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习近平率一众新常委前往延安膜拜毛，并且首个参观地点就是中共七大会址。而正是在这里，在1942年，偏于一隅的中共，趁着国民党抗日之机，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残酷的延安整风运动。 中共党史专家何方认为，“整风”其实就是要把延安以及党内的一切党员干部培养成崇拜领袖的驯服工具。

事实也的确如此，毛希望通过运动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即树立“实用第一”的观点，一切对中共夺取政权没有帮助的马列书都被称作“教条”；肃清自由、民主、个性解放思想在党内知识分子的影响，确立“领袖至上”，“集体至上”，“个人渺小”的观念；树立“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的观念。同时使用感化和暴力手段，培养忠顺的中共党员和组织。

已故的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撰写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详尽阐述了整风运动的发起、经过和影响，诸多描写透露了整风运动是何等的恐怖。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前副主任李新回忆录《流逝的岁月》则描述了自己所在的北方局由邓小平主导的整风运动，算是另一种补充。

中共中央北方局是中共设立的一个领导北方暴力革命的地方机构。李新当时在北方局青委工作，主要任务是训练青年干部。因得到时任北方局秘书长和党校教务长杨献珍的信任，也帮助处理北方局秘书处和党校的一些事情，因此得以看过中共中央整风的所有函电。

当时发生了一件搞笑的事情。1941年5月毛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共中央给北方局也用电报发出了这篇文章，北方局和《新华日报》（华北版）都收到了，其中一句“有哗众取宠之心”中的“哗众取宠”电码不清，杨献珍便回电要求延安重发，而《新华日报》则自己推断是“雾中取宝”，不仅以此发了全文，还写了一篇文章加以赞颂，题目居然是“雾中焉能取宝？”等到延安重新发来正确文字，错误才被澄清，而这样的大笑话中共党媒估计是不敢公开的。

1942年，北方局书记的职务由彭德怀代理，他对中央发来的一切指示，都奉命是从，如《改造我们的学习》在延安还没有得到重视时，北方局就已经认真学习了，后来学习的文件越来越多，有的大家还能背诵下来。可以说，如此日复一日地对中共内部人员洗脑，从毛思想和讲话到习思想与讲话，中共迄今没有停止。

1943年春，太行分局召开全分局的高干会议，时任八路军太岳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薄一波、太岳区委书记安子文对北方局过去的工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北方局执行了一条不但不敢发动农民，反而压制农民起来斗争的右倾路线。对此，北方局的领导人彭德怀、罗瑞卿拒绝接受这些意见，双方闹得不欢而散。

秋天，争论双方的主要人物都被调回延安整风。在整风运动中，彭德怀为此受到“围攻”，也就是他在庐山会议上对毛发脾气所讲的“延安整风，你操了我几十天娘，我操你几天娘还不行！”的由来。这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件大事。不过，当年的薄、安等人，并没有提到“百团大战”，因为那时候人们都认为打日本没有错，谁也不能说打日本打错了，特别是像“百团大战”这样的大战役，在前方，谁要是说它错了，这不就是汉奸思想了。但没人想到，这在毛看来，却是彭的一大主要罪状了。

彭德怀回延安后，身为北方局委员的邓小平成为代理书记，此时李新任组织科长。这时整风运动已经进入审干阶段，按照老毛的说法，审干以前，整风属于思想清党阶段；而审查干部、清除特务则属于组织清党。彼时在延安，康生7月在中央直属机关做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后，十多天时间就屈打成招了1400多个“特务”。为了加强反内奸的领导，还成立了一个刘少奇为主任，康生、彭真、高岗为副主任的“反内奸斗争委员会”。

受延安影响，接替彭德怀的邓小平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展开审干反奸斗争。彼时北方局负责整风的是邓、组织部长刘锡五等几个支部委员。10月下旬的一天，邓在做整风报告时，号召大家要和中共一条心，坦白交代历史上和现在的一切政治问题，如有隐瞒，后果自负。邓说话的语气和正在学习的文件《抢救失足者》的精神一样。

