、共党两边都不收留他，武志平只好回到汉中，通过参议王宗山说通了孙蔚如，孙蔚如同意武志平留在汉中，但要求他不能公开露面，不能与熟人接触，不能做任何不利于陕军的活动，不能在陕军担任职务，生活费自理。

武志平只得在汉中隐姓埋名蛰伏起来。在此期间，还完成了几次护送中共干部进入苏区的任务。

1935年中国新年期间，在陕军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红四方面军发起了突然袭击，包围了汉中城，孙蔚如急令王宗山找到武志平，让武志平去找共军指挥员。

武志平背着从上海带回来给红四方面军的军用电池、发报机零件和军事情报等，去找红四方面军。但这次他们对他极为警惕，派了几个护兵，在冰天雪地里转了十多天后才见到了总政委陈昌浩，陈告诉他，红四方面军准备离开川陕，西进甘肃，劝他尽快回陕军去。

武志平告诉共军，他们一走，自己作为密使无用了，关键是共军这次包围汉中，得罪了三十八军，孙蔚如不会收留自己了。他数次请求共军同意自己留下，并说自己可以帮忙借道甘肃，甚至说：“一旦西行，我会说服回军，为红军借道。要是不放心，你把我眼蒙上，叫向东不向西！”但是，任其苦苦央求，却仍然被共军拒绝。

后来在延安，武志平知道了红四方面军兵困祁连、妇女团全军覆没、西路军西征彻底失败，他痛心地质问张国焘：“当年我写给你的《塞上征鸿记》你看过没有？三万多字呐，专为你们写的！那上头的河西走廊情况，你们研究过没有?”“三番五次求你收留我，为什么？我可以向马家军借道！你，就是不允许呀！让你们蒙上我眼睛都不干！巴山条件那么好，为什么轻易放弃？杨虎城给你这么多支持，为什么派兵围攻汉中？为什么言而无信？”张国焘无言以对。

地图和密电码军事价值巨大

武志平第一次出使送去的地图是当时红四方面军中仅有的一份正规军用地图，被徐向前称为“雪中送炭”，视若珍宝，一直用来指挥作战。后来他曾在颐和园设家宴招待武志平，说这份地图被叶剑英悄悄拿走投奔毛泽东去了，可见这份地图对军队的重要性。

而密电码的作用就更大了，国民党军队的很多重要情报，就是据此截译的。1934年，通过破译川军电讯，曾将川军总司令刘湘发动的“六路围攻”的包围圈撕开了一个大缺口。

曾任红四方面军机要局局长的宋侃夫在《祁连山的电波》一文中说，在西路军失利的情况下，这份密电码“对破译马家军的电波起了很大作用，从而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及时提供了可靠的情报。”

被抓坐牢又遇车祸 后期命运更坎坷

西安事变后武志平去了延安，先后在陕北公学、马列主义学院受训。毕业后，武志平在宝鸡到成都一线，借经营汽车运输为掩护，收集军政情报，并发展情报网络。后来

被捕，在西安监狱被关押6个月后，他被送到西北青年劳动营，在那里，幸而遇见了一位陕北公学的同学在那里当看守，他得以享有可单独进城买菜的特殊待遇，一年多以后他逃了出来。

逃离后，1943年初，武志平凑了一笔钱，准备去成都谋生，哪想到途中发生了车祸，他受了重伤。住院后他的本钱也被花光了，身体也一时难以完全康复。无奈，他于1943年夏天回到了巴山交通线的旧地——冷水河畔。找到了他的妻子和4个孩子，他1933年秋，与秘密交通站站长肖成善女儿陈新英结婚，后来武志平介绍陈新英去延安吴堡青训班学习，陈新英加入了中共，后被分配回陕南从事地下工作。武志平回到陕南家中，过上了一段农耕生活。

1945年8月，武志平到张家口晋察冀分局，在那里他见到了老朋友晋察冀边区财政处处长南汉宸和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潘自力。谈起“巴山协定”之后的坎坷经历，两位老朋友无不为之唏嘘，他们说：“你为革命立大功啦，犒赏犒赏你，暂时不要走，就住招待所，吃好，喝好，好好休息休息！”

后来武志平在晋察冀边区财政处处长南汉宸手下从事商贸工作，在工作之前，他又回西安交待了自己在汉中发展的几个情报关系。西安地下党秦治安后来说：“多亏你那次来接头，蔡茂林提供的情报最多最及时，在保卫延安几次战役中，他的情报起了重大作用。

中共建政后多次被整

中共进入北平后，他在军管会房地产接管部任处长，后担任北京市园林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1952年，在“三反”运动中，他被人诬陷为贪官，关进了监狱。原因是他当众批评了一些人偷公园里的鱼，吃不完还卖钱私分的行为，得罪了他们。虽然半年后被无罪释放，但他因此失去了工作，却迟迟得不到公正的对待。

1955年南汉宸调他到国际旅行总社担任《旅行》杂志编辑，这时，他已经在家赋闲了3年。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武志平被抄家，收藏的字画、文房四宝等都被抄走。而且还发现了他因彭德怀被罢官而写的一首诗，这成了他“为彭德怀鸣怨叫屈”的罪证。

1967年，66岁的武志平被下放至宁夏劳动改造。两年后，才因病得以回北京老家治疗。当他回到北京后，才得知，因受他牵连，他的大儿子在隔离审查中自杀了。

1977年，76岁的武志平被彻底“平反”。仅被授予了一个“国务院参事”的虚衔。1982年，81岁的武志平刚享受到局级离休待遇，他的小儿子和15岁的孙女就死于车祸之中。

他的夫人陈新英1946年在汉中被捕。因她姓陈，被疑为陈昌浩的妹妹，行刑逼供之下，她疯了，承认自己就是陈昌浩总政委的亲妹妹。后被上送到西安监狱进行关押，直到被解救出来，她却永久地疯掉了。

然而，30年代就为中共工作并遭受关押致疯的陈新英在中共建政后，却什么也没有得到。她没有单位，没有工资收入，也没有医疗待遇。在神志清醒时，她多次向中共政府写信要求“落实政策”，但长期没有结果。

1987年底，中共建政已38年，距离她参加“革命”已经50年过去了，她才被“落实政策”，有了退休金和公费医疗。然而，享受此待遇不足两年，陈新英就故去了。

1991年，老伴去世4年后，一生为中共卖命，历经了无数悲催之事，并尝尽了人间苦难的武志平以90岁高龄过世。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2/9/18/n13827761.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