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的肃反运动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都是由共产党党魁发动的残酷的政治清洗运动，而迫害对象都是自己的“革命同志”。这其中有一个叫苏子元的人，他的人生中既经历了苏共的肃反，又经历了中共的文革；他曾被苏共以间谍罪等关押、流放了18年，回到中国后又被打成“右倾反党”分子 。其九死一生的经历，让人止不住一声叹息。

成为苏共特工 工作成绩斐然

苏子元1904年出生于辽东省辽中县，1925年在奉天加入中国共青团，后转为中共党员。1926年，中共哈尔滨特支改建地方委员会，苏子元被选为宣传干事。

1927年，共产国际向中共提出借调中共党员组建情报组，苏子元等5人被选中，他们被送到苏联列宁学校进行培训。三个月的学习中，俄国教师教会了他们一些军事常识，以及地形、地图的测绘方法。

自此，他们归属于苏共指挥和管理。苏子元作为苏共的特工被派回中国后，主要是搜集东北军和日本人在东北的情报。他们采用各种方法，将东北军和日军的编制、番号、武器装备、驻防和调动的情报，以及哈尔滨地区的军事设施、兵营和军需工厂等情报，传递到苏联。

1929年9月，苏子元又被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继续学习。学校秘书跟他说：“以后学校党支部或别人问起谁派你来学习的，你就说共产国际知道，别的都不必说，不要谈你给苏联红军工作过。”

在这里，重点教的是如何渗透和颠覆现政权的理论与实践，如：瓦解现政权的武装力量；各种游击战、巷战、爆破等战术；轻武器和自动武器的保养和使用技术等。

对于特工人员，还进行一些特殊技能的训练，如将秘密文件甚至是密码本完全记忆在脑中；还有如何向不同人介绍自己；多嘴的害处；对本国、他国同志的态度；如何通信；在公共场所的举止；如何向医生描述病情；个人物品的保管；谍报工作与照相等；甚至还专门学习《共产党员面临侦查和审判时应该怎么办》的课程。

1931年，苏子元正式转为苏共党员。同年4月，苏子元与朱少骅结婚，朱少骅是湖南武冈人，曾在武汉、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由王若飞派往苏联学习。

1931年暑期，苏军派苏子元到远东特别红旗军第四科工作，他在伯力接受了回东北建立齐齐哈尔地区情报网，设立秘密电台的任务。

九一八事变之后，苏共派遣了大批在苏联各地培训的中国学员回国投入情报工作，据苏联方面的数据，仅截至1928年，“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培养了1119人，中国部培养了462人，军政特别班培养了687人。”这些人都被派回中国，或协助中共，或协助苏共，从事对国民政府的渗透、瓦解工作。

1932年3月，苏子元在齐齐哈尔建立了以龙江医院为掩护的情报组，齐齐哈尔电台开始工作。龙江医院内院长、医护人员等都是地下特工，苏子元等人发展的情报人以“病人”身份住进医院，接受共产特工的培训，“出院”后，又各自发展人员，并建立了多处交通站。最终建成辐射沈阳、哈尔滨和靠近苏联边境的扎赉诺尔、二卡及绥芬河等地的情报交通网，通往苏联的地下交通线也扩展到六条。

1936年7月，苏子元在伯力又接受了新的任务，情报局长派西伯利切夫（苏子元）同志去华北工作。任务是以北平为中心在华北、内蒙、东北南部等地组织情报网，在北平建立电台与伯力联系，选拨工作人员送伯力培训，并在上海筹建对苏联的海运交通站，搜集华北国民党军队及日本驻军的情报。

苏子元以东北流亡难民身份来到北平，他时常在东北流亡学生中活动，还能够接近军界要员，工作开展得颇为顺利，他得到了来自莫斯科的电报嘉奖。

在苏联肃反运动中被关押、劳改和流放

1936年，斯大林在苏联发起了肃反运动，这场大清洗运动中约有130-150万人被判刑，几乎占苏共党员的一半，据估计，有30-40万人被处决。苏子元也成为这场大清洗运动的目标，此时，苏联红军总参情报局和伯力情报科的一些主要负责人已经在肃反中身陷囹圄。

1937年7月，苏子元接到苏联红军总参情报局驻中国使馆武官沙赫夫的通知，命令苏子元“一个人设法回苏联”。

由于当时东北进入苏联的交通线全部被封锁，从上海秘密去苏联的海上交通也被断绝，经外蒙从新疆去苏联又需很多路费。苏子元想了各种办法，最终他在武汉汉口拿到了苏联签证后，辗转广州到达香港，当他在香港登上开往法国的轮船时，已经是1937年12月23日。

1938年1月29日，他乘坐巴黎到明斯克的火车到达苏联边境。在明斯克入境检查时，他登记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和姓名：苏军总参情报局西比里切夫苏子元。当他到达莫斯科时，他看到的却是两名苏联内务部人员的冰冷面孔和严格的身份核实。当天苏子元就被押送到新莫斯科“红军之家”旅馆软禁起来。

1938年2月4日，苏子元被逮捕并送进卢缅科监狱。他将这里描绘成“僵尸陈列馆”，因为每个牢房里的人都一言不发，只是从服装上辨认出来他们大多数是军官和军政人员。后来，他被押送回了他多年工作过的老地方——苏联远东红旗军所在的伯力。

