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堡小劳教 8岁“反革命”李久第的苦难人生

接上文：莫须有！一条“打倒共产党”的标语毁一生

附李久第对峨边县沙坪农场大堡作业区血腥的控诉书：

“大堡小劳教”的历史由“大堡小劳教”自己书写，这部始于一九五九年，由大堡作业区近三千少年儿童充当主要演员的连续剧最终以悲剧谢幕，他们幼小的生命长眠在峨边县大堡镇的荒山中，近三千条小驱壳谱写并成就了一篇对体制的起诉状。李久第就是这近三千个冤魂中的幸存者。

大约是在一九六○年，“大堡小劳教”们开始到峨边县的红花乡运粮，人都走不动了，全身浮肿者，远看就是一个小胖子，而瘦得不成人形的人就像一枝风摆柳，大堡山间的风如果稍大一点，绝对能将运粮的小劳教吹翻。

运粮工具很简单，一条单裤把裤脚一扎，两条裤脚分别放到两个肩膀上，装上玉米以后再在裤子的腰部拴上一条绳索，便大功告成，由于营养严重不良，下山时两只脚直打闪闪，但是运粮被大家视作机会难得，只要是还没有倒下去的人一般都会争着去，要知道，抓一把生玉米粒放进嘴里嚼，那是要多香有多香，要多美有多美。

大堡镇的山民，有些家庭有做玉米汤圆的习惯，把玉米磨成细粉，用水一阵调和，两手合拢再一阵搓揉就成了汤圆，在当时无需加糖，也没有糖加，要加也只有野菜，但这已经是不得了的了，在小劳教的心目中，这大概应该是神仙才能有的福分。

重庆小劳教李继光提出了一个心愿：我如果能吃饱一顿大米饭可以接受枪毙！宁愿做一个饱死鬼，不情愿这样长期挨饿，让我李继光这样长期饿着，实在难受！

啊！这条命就当真这么不值钱？只值一顿大米饭？

李久第才不得干！因为李久第饭量小，没有像李继光那样饿得难受。饿着难受，把肚子过度撑饱更难受，一九六○年，已经记不清楚是哪一天，善长打夜战（指晚上出去偷东西吃）的李功弟不知从哪里偷了一口袋红薯，大饱一顿口福之后，因为肚子撑得过饱，在床上疼得打滚翻斤斗，好在一个大通铺的小劳教都已经死得差不多了，两边起码几十米宽没有人睡，任由这个夜战王翻滚，翻滚进行中他好像说了一句话，意思是，放了两个屁好像要松活一些了，（四川话，肚皮就没有原先那样撑得难受了）翻来滚去，力气用尽，最终生命还是走到了尽头。就在那一年，大堡一中队严重减员。如果没有解放军部队派人来，将剩下的“大堡小劳教”背下山，继续这样下去，整个大堡作业区的五个中队恐怕都将成为无人区。

在我的记忆中，一九五九年下半年，初到大堡一中队的时候，曾经组织过一次参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到了距离大堡镇最远的大堡作业区八中队，这就不是记录片“大堡小劳教”中所描述的五个中队，而是八个中队了，真相是不是大量死人以后，由八个中队重新调整，成了五个中队，我本人不得而知，因为随后我离开大堡作业区到了打锣坪中队，打锣坪中队距离沙坪农场场部不远，与新坟沟少年中队遥遥相望，这个名存实亡的打锣坪中队当时就已经基本上是一个无人区，我到那里一看全队加上炊事班最多只有十几个人。

记得到大堡作业区八中队参观的主题是：八中队的大厨房用一两玉米面就能做出一个很大的发糕馍馍，这里所谓的很大当然是相对而言，不知道是加了什么膨涨剂之类的东西，反正炊事员和炊事员之间在互相交流，我年纪小，当时也不懂为什么一两玉米面就能做出一个大大的令人囗水直流的大发糕馍馍。

在我永远不能忘怀的记忆中，当时从一中队走到八中队把人真是累得够呛，因为身体虚弱得很，经不起累，不过那个时候还没有开始大量饿死人，到达目的地以后我看见大堡八中队黒压压一大群孩子，好奇的把我们这群来访者盯着，当时的我，大脑里曾经冒出过一个大大的问号：怎么会全部是小孩？八中队的那些小劳教肯定也会想：这么多小孩是从哪里来的？当然，随后他们也就明白了，这些参观者是大堡一中队的人，和他们身份一样，同属“大堡小劳教”。就在那一刻，年幼的我全然不知，这是中国的执政党刚刚从共产主义的鼻祖苏联那里，引进的洋玩意，要效仿什么“高尔基工学团”，还要成就什么“教育的诗篇”。

