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和大家聊一个人，他有多重身份：他是作家、诗人，文艺理论家，一生写过几百万字的著作；他也上过黄埔军校、国民党陆军大学，当过国民党的少校、中校、上校；同时，他还曾在中共的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过，被发展为中共秘密情报人员，为中共提供了国军的大量重要情报。

这个人，就是阿垅，原名陈守梅，浙江杭州人。1949年中共建政后，他当过天津市文协编辑部主任。

反抗10年后 被迫认罪

1955年，毛泽东制造了中共建政后的第一个全国性大冤案——“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同年5月28日，曾经跟胡风关系密切的阿垅，被以“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国民党特务”，“反动军官”三重罪名逮捕。

从1955年到1965年，他被监禁10年，期间从未按要求“低头认罪”，一直被审讯者认为“态度极端恶劣”。

但是在抗争10年后，1966年2月，阿垅突然又“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了。为什么呢？或许和一个人有关。

1955年，19岁的文艺青年侯红鹅，因为曾向阿垅请教写作，也被打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成为这个冤案中年龄最小的“反革命”。

在1966年对阿垅的审判中，侯红鹅被强迫出庭作证。当阿垅看到侯红鹅也被卷入时，他的态度变了。

侯红鹅后来对《南方人物周刊》回忆说：

当时，阿垅和我只有几步之遥。他的头发全白了，脸上那种永远和善的笑容不见了，皱纹己经僵硬了，目光变得凝重。阿垅坐在被告席上，好像已经没有什么愤怒了，甚至于给人一种平静的印象，比我还要平静。

我按照官方审定的证词讲了一遍，之后，法官问阿垅：“对于侯红鹅的证词，你有什么质问吗？”我显得有些紧张了，我想阿垅一定会向法庭争辩的。阿垅只说了两个字，“没有”，就再也不说话了。

法官宣读完判决书之后对阿垅说：“被告如对判决不服，可于×日内提出上诉。”

当时，法庭一片死寂，大家都在等待阿垅最后的申辩。但是，阿垅没有申辩，只说了一句：“我放弃上诉，一切事情都由我负责，与任何人无关。”

最后，天津市中级法院以犯“反革命罪”判处阿垅有期徒刑12年。

“可以被压碎 不能被压服”

判决之后，阿垅被投入上海提篮桥监狱。

1965年6月23日，他发现自己患了骨髓结核病，而且感到将不久于人世，于是给审判员写了一封长信。2010年，他的儿子陈沛向《南方人物周刊》展示了这封信的复印件，信中说：

“首先，从根本上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全然是人为的、虚构的、捏造的！所发布的‘材料’，不仅实质上是不真实的，而且还恰好混淆、颠倒了是非黑白。一方面歪曲对方，迫害对方，另一方面则欺骗和愚弄全党群众，和全国人民！因此，我认为，这个‘案件’，肯定是一个错误。”

“谎话的寿命是不长的。一个政党，一向人民说谎，在道义上它就自己崩溃了。并且，欺骗这类错误，会发展起来，会积累起来，从数量的变化到质量的变化，从渐变到突变，通过辩证法，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自我否定。它自己将承担自己所造成的历史后果，再逃避这个命运是不可能的。正像想掩盖事实真相也是不可能的一样。”

阿垅说，“从1938年以来，我追求党，热爱党，内心洁净而单纯，做梦也想不到会发生如此不祥的‘案件’。”

他还在信的结尾写道：“我可以被压碎，但绝不可能被压服。”

1967年3月15日，阿垅在监狱医院病逝，终年59岁。

阿垅为什么推翻自己的认罪

因为他不但没有“反革命”，还是替中共夺取政权立了大功的人。

参与审理“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的王增铎在他的回忆文章《还阿垅以真面目》中说：

1942年，阿垅曾托诗人绿原将刊载国民党部队编制、番号及部署地点的一包袱小册子带给胡风，由胡风转交中共地下党。

1947年，阿垅获知国民党对沂蒙山区的作战计划，连夜跑到上海通知胡风，胡风将情报转给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廖梦醒。

当年5月，沂蒙山区的孟良崮战役中，国民党74师全军覆没。在抗日战争中参与过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上高会战、长沙会战等诸多重要战役，立下过赫赫战功的军长张灵甫战死。