根据李新的记录，就在邓讲话的当天晚上，总政治部的的敌工部长张义权自杀了。第二天邓召开大会，宣布张义权畏罪自杀，党组织决定永远开除其党籍，并说像他这样以自杀来威胁党，是毫无意义的，而他自杀就说明他有问题，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大家要引以为戒。

可惜，中共对为自己效力的张义权自杀如此冷漠，对待自己所谓的“同志”如此残酷，并没有敲醒包括李新在内其他为中共卖命的人，即使李新认为张义权是不会有问题的，对中共是忠诚的。

就在这个时候，延安又发来一个针对领导干部的电报，内称：不要以为你们身边的同志都可靠，“说不定日特、国特就睡在你们身边”。李新一看就知道是老毛的口气。

刘锡五让李新看了电报后，便询问他是否有什么事还没交待的，李新表示自己的一切都交待了，并没有什么隐瞒。大概已经知晓延安发生惨剧的刘锡五遂警告他道：“有问题就趁早交待，没问题就不要胡说。”后来，也正是有刘锡五作保，李新的审查很快通过。

就在紧张的气氛中，一天下午，紧急集合的号声响了。然后传来命令：不用打背包，跑步到村后漳河边集合。人们到河边整齐地排队站好后，又传来一声命令：坐下，不准动！李新注意到，没有一个女同志来集合。

过了一会儿，有命令让大家都脱下衣服，并可以下水，但不许交谈。李新没有下水，他看到邓小平、刘锡五等负责整风的几个人，将每个人的衣服口袋翻来翻去地搜查，如看见信件或字条之类的东西，还凑到一起研究。等全部搜查完后，才叫大家集合、解散。

人们回到宿舍后，又发现自己的背包都已被搜查，所有的个人隐私都曝光了，有的是家人、朋友、爱人的照片和书信、包括情书都被弄乱了乃至被拿走了。至于写的稿件是全被拿走，片纸不留，而这都成为审查思想和行为的最好材料。

后来李新才知道，包括邓小平妻子卓琳在内的女同志之所以没集合，是因为她们被要求回各自的住所接受检查。上个世纪60年代初，李新才听说，1943年搜查女同志的情况，“真是骇人听闻，无法形诸笔墨。”也是，看看他们是如何搜查男人的，就可以想像几个男人去搜查女同志时的手段，而且打着“反特务”的名义，谁也不敢反抗，只能屈辱地接受。中共之邪恶再次可见。

更为恐怖的是，在李新的记述中，我们看到了与延安同样的整风场景：　　当年把审干追查称为“劝说”，由三四个人组成一个劝说小组，每个人劝说两三个小时，三四个人轮流劝说，被劝说者一天24小时都不得休息，其身体的疲乏和身体的紧张程度非身历其境者所能想像。所谓劝说，就是要你“坦白”，你坦白一点，他们再追问一步，一直要把你追问成“特务”才算了事。

为了要你“坦白”，他们有的可以跪在地上劝你。说只要坦白，就可以和党“一条心”干革命了，否则，你在革命阵营里永无立足之地。那时候，参加革命的一般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被称为“半条心”，敌特分子是“两条心”。无论是“半条心”还是“两条心”，都需要向党“坦白交代”，只要坦白交代了，才可以和党“一条心”，成为真正的革命者。

在北方局秘书处工作的杨公素就是这样被打成“特务”的，而这样的例子在北方局并不只这一例。

很明显，李新的回忆录中并未敢过多指责邓小平，也没记述人们被强迫脱衣后感到的屈辱，但北方局那些被冤枉成“特务”的，哪一个与他没关系呢？整风运动的始作俑者虽然是老毛，但中共党内的追随者，对于冤屈者，尤其被害死的冤魂，不也应该承担罪责吗？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2/10/29/n13855473.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