今天，岁月过去了五十多年，这黒压压的一大群孩子，幸存者能有几个？恐怕没有哪一个人能说得清楚，道个明白。教育的诗篇完全没有达到预想的结果，遭到了最彻底的失败！效仿苏联？为了效仿就拿万千的孩子开刀？我产生了这样一个联想：“大堡小劳教”的悲惨遭遇能被封锁半个多世纪，其它各个省照样能封锁，绝不可能只有四川才有小劳教，当时毛泽东的一个号令下来那应该是全国性的。一本叙事体小说看着不顺眼就让人靠边16年。观点不统一，看法不一致，就掀起一场全国范围的动乱。稍微有一点政治头脑的人，都能看出这个中缘由。

在“大堡小劳教”这一个群体中，每一个小劳教死去的时候都有一段故事，有的难受，有的痛苦，有的在睡梦中死亡，能在睡梦中死亡，小孩，算你走运。大堡的山路不像我家乡川西平原，爬坡上坎路很难走，从红花乡的山间小道爬上峨边至大堡的简易公路后，小劳教们都要稍事休息，这个时候需要解下脚上的防滑脚码，以便让脚掌放松，那已经只是一张皮包着的脚掌被防滑脚码一挤压，滋味可想而知，重庆小劳教管昌国就曾亲口给我说过“下过雨的山路，如果脚上不挂一付带铁钉的脚码子防滑，一溜倒下去也许就会再也爬不起来”，管昌国还给我说：“山城重庆就有这种脚码，走山区的泥路也需要这种脚码。”绑上这脚码虽然让骨瘦如柴的我，有些不舒服，并且有压痛感，但我记牢了这句话，小脚码经常是随身带，瘦得不成人形的孩子已经非常虚弱，如果因天雨路滑，谁能保证他一跤摔倒还能再爬得起来？其中的一些人因为脚上绑了脚码并没有被脚下的泥泞路面滑倒，但是往往会像中枪一样的直接倒下去，为什么？没有饭吃。

大堡红花乡的羊肠小道边，随处可见在背粮中走不动的小劳教，嘴里不停的嚼着生玉米粒，吃得唾末横流，在这个由生玉米粒给他带来的高级享受中，许多人吃着吃着就一命归西。再次到红花乡的村落里去运粮的时候，小劳教们已经有了更高级的吃法。董长福，重庆小劳教，据他本人说他是命不好，而哥哥命好，运气好，是一位解放军的空军飞行员，董长福性格外向，一天到晚喜笑颜开，大堡一中队这么严酷的现状好像对他没有什么大的影响，脸上还稀许有些红润，十来个小劳教和他站在一起的时候总让人觉得董长福是最壮实的，美中不足是董长福有一点暴牙，但是不很严重，有一天在运粮途中，董长福对我说：“我今天身上带有火柴，还有一个中中。”（搪瓷缸子）这有什么妙用呢？原来是躲进路边的一个背静处，用搪瓷缸子曝炒玉米花，燃料是就地取材的枯枝荒草，这当然就比生玉米好吃多了，许多人争先效仿。运粮途中对玉米粒的吃法逐步升级，运粮要经过一些住家户的旁边，曾经有人将玉米送给半道上的村民，由村民提供石磨，将玉米磨成玉米粉并加工成玉米汤圆，这种享受在当时非常不一般，记得我自己也曾经去沾了两次光，大家聚在一起穷作乐，吃得不亦乐乎，这家的女主人我们好像称她“杨妈”，这玉米能救命不假。

今天的峨边县到大堡镇的公路，从成都方向过来是过马嘶溪大桥后右转一直向前，大约五六十公里以后左转上山到达大堡镇，五十多年前需要穿过峨边县城，汽车再接着往山上爬，那是原先的老公路，八十年代中期我骑一辆70型摩托车从温江到大堡时仍然走的是这条老公路，路码表显示峨边到大堡的老公路是三十五公里，走老公路必须经过解放岗，这是大堡一中队的小劳教到红花乡运粮的必经之路，停下摩托车后，思绪万千的我，站在解放岗向红花乡的方向眺望，搜寻着曾经的记忆点，给小劳教们提供过石磨和玉米汤圆的那位中年妇女“杨妈”应该就在不远处，我走下老公路去寻找了一大圈，人没有找着，连房屋都不见了，这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是不是把这善良的一家也一囗吞了进去？我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这不正像谢贻卉导演说过的那句话吗——“历史消失得真够干净”！解放岗的公路边，那一片曾经是大堡一中队的小劳教，最喜欢仰面躺下休息的地方，八十年代中期，我第一次旧地重游，返大堡的时候，依然存在，景物依旧，只是那些当年运粮的小劳教，你现在在哪里？也许已经死去，不死也早已过了花甲之年。形如枯骨，面如尖嘴猴，满脸菜花色，青春年少之际的皮肤像老头子一样，这就是一九六○年“大堡小劳教”的真实写照。