苏子元在回忆录中写道：“就这样，结束了我在苏联军队（红旗军）10年情报工作的历史。回顾这10年的工作，应当说是有成绩的，从个人单干独闯（1927-1929）到负责组织（1931-1937），在苏军总参情报局的档案中，成为有功绩的工作人员。正因为这样，才成为苏联肃反工作的对象。”

在伯力，苏子元被提上内务部的法庭，他发现自己遭到了几个人的栽赃和陷害，第一审是与伯力情报科副科长伊里亚沁克对质，第二审是与之前的同事范某对质，其在供词中将苏子元诬陷为日本间谍，苏子元怒斥对方，范某神色绝望，嗫嚅着说：“你，你以后也会这样干的。”果然，苏子元也被利诱要求为原远东红旗军总司令布留赫尔（加仑）等人提供假供词做伪证。

后来在流放时，一个远东红旗军的前军官告诉苏子元，布留赫尔（加仑）早叫契卡干掉了，据说他死在远东开往莫斯科的列车上。

1929年，以“中东路事件”为因由，布留赫尔（加仑）曾亲自指挥远东红旗军发动对中国东北多地的侵略战争。

1939年4月14日，在远东军司令部军法处的法庭上，苏子元终于见到了分别3年的妻子，他看到朱少骅苍老了很多，精神有些恍惚，总是以惊异的眼神盯视着自己。

检察官宣读起诉书，苏子元被无中生有地定了叛国罪、间谍罪等四大罪状。虽经苏子元逐条申辩并记录在案，但法庭还是宣布判处苏子元死刑，判处朱少骅10年徒刑。苏子元气得当场昏了过去，被冷水泼醒后，苏子元提出要上诉。

1939年6月11日，苏联最高法院军法厅将苏子元改判为15年，朱少骅改判为5年。

肃反运动高潮是在1936-1938年，数据显示，1937年被枪决35万余人，1938年32万余人，1939年4201人，1940年1936人。苏子元因路途艰难，辗转半年时间才到达莫斯科，而这也恰恰救了他的命，如果1937年7月能够直接成行，很快到达莫斯科，那么在当时混乱的局势下很可能就会按所谓“三人团”专政方式，不经任何法律手续被判死刑立即执行。

自此苏子元开始了劳改、流放生涯。先是在干斯克木材分公司的劳改营里修筑铁路支线、集运木材，他学会了瓦工手艺，并在木刨机床上失去了四个手指，又被派到伙房烧火。

1945年10月，苏子元被发遣到布拉茨克苦役营。这里关的都是判了重刑的犯人，周围是重重铁蒺藜的围墙和多个高高的瞭望塔，苏子元在苦闷、孤独、与世隔绝中，陷入神经病态中。

1952年9月4日，苏子元刑期终于结束，然而，期盼的自由并未得到，他又被关进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内务部的监狱，这里关的全部都是劳改满期的“自由”犯人。10月18日，他们这群有几十种国籍的百余“自由人”队伍，又被送到北叶尼塞流放区。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死了。苏子元在同伴的鼓励下，不断地给各部门写申诉信，并给中共驻苏大使馆写请求回国的信……1955年9月29日，驻苏中共使馆来信说，苏子元的回国申请已得到国内批准。

12月25日圣诞节，他接到了一纸通知书，上面写着：“撤销原判，恢复自由”。经过了在苏联18年的监禁、劳改和流放，面对这个时刻，他有点承受不了，瘫在椅子上半天才恢复过来，他问：“还有我妻子，她怎么样？”“跟您一样，自由了。”

1956年1月10日，苏子元在干斯克流放地的集体农庄找到了朱少骅，此时距离两人1936年分别已相隔20年。朱少骅1947年才离开干斯克劳改营，成了无国籍居民并在集体农庄劳动，苏子元看到，她跟自己一样，也老了，缺乏阳光的极地生活使她的脸分外苍白，眼眶下已经长出两只眼袋，眼睛里透出迟钝的光，木木地看着他……她收养了一名东北鄂伦春族的孤儿莉莉，孩子只会讲俄语。

反右和文革中继续遭迫害

1956年3月，苏子元带着妻子和女儿回到北京，他看到北京盛开的迎春花，仿佛刚刚历经了长期严酷寒冬的人迎来了春天一般，生活似乎洒满了阳光。他开始了国际电台对外部的编辑工作。

然而，这种生活并未持续多久。1958年反右运动开始，苏子元身边的不少人成了“右派”，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他写了一篇文章，提出了如何进入共产主义的步骤问题。

1960年1月，他因此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工作被停止了。

1965年4月，他退休了，但从单位拿到退休证之后，他又被送到甘家口街道接受监督劳动。

1979年9月，苏子元被平反。这是他第二次被共产党错判后平反。但他的妻子却没有等到这一天，朱少骅已经于1968年因心脏病发作去世了。

结语

中共从苏俄共产党处继承的不止是意识形态，更有党的斗争哲学和整人手段，以及独裁政权的暴力和谎言欺骗，苏子元九死一生的经历，更说明共产党的邪恶，不管是服从其高压统治的顺民，还是为其奉献终身的党员，最终都逃不过共产党的铁拳重击。

张菁整理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2/11/17/n13867901.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