1948年夏，阿垅化名进入陆军大学研究院12期任中校研究员，后任国民党参谋学校中校、上校战术教官。只要有机会，他就通过胡风等人继续向中共地下党提供情报。

阿垅五次将从军校同学蔡炽甫处了解到的国民党部队军事调动、军队番号、驻地资料，告诉中共地下党员郑瑛。

1948年至1949年春，阿垅说服蔡炽甫，将蔡所知道的国民党有关军事布置、武器配备等资料通过熟人转交给中共地下党。

1948年冬，阿垅通过方然，向浙东游击区转交由蔡炽甫提供的浙江全省军用地图百余份。

这些事，其实在“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调查初期就已经查明了，但阿垅还是被打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

到底是谁要整阿垅？

不是别人，正是中共时任最高领导人毛泽东。

据《胡风的私人通信如何成了罪证？》一文记录，1946年7月15日，阿垅曾以隐语写信给胡风，说：“至于大局，这里一切充满了乐观，那么，也告诉你乐观一下。三个月可以击破主力，一年肃清。曾经召集了一个独立营长以上的会，训话，他的自信也使大家更为鼓舞。同时，这里的机械部队空运济南，反战车部队空运归绥。一不做，二不休，是脓，总要排出！”

1955年6月8日，在得到这封信后，毛泽东很高兴。他致信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说：“我以为应当借此机会，做一点文章进去。”

两天后，《人民日报》以编者名义给信下了这样的按语：“阿垅在一封给胡风的信里，对蒋介石在1946年7月开始的在全国范围发动的反革命内战‘充满了乐观’；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三个月可以击破’，‘一年肃清’；并对蒋贼的‘训话’加以无耻地吹嘘，说什么‘他的自信’‘使大家更为鼓舞’。阿垅把人民革命力量看做是‘脓’，认为‘总要排出’，并认为进攻人民革命力量必须坚决彻底，‘一不做二不休’！”

胡风在交代材料中，曾对这封信作出过详细解释。他说：“（当时）阿垅在陆军大学，有些同学在军界做事，（他）知道了信里所说的情况，就急于告诉了我。为了防止信被检查，所以用了伪装的口气。”

但是，胡风的解释没有用。当年中共情报工作的最高领导人周恩来，也知道阿垅为中共立过大功。但是，毛泽东要打倒阿垅，谁证明阿垅为中共立过大功都没有用。

毛泽东为什么要整阿垅？

因为阿垅跟胡风一样，在中共建政后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没有完全跪倒在中共强权下，还保持了一点传统文人的风骨。

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毛的这个讲话，到中共建政后，成为中共文艺工作的“金科玉律”。在毛发动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一批接一批的知识分子臣服了。但是，阿垅没有臣服。

据李辉的《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记载：1950年3月的短短一周内，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接连两次批判阿垅的文艺思想。3月21日，阿垅给《人民日报》寄去一封检讨信。很快，检讨信发表了，但事情却没有了结。有人写文章批评阿垅的检讨不能令人满意。

阿垅立即写了两万多字的答辩文章，寄给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周扬是谁？当时毛泽东文艺思想最权威的解释者。周扬将阿垅的稿子退回，并告诉他错在什么地方。但是阿垅不仅不改正错误，反而增加了文章的字数，把稿子又寄到《人民日报》，要求刊登，并声明不得改动。他还要求《文艺报》也必须刊登，理由是：《文艺报》转载了批评他的文章，必须给他“同等待遇”。

《人民日报》把阿垅的稿子退回，阿垅收到退稿后，毫不理睬《人民日报》的意见，在原有文章基础上，又增加了字数寄回去，《人民日报》又退回。阿垅收到退稿当天，原封不动地再寄往《人民日报》，还要《人民日报》“非登不可”。

阿垅如此不服，而毛泽东呢，则还以“不服不行”。

1949年前，中共给许多中国人，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做了许多承诺，声称要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很多人相信了中共的宣传，于是投奔中共、替中共卖命。

但是，中共建政后发动的一次又一次整人的政治运动表明，什么建立自由、民主新中国的承诺，都是假的。中共的专制、独裁超越了古今中外。

阿垅替中共卖命被中共整死的教训，值得今天仍在替中共卖命的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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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2/12/18/n1388725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