“李久第，你碰上那个年代了！”这是宣布对我平反那一年，成都市温江区公安分局的局长候建川在他的办公室转角处碰见我时说的一句话。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呢？套用一句现在的流行语：“你懂得！”九十年代初，我再次骑着一辆70型摩托车来到沙坪农场，直奔当年的新坟沟少年中队，沿着盘山小道，摩托车一直爬到了当年只有一个简易蓝球架的小操场，搜寻着儿时的记忆，我步行一直往上走，记忆中的新坟沟少年中队的构成是一个操场坝，一个用稀泥糊的墙壁，上面盖有茅草的大通铺宿舍，操场的正中上方，是人称吕干事的吕兴龙办公室，加上大厨房，小厨房，还有新坟沟少年中队的中队长，张忠志的办公室兼住房，赵姓独眼龙事务长的住房，分队长的住房，这便是新坟沟的全部家当，小厨房的炊事员由家住双流县擦耳崖的陈麻子担任。

五十多年前的往事如今还留在我的记忆中，要让它消失不是一件容易事，这历史太刻骨铭心，这种不寻常的黒色记忆，它必然将随我的生命直到永远，直到进入坟墓。
留下这记忆你又能怎样呢？！……有人说“你能搬个石头打天吗！”

气喘虚虚，爬上了昔日的新坟沟少年中队，在我的眼前，新坟沟少年中队的遗址已经根本不存在，隠约可见当年的大轮廓，操场上，那块岩石依旧，整个新坟沟少年中队早已经是林木参天，和原先背后的原始森林连成了一片。

一种莫名其妙的心态，让我简直不能自己：林木可以参天，李久第只能入地。漫步山林，有我认识的野酒菜、猪必拱、灰灰菜、红耔、泡生。还有许多叫不上名的野菜，这正是当年救命的东西，像见到亲人一样的亲切，我用我的手掌将这些认识和不认识的野菜一一抚弄一番，人是情感动物吗？确实如此。

大堡作业区有人吃人肉，这不假，一九六○年下半年我就听说过，但是小小的我根本就不敢去挖尸，要去挖，要吃人，你得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要有足够的胆量，我不像十字坡卖人肉包子，开黒店的孙二娘，肯定没有这个胆量。第二，饭量很大，比任何人都饿得慌。我胆子小，个头小，饭量也不大，自有一套我自己的活法，我随身带有一把类似于“木匠专用工具”的铁片，走到哪里都能使用。洋芋挖过之后，由于许多人预先打了埋伏，故意留了一些在地里，我身上的小铁片这时就要派上用场。红薯挖过之后也要预留一些在地里，以便在适当的时候取用，洋姜本是泡菜类食品，但是洗净后放在搪瓷缸子内煮熟，一样能填饱肚子，就在最为紧张的一九六○年下半年，当我在大号搪瓷缸中煮芋头红薯的时候，那上面的泥土一如既往，我照样要把它洗得干干净净，不像其它小劳教，生红薯用手抹两下就要生吃，耗子肉用火烧得半生不熟也在吃，至于有人吃活老鼠，并把它咬得“吱吱”叫，并不是普遍现象，就算捉住一只老鼠，那肯定也是开膛破肚，用火烤来吃。曲膳拿在手里，两头各卡掉一截，用手把里面的稀物挤出，直接吞下肚，甚至有毒的菌类不进行仔细识别，也敢用搪瓷洗脸盆煮着吃，整个大堡作业区隔不多久就会有人被野生毒菌毒死，小劳教们只为填饱肚子，总想要一个肚子已经吃饱的感觉，这感觉真是害死人。

大堡一中队的上面有一个彝胞坪，我经常上去采摘一些野菜和红籽，还有猪必拱丶泡参之类能填饱肚皮的东西，认得一些彝胞，曾经有一次还幸运的用一条旧裤子换了一个大大的玉米烤馍，那玉米馍烤得焦黄焦黄，好香啊！其实在当时我那条旧裤子是换不了这个大玉米烤馍的，人家是可怜我这个远离爹娘，嘴巴又乖的小劳教，成年之后看了林彪的部队打长春的报导，这才知道彝胞换给我的那个大玉米烤馍的价值：长春被围困之时，国民党军队里有人用金条才能换得一些零星食品，一根金条还换不来一个大玉米烤馍，这玉米烤馍的价值可想而知。

太阳出来了，小劳教想感受阳光。

大堡一中队的小劳教凡是还能爬得动的都无一例外的要出来晒晒太阳，这时的大堡，说得确切一点是一九六○年的大堡，给人的印象仍然是像今天一样山青，水秀，蓝天白云，一中队正对面的三座尖尖山，能清楚的看见山腰偏上的那一条雪线，雪线以上的积雪在阳光的照射下发出一种只有雪山才会有的光芒，在画家的眼中，这一切呈现的是大自然的美。

不需要旅游季节，大堡任何时候都美景依旧，她，像一幅巨大的山水画将五十多年前的罪恶包裹得严严实实。

今天，当任何一个外乡人来到大堡的时候，眼前如画的山景和良好的植被都会给他留下美好的记忆，呵！荒野中的小劳教已经在这里沉睡了五十三年！

小劳教在阳光下爬行，像枯枝一样的手臂，大腿骨被一张皮包裹着，屁股尖尖的成了V形，什么叫不成人形，不成人形的人就是一九六○年大堡的小劳教。大堡作业区，沙坪农场，还有甘肃的夹边沟，这三个地方是右派和小劳教们这一辈子的伤心之地，尤其是沙坪农场，她同时还是一个巨大的右派集中营。我去过两次重庆的渣子洞和白公馆，实话实说，规模只能相当于沙坪农场的一个中队。

像狗一样趴在泥地上晒着太阳的小劳教，一边沐浴在阳光的温暖中，一边用鼻子在空气中嗅着，呵，那是大厨房的发糕馍发出的诱人香味，想吃吗？每人只有一小块。粮食不够吃瓜菜代，有足够的瓜菜当然很好，在那个年代，足够的瓜菜？你做梦去吧！人，一般都不会坐在那里等死，当然要去寻找一些野菜，那年月连野菜都不好找，整个大堡作业区不可能只有你一个李久第在找野菜，几千个“大堡小劳教”都在找，大堡的村民和彝胞也在找，肚子没有吃饱的人全都在找，这是一番怎样的景象啊，人们满山遍野搜寻着能吃的东西，骨瘦如柴的小劳教恨不得掘地三尺能挖出一个红薯来，人过之处，形同蝗灾。“红薯好吃，我很爱吃”，这是毛泽东说过的一句话，皇上都喜欢的东西，小劳教们当然就更喜欢，但是那要看你今天的运气如何，还要看你够不够卖力，走路打偏偏，小劳教们已经无力可卖。那些连床都起不来的小劳教，最后的命运是可想而知。

一九六○年的大堡作业区，饿脬遍地，满目凄凉，提倡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在这一年讲不下去了，整个大堡作业区没有任何形式的阶级斗争，甚至连一丁点阶级斗争的氛围也没有，晩上不学习不开会，小劳教们的半工半读更是名存实亡，批评和自我批评也行不通，因为没有任何人感兴趣，人，连坐都坐不稳了，还搞什么阶级斗争，一九六○年，整个大堡作业区只有极个别的中队开过斗争会，起因不外乎是哪个小劳教去偷了厨房一棵菜，或者是一个馍，被当场捉住了，仅此而己，在这样的场合，往往是小劳教连站都站不穏，斗争会只好草草收场。

由于全民饿饭，一切都乱了阵脚。曾经的大跃进和大炼钢铁，搞得来民不聊生，到处是小高炉，据说一九五八年这偏远的大堡山区也不例外，大搞人海战术，超英赶美，到处都是亩产万斤的水稻田，有许多地方甚至放了高产卫星，达到毎亩几万斤。

作为一个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的毛泽东，难道不知道一亩地能打多少粮？

亩产几万斤，遍地饿死人，这一奇特现象足已让世人稀嘘不已！我不想让“大堡小劳教”这段历史就此消失，作为当事人，希望这篇回忆录式的文章能刊登在“人物周刊”上，成为记者刘洋硕“重返大堡1960少年劳教往事”的姐妹篇。

李久第
二○一四年三月二十六日于成都
 “往事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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